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见定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实现这一文化使命，离不开文化自信。

自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时代课题，迄今已有十余个年头。文化自信有多重要？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中便可感知：“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是基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提升到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其成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定位。

那么，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深刻回答了这个问题：“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由此可见，文化主体性及其赖以建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根本依托。

一、关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指特定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和独立创造，是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文化主体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为历史自觉、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清代龚自珍《尊史》有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其《古史钩沉论》又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足见史之无价、尊史之紧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如今一些中外学者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既不全面也不客观，是大汉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不论是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还是近代之前其他历史时期的“外族入侵”（包括蒙元灭宋、满清灭明），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华夏民族，却在文化上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反被华夏文明同化，胡汉逐步交融，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过程恰如乱石击水，虽掀起万丈狂澜，搅得“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但很快石沉大海，反为水纳，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大洋中而成其一部分。

近代的日本侵华，情形和性质则与前不同。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奈何小小岛国地贫物乏，犹飞禽困于笼、走兽囚于柙，极大束缚了日本帝国的进一步发展，举国上下亟欲对外扩张，开疆拓土，掠夺资源，殖民海外。对一衣带水、地大物博的泱泱中华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已磨刀霍霍、凶相毕露，整日“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然而，为了掩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本质，日本很早就开始在文化上大张旗鼓地为侵华战争寻找理由和借口。

早在隋唐时期就以中华为师、主动寻求汉化的日本，到了近代却以中华文明的正统自居。江户时代，日本幕府的儒官提出“华夷变态论”，认为满人入主中原实现明清鼎革后，中国已沦为夷狄，华夷关系易位，中华文明的正统已转移至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旧秩序已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新秩序。这就为二战时期日本妄图构建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埋下了伏笔。20世纪初，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提出“中国文明停滞论”；30年代，以秋泽修二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学者又抛出“中国社会停滞论”，妄称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就必须依靠外力打破循环。各种“中国停滞论”粉墨登场、甚嚣尘上，正好同日本右翼思想家德富苏峰大肆宣扬的“大日本膨胀论”一唱一和、沆瀣一气，疯狂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其为日本侵华战争寻求合法性根据、粉饰和掩盖侵略罪恶本质的丑恶用心昭然若揭。

从中日甲午海战始，日本在东亚的一系列侵略扩张、穷兵黩武的野蛮行径，无不昭示其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无不显露其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亡我之心。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和破坏，更妄图在文化上进行同化和奴役。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陷中华于亡国灭种之危——亡的是中华民族的国，灭的是中华文明的种。

由此可见，蒙元灭宋、满清灭明与日本侵华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军事征服实现政权更替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后者则是帝国主义对主权国家的殖民侵略；蒙元和满清虽推行民族政策但尊崇儒学、尊重并接纳汉族文化，日本却对中国实施严酷的文化摧残和疯狂的资源掠夺。如果缺乏高度的历史自觉、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就容易混淆内部王朝迭代和外部殖民侵略的本质差异，进而严重扭曲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幻想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后也终将被中华文明同化，从而陷入投降主义的泥淖。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歪曲历史事实，企图利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分化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以此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和抗战凝聚力。在扶植伪满洲国时，日本声称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摆脱汉人控制而独立”；而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日本则推行“以华制华”政策，鼓吹“反清复汉”的论调，宣传日军是来“帮助汉人推翻满清余孽”“解放中国”，恶意曲解和利用中国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其恬不知耻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1938年日本陆军省《战时宣传方策》提出：“应利用支那（指中国）内部之民族问题，如汉满矛盾，使其自相分裂。”1939年日本官方研究机构东亚研究所《支那民族问题研究》提出：“支那历史上‘驱除鞑虏’之口号，可用于我方向汉人宣传，使其视皇军为解放者。”日军占领广州后，在街头张贴标语：“恢复中华，驱逐赤俄（指苏联）与英美势力！”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积极配合日军宣传，汪伪《中华日报》宣称日军是来“帮助汉人摆脱英美殖民和满清余孽”。汉奸组织“东亚联盟”也大肆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共同驱逐西方势力”。这些都是对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历史事实的无耻亵渎。

对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全民族抗战，揭露日军宣传伎俩，1938年在《新华日报》刊文指出：“日寇妄图以‘驱除鞑虏’之旧词欺骗民众，实则欲灭亡我整个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党蒋介石1939年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也指出：“敌人处心积虑，欲以挑拨我汉满蒙回藏之感情，分化我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遂其‘以华制华’之毒计。”其他民主党派亦提案指出：“敌人利我之分裂，而不利我之统一，利我之摩擦，而不利我之团结，乃利用‘以华制华’之阴谋，肆其挑拨离间之毒计，冀我内部发生问题，以便利其侵略野心之实现。”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日中战争全史》中指出：“日军在华北、华中宣传中，曾尝试利用‘汉民族主义’口号，但未能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中国学者王奇生在《抗战时期日伪宣传研究》中也指出：“日伪在沦陷区篡改‘驱除鞑虏’口号，试图制造‘日军助汉反满’假象，但效果有限。”

如果缺乏高度的历史自觉、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就无法认清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就无法挫败日本侵略者分化中华民族和分裂中国的阴谋诡计，就无法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全民族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从文化上看，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将使中国最终丧失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极大地增添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无不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美典雅；“十三经”“二十四史”《唐六典》《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儒藏》等经史典籍，无不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广博精深；《黄帝内经》《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授时历》《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科技巨著，无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灿若繁星……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应当从内心深处自觉地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到无比自信和无限自豪。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发端何其长远，底蕴何其深厚。从原始符号到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再到现代汉字，或龙飞凤舞，或笔走龙蛇，或铁画银钩，或仙露明珠，一笔一画都讲究形、神、韵之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都曾长期使用过中国的汉字，尤以日本为突出典范，日本至今仍在使用汉字，而且日本语的平假名源于汉字的草书，片假名取自汉字的偏旁，日本语的许多发音还同中国古代的吴语发音相近，可见中国的汉字对日本影响之深远。虽然这些国家有的已全面废除汉字，有的仍保留但限制使用汉字，有的还在试图“去汉字化”，但都改变不了汉字曾是其官方文件、历史文献和科技领域的规范用字这一历史，也无法否认懂汉字、会汉语是有文化、有学识的身份体现这一事实。废除了汉字，就切断了历史文献等古籍传承的历史连续性，就失去了同以中国为核心的汉字圈国家的文化共通性，这是“去汉字化”国家不得不经历的抽筋剥骨般的精神阵痛。

文字如此，语言更甚。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至1945年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窃占台湾长达50年之久，其间严酷摧残台湾文化，严禁使用汉语（国语）及台湾闽南话（方言），全面推行日语奴化教育等殖民政策。然而，在日本侵略者铁蹄和屠刀下艰难生存、被日本统治者歧视为帝国“下等皇民”的台湾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原本身份。借用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来形容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民的心境，那是再恰当不过的：“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台湾抗日将领李友邦将军的夫人严秀峰在《台北芦州李氏古厝沿革简介》中记载：“至台湾光复当日，李氏族人率先创办国语补习班，免费教授国语，乡人闻风而至者众多……足见台湾同胞热爱祖国之爱国精神。”1948年编纂的《中国教育年鉴》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过去五十年间，日人在台施行其日本‘国语’教育，可谓得到惊人之成功，也可谓完全失败。日文日语几乎完全代替中国之汉文汉语，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复以后台湾同胞立刻对日文日语表示厌弃，而急切要学习祖国语文，此即日人之失败。日人之成功，由于其方法周审而毒辣；而其失败则因为无法攻破台湾同胞之‘心防’。日本人仅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心。光复以后，台湾一般同胞在语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个受骗之儿童，被治成哑巴，忽然返家，见亲人，喜之欲狂，而干哭，有言而不能语。”台湾人民痛失母语之苦及复得母语之喜，跃然纸上。

可悲的是，在中国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几乎遍布全球，“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的当下，一心谋求“台湾独立”的台湾当局却逆时代潮流而动，一意孤行搞“去中国化”，妄图从历史文化上割裂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删改课纲，利用课纲“手术刀”对中国历史进行文化阉割，大幅删减中国古代史在历史教材中的比重，这些已是台湾教育“去中国化”的惯用伎俩。近日，台湾当局又抛出以“文化台独”为核心的“团结十讲”，不仅重弹“台湾台语”旧调，将台湾闽南话称为“台语”，自欺欺人地将所谓的“台语”同闽南语割裂开来，企图通过制造语言隔阂来构建和强化“台独认同”，还别有用心地曲解“南岛语系起源说”，对台湾少数民族起源问题指手画脚，妄称台湾少数民族起源于台湾本土，与中国大陆无历史关联，并嘲笑台湾“原住民”回中国大陆寻根祭祖，同时还将占台湾人口总数达96.2%的汉族改称“其余人口”。这一系列数典忘祖、无知无耻的言行，其“醉翁之意”在于突出“台湾独立性”，打造台湾是“独立文化实体”的假象，妄图在历史文化和少数民族问题上为其精心包装的“去中国化”再抹上一层自我麻痹的酒精，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遭到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的炮轰和质问：“你的语言哪来的？你的血缘哪来的？”讽刺其应“自己先回福建认祖归宗”。

台湾当局执迷不悟搞拒统谋独，却也紧紧抱着“中华民国”的牌位不愿丢弃、不敢丢弃；“台独”分子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却对中国大陆的“关公”“神农大帝”等神明（尤其是福建的“妈祖”“保生大帝”等）虔诚信奉；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可以主观地拔掉赖以生存的文化之“根”、抽掉自身通体的文化之“魂”（如此与“自宫”之人、行尸走肉何异），却改变不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也改变不了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嘴里讲的是中国人的话（一些张嘴就是“高级”外语、自绝于汉语之外的人除外）。

与台湾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三、关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为目标，体现革命斗争精神、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体现时代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回应的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回应的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前提和精神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逻辑延伸和形态拓展，二者既有历史传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中国精神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核。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伟大建党精神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形成了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坚如磐石的信仰，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前仆后继、矢志不渝，用青春和生命忠实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革命精神丰碑，留下了一座座宝贵的红色文化富矿。这样的革命英烈不胜枚举，仅以1935年夏先后牺牲、时年均为36岁的两位革命先驱为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次年2月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遭受了敌人的轮番拷问和利诱，却从未出卖党和革命同志，从未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利用生命中所剩无几的时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不适合做“党的领袖”，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在同这个“美丽的世界”永别前，他留恋的是“我最亲爱的人”和“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他在《多余的话》里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长汀的豆腐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后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6月，走向刑场的路上，他独坐亭中自斟自饮，泰然自若：“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沿途高唱《国际歌》，行至刑场，席地而坐，淡淡地说：“此地甚好，开枪吧！”微笑饮弹，从容就义，耳旁似乎响起自己的绝唱《卜算子·咏梅》：“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征战，次年1月不幸被俘。在那个并不可爱的年代，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和砍头杀身的威逼，一向过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的他始终不为所动，用敌人劝降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母亲”一词在其中的九段话里着墨多达62处，可知他对中国“母亲”怀有多么深沉的爱。他觉得“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以致变成“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的“叫花的婆子”。面对“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中国，他虽内心苦楚，但神情刚毅，坚决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8月，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只留下“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遗言在天地间回荡：“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进入新时代，“可爱的中国”已发展成走向世界、拥抱全球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组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昂扬的精神姿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世界发展，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同时，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结语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事关国家前途命运、民族发展进程和人民利益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必须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宣传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