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战时及战后，一批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既包含了亲历者从不同视角对那段峥嵘岁月的生动记录，也深入揭示和反思了战争的残酷及历史教训，同时还对关键人物和英雄事迹进行了生动刻画与深情讴歌，发出了对和平发展的真诚呼唤。它们不仅还原了战争的细节，更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

具体而言，与中国抗战相关的传记作品，很多由抗战亲历者、见证者撰写。这些作品或聚焦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将领、烈士，或记录普通民众的抗战历程，兼具真实性与感染力。例如，冯玉祥于1944年出版的《我的抗战生活》，以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4年的抗战经历，包括奔走呼吁“全面抗战”、训练军队、组织民众抗日团体、参与正面战场作战以及与各界人士合作救亡的细节，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消极抗日现象，展现了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的抗战决心，是从正面战场将领视角出发的重要传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团结抗日的风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7年出版的英文版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通过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的专访，刻画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抗战理念，同时记录了陕北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展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真实面貌，是世界范围内了解中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的重要启蒙读物。它将中国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深刻影响了无数海外人士对中国的认知。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相关的传记作品，则多由反法西斯阵营的领袖、将领或记者撰写，涵盖了欧洲、太平洋等战场，部分作品还涉及与中国抗战的联动，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性。比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以个人视角与官方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记录了国际局势的演变，详细描述了纳粹德国的崛起、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太平洋战场协同作战等关键事件，是二战领袖传记中极具权威性的作品之一。书中提及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认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为太平洋战场争取了时间，其对中国战场的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罗斯福》，聚焦于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推动美国从“中立”转向“参战”、协调英美苏“三巨头”同盟、支援中国与苏联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等内容，真实还原了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转变，揭示了通过《租借法案》中国抗战获得国际支援的情况，是研究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联动的重要资料。一些苏联记者和作家笔下的斯大林传记，不仅有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还提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1937年-1941年派遣志愿航空队支援中国空军，补充了东方战场与欧洲战场的联动细节。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撰写的《麦克阿瑟回忆录》则重点描述了太平洋战场的关键战役以及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的过程，提及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联，肯定了中国抗战的全球意义，被史学界视为研究二战后期“亚洲战场收尾”的重要参考。

这些传记或纪传体作品，不仅记录了具体人物的抉择与牺牲，更揭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本质。它们并非冰冷的史册编年，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命记录，以独特的方式诠释和传递着那段历史中蕴含的磅礴力量。

首先，这种力量体现为以笔为剑，刻录真相，让历史永不断绝，无惧时光磨洗。一切法西斯主义的罪恶，皆始于谎言与遮蔽，而铭记与揭示真相则是抗争的第一步。《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成功突破重重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坚韧不拔、英勇抗战的真实景象呈现给全世界，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打破了舆论壁垒，让正义的力量被世界看见。同样，无数战地记者和作家的报告，忠实记录了日寇的暴行与中国军民的不屈。这些基于事实的记录，是让历史无法被篡改、正义得以伸张的强大力量，为后世留下了权威的证言。

其次，这种力量体现为以情为墨，刻画人性，终令高洁灵魂战胜魑魅魍魉，如光照亮人心。传记作品聚焦于具体的人物，让世界看到的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英雄和凡人。如陈嘉庚1943年-1945年避居印尼期间撰写的《南侨回忆录》，记录了南洋华侨筹款支持祖国抗战的爱国壮举、他率团回国考察延安的见闻及预言；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于1943年在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监狱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记述了伏契克在纳粹监狱濒死之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法西斯的轻蔑。通过这些作品，普通士兵、支前民工、敌后工作者等无数无名英雄的经历，共同汇聚成民族精神的璀璨星河，这种力量直抵人心，昭示着人性的光辉在黑暗中无法被泯灭。

再者，这种力量体现为以声为炬，凝聚共识，让向上向善的旋律提振时代士气。在民族存亡之际，这些作品如号角和战鼓。毛泽东的战时演讲和文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另一种传记式记录，以其钢铁般的意志和雄辩的语言，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凝聚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他的《纪念白求恩》以及对抗日名将戴安澜、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等人的挽联或挽词，均可视为传记作品的一种形式。此外，诸如程子华、吕正操等人联合撰写、1941年油印出版的《冀中一日》，以及盛成撰写的《盛成台儿庄纪事》等大量战地报告，在各根据地和大后方传播，将前线的捷报、英雄的事迹转化为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支援前线的巨大动能，成为精神上的决胜力量。

这种力量还体现在以史为鉴，穿越时空，让过往的回响警示未来方向，避免重蹈覆辙。优秀的传记与纪传体作品不仅关注过去，更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和守护，对战争的永恒批判和约束。除了战时及战后初期的作品，后续的传记作品也深度挖掘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其作用不容忽视。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37年撰写、1956年英文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传），彭德怀成稿于晚年、核心内容涵盖抗战的《彭德怀自述》等，客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也是关于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重要文献。美国海军历史学家E.B.波特的《尼米兹》，通过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立传，从军事战略角度印证了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从而对太平洋战场的有力支持。这些传记作品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记录，更串联起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叙事”——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与欧洲、太平洋战场相互支撑、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之后，一代代普通人以各自的关切，为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立传，也依然传递着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生命为代价追寻真相，成为和平教育的深刻教材，提醒我们历史的教训不容遗忘，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世界和平是每代人永恒的责任。

我本人也有幸成为这份“力量”的传承者。年轻时，我撰写了邓子恢、刘亚楼、叶飞、傅连暲等抗日将领的数十本传记以及闽台抗战英雄群像。其中，刘亚楼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代表人物。在创作过程中，我不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更深切感受到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滋养。最近我还创作了关于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抗战时期与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傅莱、林迈可等国际友人并肩战斗的纪传体作品。在抗战岁月，江一真和一批外国医生与学者并肩战斗的故事，成为他笔下的传记和他人的传记。在白求恩、马海德等人逝世后，他先后写过有关纪念文章。1989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白求恩逝世五十周年活动上，江一真在发言中深情追忆了白求恩从纯粹的医生成长为反帝反法西斯的英雄的历程，指出其诸多优良作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熔炉中铸就，他说：“五十年来，‘学习白求恩’的号角响彻中华，‘做白求恩式的人’深入人心。万千白求恩式的优秀医者如雨后春笋……白求恩虽逝半世纪，其思想作风永不过时，在未来的岁月里，仍值得我们世代学习，奋力追赶！”江一真还积极为抗战中有过特殊贡献的林迈可“恢复荣誉”而奔走，使他成为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国际友人。

林迈可于1937年与白求恩同船抵达中国，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返回英国。在华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多次深入华北抗日游击区，近距离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在重庆担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他写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一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书中描述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击毙阿部规秀以及百团大战等重要战斗中的表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赢得民心、重创日军的奥秘，是《西行漫记》之外最受关注的“海外亲历者”回忆录之一。

总之，传记作品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仅相伴始终，还向未来延伸不息，成为引领世人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历史光芒。其所承载的历史、人物和情感都有厚重的质感，其所蕴含的力量历久弥新，能够持续产生国际共鸣，促进世界共识，在当下世界动荡、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势力蠢蠢欲动之时，这份力量更不应轻视。它们是中华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致敬这些作品，阅读它们，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对话，从苦难辉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