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日军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难深重，举国人民奋起反抗，爱国保国、报国救国成为时代主题。文人们也蕴忧处变，奔走呼号，以笔为枪，足以廉顽立懦、刚毅近仁。南宋词人辛弃疾（号稼轩）本人的传奇经历、爱国精神，稼轩词的诗史性质、豪放风格，在战乱时期很容易激起共鸣，而广受文人推崇。一方面，战火频仍，文坛很需要稼轩一类兼具粗豪与细腻的词来“补史之阙”，纪家国之难，鼓动士气、增强斗志，宣扬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慷慨悲歌的稼轩词为“史外传心之史”，可用以忧虞家国，怆抚疮痍，悲愤其情。此时全国流行一股研究辛弃疾与稼轩词的风气，以及一股模仿“稼轩风”的填词风尚。此时的福建词坛，研究稼轩词者虽不多，但填写豪放词者不在少数，“虽到中年豪气在，夜眠醒、尚作闻鸡舞”“溯词流、辛刘豪放，寸心曾许”（陈守治《金缕曲·再呈武公，用前韵》），推崇辛弃疾的爱国热情、忧民情怀、英雄气概，他们的词展现了国家之难、民生之艰，也凸显了风雨飘摇之际的文人心绪，词作情感深沉痛楚、悲凉沧桑，词风慷慨豪迈、雄深雅健。

一、福建抗战词人

福建抗战词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郑祖荫（1872—1944），字兰孙，乳名维善，福建闽县人。中日甲午战争后，祖荫便开始重视开通民智，与闽清黄乃裳在福州创办《福报》，鼓吹革命。之后任汉族独立会会长，为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会长。1911年5月，参加福州起义，光复福州，并任参事员。1922年，被聘为福建省长公署秘书。抗战期间，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

黄展云（1875—1938），字鲁贻，福建永福人。留学日本时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秘书。1911年任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文书。辛亥武昌起义时，参与策划福建响应计划，参加于山战役。1919年，任中国国民党福建支部长，创办《福建新报》。曾任福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政务委员、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郑翘松（1876—1955），字奕向，号苍亭，晚号卧云老人，福建永春人。翘松曾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11月负责光复永春县，被推为永春县光复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开国大典。后任《汉潮报》主笔。日军全面侵华后，悲愤难已，口诛笔伐日军罪行。他重视教育，多次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筹募教育经费。

陈遵统（1878—1969），字易图，福建闽县人，民国时曾任国会秘书。

何遂（1888—1968），字叙圃，福建闽侯人，是辛亥革命元老，民国早期知名军事教育家和理论家。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广州黄埔军校教育长、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等职。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学衡，字浚南，又字众难，福建闽侯人，诗人、政治人物。庚白一生热心政治，14岁入京师大学堂，15岁创京津同盟会，16岁创黄花碧血社。后任国民政府众议院秘书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初为陈衍的学生，后与同光体派分道扬镳。

陈守治（1897—1990），笔名瘦愚，号乐观词客，晚号乐观翁，福建南平人。曾考入北平大学，因家贫辍学回乡教书，曾任南社闽集理事。守治一生并未直接参与抗战，但他拥有强烈的爱国忧民之心，为抗战者呐喊，为底层文人、穷苦百姓发声。

陈国柱（1898—1969），福建莆田人，是中国共产党福建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莆田党组织的创建者。

陈国桢（1898—1949），福建莆田人，别号榦侯，曾用名实为、亚清。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斗争，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黄兰波（1901—1987），笔名缘浚、阿兰，福建福州人。擅长绘画、美术理论，为福建学院教师。兰波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于福州，虽未涉足政坛，但以词体书写民国以来福州的政治史、民史、心灵史，沉重悲壮，故亦归为此类词人之属。

二、“大地干戈何日了”：忧国情怀

这一时期福建词坛感时溅泪，恨别惊心，尽多肝胆之作，弘扬“稼轩风”，发扬爱国精神。那些高呼抗战的词作多为现实主义，以文学的视角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国难民困，以词纪史。

福建词人对省内时事甚为了解，尤其对省会福州的时政掌握颇多，他们以词展现了近代福州的军政民生，堪称一部生动的地方史。黄兰波词多着眼于福州本地的时事，慷慨其情。1938年10月，侵华日军逐步南下，福州的军政长官纷纷逃离，黄兰波作《如梦令·设置南平行馆》一词，批判福建军政长官纷纷在南平设置行馆，欲放弃省会福州，完全没有破釜沉舟、坚决作战的勇气、决心。1941年4月，日军攻陷福州，黄兰波怆然成咏，以四首《忆江南》记录当时的情景。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难民无数，为状殊惨，而国民党当局竟熟视无睹，不予救助收容，黄兰波极为愤慨，作《偷声木兰花》一词述其惨状，并严厉指责当局的无能、残酷。1948年5月，福州发生水灾，黄兰波书其所见，愤愤不平于“富人得救，贫者江鱼葬”的不公平现象。

福建词人对时政的批评大多奋笔直书、直指要害，伤国事蜩螗。他们并不忌讳谈论国事，也不怕当局者的迫害，首先将矛头对准军阀。辛亥革命后，各系军阀林立、混战不断，人民深受其苦。福建因处于皖系、粤系等军阀势力的交叉范围，战争不断，受割据之害深矣。福建词人对军阀争权夺利、不团结一致矛头对外极为不满。郑祖荫希望割据即刻结束，其《浪淘沙·象棋》言：“割据几时终。欲问苍穹。言和未必果由衷。满望我军成战绩，车马攻同。”郑翘松也十分痛恨军阀之间为争夺弹丸之地而大动干戈，从而生灵涂炭、消耗国力的行为，其《金缕曲》（警耗传烽炬）写道：“休叹桃源弹丸地，一任么么割据。那四海、有谁净土。乱世英雄留铜像，费生灵、无数头颅铸。”“蛮与触，何须数”（郑翘松《贺新郎·酒酣赋呈家骏甫》），触蛮之争致伏尸百万、血流成河，何等可笑、可恨。

福建词人的唇舌之炮也集中在国民政府。词人们严厉苛斥国民党当政期间的种种恶行，指责他们一面残忍迫害共产党员，一面一度采取不抵抗或消极抵抗日军的政策，又一面奢靡享乐、作威作福，不顾百姓死活。陈国柱《雨霖铃·吊香港九龙》记录了香港沦陷前，孔祥熙派专机接走儿女及爱犬，有某教授请附机脱险被拒绝一事，无情地揭露了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自私自利、腐败无能。1926年9月，军阀特务枪杀共产党优秀爱国青年，黄兰波作《徵招·挽翁良毓》，第一时间控诉特务的残暴行径。他以为外敌当前应团结统一，一致对外，不应同室操戈、杀害同胞，“内忧外患相煎急，神州有如羹沸”。林庚白《水调歌头·闻近事有感》一词讽刺更加深刻、犀利，词为：

河北不堪问，日骑又纵横。强颜犹说和战，处士盗虚声。拚却金瓯破碎，长葆功名富贵，草草失承平。岂独岳韩少，秦桧亦难能。

尊国联，亲北美，总求成。横磨十万城下，依旧小朝廷。古有卧薪尝胆，今有金迷纸醉，上下尚交征。安得倚长剑，一蹴奠幽并。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是国民党仍奉行消极的抵抗政策，妥协退让，词人对此十分愤怒，写下此词。词的上片第一句即陈述了日军侵占河北，又不断南下的残酷事实，而国民党当局只顾自己的功名富贵，竟然“强颜犹说和战”，企图以妥协退让求得和平，企图偏安一隅。下片直指国民党投靠美国，成为偏安南方的小朝廷，不知勾践“卧薪尝胆”，却只知“金迷纸醉”，贪图奢靡享乐。词人对这样的政府失望至极，“安得倚长剑，一蹴奠幽并”，立志要坚持积极抗战，收复中原。

国民党高层当局者不抵抗、不作为，而下层的官员亦上行下效、尸位素餐，愧为百姓的父母官。黄兰波《偷声木兰花》记载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词人当时客居闽清，亲见过境难民络绎不绝，扶老携幼，冻馁露宿，有的毙死路旁，凄惨无比。而闽清县当政者熟视无睹，不顾同胞死活，不予救助收容。词人愤慨之情浮于字表，词为：

长空嗷雁颓阳瞑。宿处今宵还未定。行色仓皇。襁负扶携似赶羊。

穷黎无告家山破。邻邑旁观任冻饿。衣锦烹鲜。谁念流亡愧俸钱。

与国民政府统治者的迫害同胞、无能懦弱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能保卫祖国，坚持抵抗，坚决打击侵略者。陈国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曾担任中共闽南地委云霄地区交通站负责人，协助闽南党组织和闽粤赣边区纵队多次粉碎敌军的“清剿”行动。1949年解放前夕，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活埋。他生前对国民党残害同胞的行径颇为不齿，其《长相思·1929年赠武装同志陈君》言：“当道匆匆尽虎狼。摄螳螂。捕螳螂。飘忽金丸出紫囊。莫教黄雀扬。”1929年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正浓之时，此时词人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联络员，通过统战关系运送战争物资，并多次利用主编《商报》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爪牙的尖锐残忍。此词把当政者比作虎狼，把特务比作想捕螳螂的黄雀，把革命者比作孺子，要革命者惩治特务，防它害人。黄兰波则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大加鞭挞，而对游击队称赞有加。其《六州歌头·一九四一年六月》一词记载了词人泊舟尤溪时的见闻，当时“榕城陷，无血刃，数师万，竖降旗”，国事蜩螗久，国民党当局只知“蛮触斗，豆燃萁”，对国内的革命者大下屠刀，而对日军不战而败，将虎门之险、马江之隘弃之如遗，对福州沦陷负有不可否认的罪责，“独裁政，山河破，最谁尸”。与之相反，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在华北、功绩弘恢。更东南各地，游击奋声威。赖挽倾危”。黄兰波又在1945年7月夜泊舟水口时，听到船夫们谈论去年游击队在隔江击败日军的战绩，顿时高歌一曲《忆秦娥》，盛赞游击队员，词为：

孤舟夕。荒江闻有沉沙戟。沉沙戟。去年此地，战争遗迹。

素餐辜负山河责。农民奋起齐杀敌。齐杀敌。蝦夷惨败，失魂亡魄。

不仅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大事激起词人们的爱国热情，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也唤醒词人们的忧虑。陈国柱诚挚凭吊港澳同胞“念港澳、良友同胞，困苦艰难痛磨蝎”（《雨霖铃·吊香港九龙》）。而早在香港沦陷之前，林庚白就曾到过香港，对香港“用夷变夏”的情形表示担忧，对“更偏安、江左堪怜”的国民政府的不作为表示失望，同时词人又急切希望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早日回归祖国，“丧邦异日，互市何年”（《扬州慢·香港湾仔楼望》）。此外，福建词人放眼全球，对国际大事也较为关注。1943年的珍珠港事件，1943至1944年的苏联冬季大反攻等都在词中有所反映。他们批判日军的残暴，“日寇忽披猖。毒焰飘扬。烘天炮火漫遐荒”，期望全世界的人民团结斗争消灭敌人，“抗敌必须齐努力，捍卫边疆”（陈国柱《浪淘沙·时事》），最终实现全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

三、“关河满目凄凉”：末世情殇

此时的福建词人更真切、深刻地嗅到国难当头的民族危机和政府衰颓，破败气息空前严峻，末世情结尤其浓烈。他们普遍感叹繁华如梦，郑翘松言：“繁华如梦，怅临春结绮、芳菲都歇。”（《念奴娇·金陵怀古，和叶云卿》）盛世之春一去不复返，处处皆是衰颓落寞。郑祖荫亦言：“怅风流云散，繁华消歇。江山频年悲旧雨，海滨几度看秋月。”（《满江红·用康与之体并步元韵》）这种乱烟衰草的颓败如同日暮黄昏、夕阳西下之景，因而词人词中黄昏、落日等意象比比皆是。林庚白《喜迁莺·春尽日感怀》言：“废兴满眼，江山萦孤抱。又及斜阳，心头幽恨，肯向渠侬轻道。”《满江红·秣陵感怀》又言：“看几许、乱烟残照，旌旗如织。”郑翘松远眺故乡，所见也是暮气沉沉（《玉抱肚·晚眺》）。何遂途经南京，昔日的都城也是“白下斜阳，惊满目、江山无恙”（《满江红·与虞琴同离南京》）。黄兰波晚眺南平延福门码头，所见也是“斜阳如血带余腥。破碎江山草木兵”（《阑干万里心·一九四一年六月》）。

在这样的末世之中，福建词人辗转流亡，备尝人间的辛苦，就如黄展云在《浪淘沙·哭亡父》一词中所感受到的：“世事总荒唐。漫自商量。云烟变幻太无常。真个人生皆是梦，梦也须长。”在“山河寸寸伤心地”之中，“长恐优游是梦中”（林庚白《梦春日与亚子游，醒而有感》），更能体味到世事如梦的人生虚幻感。

末世也是乱世，“炮火侵宵闸北焚”（林庚白《沪居书中日战事所感》）、“道左谁哀亡国隶”（林庚白《国历一月十一夜起，自静安别墅步至赫德路，书所感》）。混乱不安的时代，身如浮萍，命如草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个人命运的急转直下，正如林庚白所深深感触到的“身如枯叶不胜风”（《浣溪沙·译法国诗人卫廉士秋辞》）。作为一名普通教师，黄兰波时常有“萍寄”之叹。在福州陷落之后，他到处奔波流浪，对流亡的艰险深有体会。其《莺啼序·北征与南归》一词具体展现了词人的流亡过程，以及流亡中词人的情感状态。词为：

神州陆沉莽荡，染江山血泪。遍烽火、华北东南，叹息吾土余几。等儿戏、将幡次第，关河险塞崇朝弃。在平时，鱼肉人民，狠同鹰鸷。

去岁榕城，不战陷落，望家山雪涕。在梅邑。风鹤频惊，隔江笳鼓盈耳。挈妻孥、仓皇北徙，冒炎暑、流离颠沛。浦城郊，赁得鹩栖，权为萍寄。

经年倦旅，镇日牢愁，峭栏怯徙倚。问眼底、故园多处，梦绕亲舍，目断南鸿，寸心如痗。生徒讲诵，朋侪酬唱，登山临水渔樵话，解烦忧、聊藉诗书慰。东涂西抹，挥毫睥睨当筵，醉墨辄换薪米。

危巢警燕，頳尾怜鱼，倏浙中变起。又率眷、千峦徒步，茧足南归，辄阻风飚，复穷帆轡。嶔崎险径，荆扉蓬藋，晨起晡宿凡匝月，幸全家、无恙兼悲喜。依然财虎磨牙，涂炭公私，黎元殄瘁。

1941年春，词人客居闽清，任教于福建学院附中。当年4月，日军攻陷福州，闽清危急。词人携亲眷随校离开闽清，迁往闽北浦城。次年6月，日军侵犯浙江金华、江山、广丰等地，浦城与其接境，可听到炮声轰轰。学校决定又迁回闽清，但是交通工具全被国民党军队截留，只能徒步南奔。词人一家七口，最小的只有5岁，离开浦城，风餐露宿，溽暑长征，徒步一个月，终于抵达家中。此词第一阕交代了这两次流亡的背景，对日军极为痛恨，对当局统治者极为不满。第二阕到第四阕描写了这两次流亡的详细过程，表现流亡的艰险，战争中百姓的辛酸，“堪哀浩劫，血泪洒川原”，堪称一部个人的乱世流亡史。

四、“天下英雄君与操”：英雄情结

作为革命者、爱国者，此时的福建词人并未沉湎于自伤自怨之中而不可自拔，他们并非那些“食肉辈，益骄奢，袖手看亡国”（黄兰波《蓦山溪·从闽清往浦城途中》），也不是那些“杂歌笙。到天明”，焉知亡国恨的“文娼妓，武流氓”（黄兰波《江城子·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嗟华夏，极目兵戈满地”（陈守治《摸鱼儿·陈柱尊教授工章草》）之余，更欲大显身手、有所作为，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福建爱国词人英勇无畏、一往无前，具有英雄气概，以词壮怀，如稼轩词一般“大声鞺鞳”，以达到警醒世人、廉顽立懦的效用。黄展云以为中华儿女是英雄的儿女，“浇尽英雄气概，换来儿女心肠”（《西江月·游兴安飞来石》）。郑祖荫哭悼友人王政常，以为其“念平生、党国事奔驰，多勋绩”（《满江红·挽王政常》），为国为民甘为孺子牛，死而后已。英雄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写词也是为了壮大气势，鼓动人心，团结国民一致对外，奋勇抗争。陈遵统的《满江红·救国歌》也是声大如钟，词为：

棢鼓鼕鼕，五千载、催开大国。念囊昔、轩辕神武，荡平南北。整顿家居非易事，艰难来日频相逼。展陈编、雒诵汉唐明，添颜色。

民权立，资群策。边氛亟，须群力。有先民遗烈，国人矜式。砥柱中流须共矢，神州陆沉只谁责。看吾曹、赤手挽狂澜，摧坚敌。

此词为救国而作，上片追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为祖国的尚武精神而自豪，“棢鼓鼕鼕”指黄帝时的十章棢鼓曲，均雄壮绝伦。下片言全国上下应团结一气，“吾曹”更应力挽狂澜、奋勇杀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福建爱国词人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极强，不断呼唤英雄，也立志成为英雄，收复失地，赶走侵略者，并让祖国站起来、富强起来。他们自诩为英雄，有补天之志。郑翘松常在词中展露其统一祖国之志，如“看天然图画好江山，须留得英雄”（《八声甘州·辛亥春，登绍兴望海楼，感赋》），“谁挽银河水，洗出蓟门秋。……安得补天手，重整旧金瓯”（《水调歌头·庚戌都门感赋》），“问宇内，谁健者”（《贺新郎·正阳门外遇大雨还寓，即事》），词中刻画了一群为补天缺呕尽热血也在所不惜的英雄人物。林庚白也在寻觅、实现英雄之梦（《满江红·秣陵感怀》），期待“安得倚长剑，一蹴奠幽并”（《水调歌头·闻近事有感》）。何遂也有“与子文章通性命，有约金瓯同补”（《念奴娇·柬醇士》）的远大志向，并坚决抗战。1937年11月，何遂与生死之交吴石（1894—1950，字萃文，又字虞薰，号湛然，福州人，国民党陆军中将，中国共产党烈士）同离南京，共赴武汉举抗日大业，气势决绝地写下《满江红·与虞薰同离南京》，词为：

白下斜阳，惊满目江山无恙。谁过问：梁空燕去，乌衣门巷。戎马秋郊清角怨，龙蛇大陆哀歌抗。凭唾壶击缺肯勾留，骑驉往。

铁甕城，何苍莽。秦淮水，休惆怅。正纵横胡骑、谁堪乘障。半著已教全局误，大言不自今朝诳。抚无弦谨上且羁迟，吾犹壮。

“纵横胡骑、谁堪乘障”，词人和友人自告奋勇，“吾犹壮”能抵御外敌，守护家园，做保家护国的英雄。

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繁华消逝，夕阳西下。一些词人欲使国家重新自立自强，在词中常使用“系落日”的意象，欲以一己之力挽救国破民困的祖国。郑翘松多次写道“愿引长绳系日脚，莫放阳鸟飞去”（《贺新郎·酒酣赋呈家骏甫》），“但挼绳挽得、西去日，不愁惊倒，世间儿女”（《玉抱肚·晚眺》），“天寒日落，只绳床、甕牗暂留君住”（《留客住·古驿》）。挼绳系挽落日，奇特的想象是英雄儿女救亡之心的外化。然而，绳子何在？何人去系？这些又正是无数志士仁人所苦苦思索、不断追寻的。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市县志指导处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