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不但在通俗文学和为政清廉方面享有盛誉，而且在地方志编纂方面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所著《寿宁待志》除详细记载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文外，还大量记载作者宦游寿宁时的施政活动与政治理念，以及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一些富有特色的诗篇、文告等，从中体现的地方志书写精神可大致概括为:为民情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志属信史”“经世致用”5个方面。这5个方面不仅对当时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为当今地方志编纂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冯梦龙 《寿宁待志》 地方志编纂 书写精神

冯梦龙，字犹龙，一字子犹，号墨憨斋主人，苏州吴县长洲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所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开启中国白话体小说之先河。明崇祯七年至十一年（1634—1638）任福建省寿宁县知县，著有《寿宁待志》《四书指月》《春秋指月》《智囊补》等书。

在传统地方志编修中，主持者多为地方行政长官，名为“主纂”“监修”“督修”等，实则是幕僚属吏和地方士绅集体编撰。《寿宁待志》则不然，作者冯梦龙博学淹通、远见卓识，未到寿宁之前就已编纂“三言”，声名远播。《寿宁待志》除详细记载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文外，还大量记载作者宦游寿宁时的施政活动与政治理念，及其微服察访、明断讼案、智捉土霸等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和一些富有特色的诗篇、文告等。其中所作评述论断，亦出自其本人意见。因此，《寿宁待志》是一部饶有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的志书。

关于《寿宁待志》，前人有过一些研究，如王凌《末世廉吏冯梦龙—剖析明末寿宁县令冯梦龙所著奇书〈寿宁待志〉》、张高斌《从〈寿宁待志〉看冯梦龙的民本思想》、吴泽斌《浅析冯梦龙〈寿宁待志〉中的施政措施》等，但多从《寿宁待志》入手考察冯梦龙勤廉思想，较少从地方志编纂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有限的从地方志角度进行探讨的，如夏春锦《冯梦龙〈寿宁待志〉新探》、郑万江《〈寿宁待志〉与三部寿宁旧志的关系》、苗健青《读〈寿宁待志〉札记》等，又偏重于从志书体例、志书传承关系、史料价值等方面展开，对其地方志书写精神的讨论不够充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就《寿宁待志》所体现的为民情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志属信史”“经世致用”等地方志编纂精神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为民情怀

冯梦龙认为地方官必须关心民生疾苦、廉洁奉公、为民造福。《寿宁待志》以此为标准，褒贬历史人物，衡量名宦乡贤。其最推崇的人物当属前代县令戴镗，称之为“自知县戴镗以下，凡有功地方者，从众议立主，以存士民忠厚之意。然戴镗实宜入‘名宦’，不止私祠而已”。《寿宁待志》有不少篇幅记载修复戴镗当年所立的5所社仓，“一在城，即观音堂;四在乡，则小东、南洋、南溪、大洋四堡”;采用戴镗责令输谷的“良法”，“查前任戴知县镗，曾经申请将赎银贮库不发，于每岁开征日，令粮户有米一石者，于谣差银内扣出三钱，责令输谷一石，所扣谣差即以贮库赎银抵债。官无发巢之扰，民有乐输之便”，使得在任“三年以来，储俱见谷”，既方便百姓输仓、领氽，又减轻百姓“跋涉负担之劳”;记载他修饬“皆前任戴公镗所详设置守者”的四隘，为戍守防范做准备。盛赞其“戴侯设四隘，详复民兵，积谷则有准粮之法，征输则有月限之法。縣是奸宄屏息，坊里安堵，庾藏克实，卓哉能者!不但循良而已。公论咸归，祀典尚缺，此亦地方之责也”。由于敬佩戴镗，冯梦龙在其私署老梅树下建造一亭曰“戴清”，并赋诗云:“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且将其载入《寿宁待志》。冯氏借此自我表白，希望做一个像戴镗一样的清官廉吏。《寿宁待志》对自戴镗以后的14任寿宁县令中的3位有为县令简列其业绩，如蒋诰“捐钱植松数百于九岭，以蔽行人”，“答罪亦许种松自赎”;方可正“留心民煩，清节如水”;周良翰“以锄豪歼猾为主”“令出必遂，吏畏民怀”，反映其对修明吏治的崇尚，亦体现其为民修志的指导思想。冯氏在《寿宁待志》中特别指出:“陈醇开县良牧，吴廷暄、尹衮、张鹤年、吴承焘、王栋、黄正物、戴镗七人，并以‘循良’备载旧志，而吴承焘并采入郡志。岂皆阿好?并虚祀典!盖文移查复，例有公费，无人任之，亦见寿风之薄也!夫使诸公不宜祀，则二志为谀书;使宜祀而不祀，则学官为缺典。此宜力请上台，与近日之方公可正并光俎豆者。至于教谕贾暹、刘邦采，既载郡志，亦宜并议，以励师模。”

针对寿宁“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岭峻溪深，民贫俗俭”的偏僻落后环境，冯梦龙认为官员有义务、有责任造福百姓。《寿宁待志》载:“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澈牍，可使无讼”，认为“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余故备载姓名，俾为令者努力自强，亦冀居上者怜僻吏之清苦，而稍垂矜恤，寿令胡不可为哉”，体现冯氏虽身处困境，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从政情怀。

《寿宁待志》针对朝廷开支浩大，不断巧立名目增收赋税，由此给民众造成的艰难困苦，记载有根据的来自上级追加的赋税，如“加派”“瞻租”“扣减”“捐助”“借扣”“暂输”等不下十几种。其中，最能体现为民情怀的当属关于大造黄册和迎新送旧条陈的记载。所谓黄册，是明清时期官府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册籍，因其封面为黄色，故名。规定每造黄册，须重新登记丁口、田粮，不但复杂，而且花费甚大。寿宁甲长识字者不多，需雇人承办，承办者借机敲诈勒索，往往费一开十。冯梦龙在《条陈》中建议:“责成二十二图各甲人户，照依家册造成细册，如有应推、应收不时改定。至后轮大造，只须审丁，不烦查产，已省大半工程;再谕图民必须择惯造之人方许包承，既出工食、谢镐，倘有迟误差错，皆包承之人任之，不使派及图民，如此则总书、算手皆视为切肤干纪，不至于驳罚之多。而二十二图之困，或可少苏矣。”至于“迎新送旧”，为一般县官所不敢言和不肯言。每届官员卸任、赴任，肩舆费、修衙门备家伙费，从官员到承包者又往往以少报多，从中渔利，而这些花费又均摊派给百姓。冯梦龙在《条陈》中提出:“合无酌定新任应路费若干，离任应路费若干，画为定规，通县均派，竟送本官自行备办，此外不许需索分毫。”这些建议虽当时未能被采纳，但《寿宁待志》说“余条陈十三款中已详及之，诚如余言，已救过半矣”，并将《条陈》内一款附于《寿宁待志》中，体现出拳拳爱民之心。

《寿宁待志》还在《赋税》中附《催征》一诗:“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带青砻早稻，垂白鷹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亦见作者悲天悯人的百姓情怀。也正因为如此，《寿宁待志》还记录不少朝廷横征暴敛带来的恶果，如人口外逃而致负担不均:“如今轮册丁，审定于崇祯之六年，距此几何，已有三四甲全逃。其一丁而兼二三丁者不可胜述;而有力之家，或数十丁而完一丁，此最不平之事也。”又如，财政空虚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民无余欠，库无余财，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寿宁待志》对闽地重男轻女之俗予以高度关注，并对溺女之风严厉禁止，曰:“闽俗重男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自余设厉禁，且捐俸以赏收养者，此风顿息。”冯氏发出“微独轻女，女亦自轻，悲夫”的感叹，并将《禁溺女告示》附于志中，为女性争取生存权。

《寿宁待志》的为民情怀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对待“升科”的态度，冯梦龙指出:“余既究此弊，欲以本图所升之数，即抵本图所悬之数，升愈多则悬愈少，行之数年，虚粮渐实，可免图民赔累之苦。”在对待公益事业方面，修学宫、修城门、除虎暴，以及提出削去关于方竹的记载等。正如其在《竹米》诗前所说“余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无“善政及民”是自谦，而“一念为民之心”则可从《寿宁待志》无处不在的记载中得到充分反映，故清代《寿宁县志》和《福宁府志》均称赞其“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实非过誉。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时说:“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减轻谣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对冯梦龙的为民情怀给予很高评价。

二 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骋其理想而遂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传统地方志书多为“官书”，注重对地理、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和重要人物、风景名胜的记载，而对于民情风俗着墨较少，甚至一笔带过。而《寿宁待志》则不同，冯梦龙经常深入城乡各地调查研究，于地方社情处处留心，采风问俗，考察入微，搜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所以《寿宁待志》于民情风俗体会深刻，记载翔实细致，相关内容别出心裁。如《风俗》中记:“性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不相让……凌弱蔑寡，习为固然。丁盛之家，人侧目焉。亲戚佣佃，亦号家丁，遇有争斗，各于其党，一呼而集，且快目前，逆理犯上弗忌也。”又如《岁时》中记载寿宁县端午节提前一天，且其来历有两种不同说法:“四时惟端午、中秋二节最盛。端午以四日为之。相传国初，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自是，民间先一日作节。而旧志云避闽王死忌，未知孰是?溪水浅而溜，且多石，故不设竞渡。”这与闽西不少地区节日提前一天有异曲同工之趣。再如，《香火》中详细记载马仙信仰的源流与祭祀状况:“朔望有司拜谒，首文庙，次城隍，次马仙，次关庙，各行四拜礼。”“民间佞佛者，男奉三官，女奉观音，他非所知矣。惟马仙则不问男女，咸虔事焉……”这是闽东马氏真仙信仰较早记载的珍贵史料。其调查研究深入细微，甚至记载寿宁婚俗“其聘以饼为重，如江南之用茶枣，粤中之用槟榔也”。

不仅如此，冯梦龙对农田、水利，甚至施肥等作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并将其书写在《寿宁待志》，书中不时出现“父老云”“当问之老农耳”，可见都是通过全面深入调查研究而得。

更能体现冯梦龙调查研究的还有，《寿宁待志》生动记述作者微服察访、查清姜廷盛诬告之案。明清以来，学术考证大致有3个步骤:充分发现破绽、抓住铁证、查找作伪来源与动机。《寿宁待志》详细记载姜廷盛诬告之案:姜廷盛气势汹汹前来控告，声称与弟同往三望洋地方征粮，却被刘世童砍伤其弟，劫其征粮。不久，刘世童亦至，反诉姜廷盛自砍自伤其弟，欲行诈骗。冯梦龙针对原被告证据相反的诉案，首先“充分发现破绽”:一是哥哥自己砍伤弟弟，且白天自伤自砍，如何能行骗;二是姜廷盛蓬头垢面，而刘世童却衣着如常，应对自如，双方不像交手过。其次，深入调查抓住“证人证言”等铁证:第二天，冯梦龙声称外出访客，却一出西门直接前往三望洋地方，遍访父老和儿童，人证直指姜廷盛自砍自伤;又听说姜廷盛亲姨吴氏家住不远，当时曾来劝解，便召至询问，也说是姜廷盛自伤;此外，还有一名叫姜正传的是姜廷盛本族小孩，系目击证人，也是他将此事报告吴氏的，亦说是姜廷盛自砍自伤。再次，进一步调查找出作案动机:原来姜廷盛曾以里役之事苛责刘世童，被刘世童告发至县。姜廷盛怀恨在心，又因讨厌其弟双手残疾坐食，便设计携其弟与刘世童索斗，双方若一交手则毙弟以诬陷之。刘世童不与之争斗，姜廷盛恼羞成怒，便取肉案屠刀投掷其弟，中伤头额，血流满面，他自己也将血涂于全身，以刘世童砍伤其兄弟为由控告。事实调查清楚后，冯梦龙作出判决:“重扑廷盛，取同保家甘结，俾领弟回疗治。若不死，许从宽政，否则尔偿!”最后，冯梦龙得出认识:“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必为信理所误矣。”可见冯氏已将调查研究的方法与学术考证的思维使用于狱讼断案，并载之方志。

三 实事求是

在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书中，各种名号姿态万千，但名曰“待志”的可谓绝无仅有。冯梦龙《寿宁待志》开篇解释取名“待志”的原因:“前乎志者有讹焉，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旧以待余，余以待后之人。有其待之，其于志也。功过半矣!”他认为该书虽然纠正前志的一些错误，但并非完美无缺，有待于后人完善，这不是一时客气，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冯梦龙《寿宁待志》高度评价，说冯梦龙这个人很有贡献，把这本书起名为《寿宁待志》，表明没有把事做满，而是留下空间，让后人去填补，所以叫“待志”，说明这个文人有水平、有境界。

冯梦龙《寿宁待志》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体现在一些具体史实的考证上。如对寿宁县历史上缪蟾是否为状元问题，该志载:“状元坊在县治直街之南，天顺间为缪蟾立。蟾字升之，绍定二年特奏名第一，补修职郎，转儒林郎武学博士。”紧接着进行纠正说:“按府志，绍定二年己丑状元为王朴，是榜闽中及第者十九人，无缪蟾名。蟾父守愚，亦以淳熙五年文举特奏名，但非第一耳。文举犹今乡举，曰‘特奏名’，非及第也。盖宋廷试之外，别有‘特奏名’一款，亦得补官。天顺间，有司不察而为建状元坊耳，宜改‘特奏名第一’，仍榜书‘宋武学博士缪蟾立’为是”，对于这一历史失误，又进一步查找其来源，进行合理的解释:“然余阅《曲消旧闻》云:‘状元之目，始自辟召，本朝取士之法，合以省试正奏第一名当之。今呼廷试首名为状元，非也。元祐间，潞公在朝，因马涓谢恩，常言其事，自此，人知其误，竟莫能改。’据此，则又似今之称状元者为非，而蟾之称状元为是。今子孙请重建于西溪，余姑听之，以为诸生劝。”通过这一梳理，合理地解决这一历史公案，体现冯梦龙实事求是的地方志书写精神。

一般县志对于地方史事褒多贬少，甚至曲为掩饰。冯梦龙《寿宁待志》则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如在《狱讼》中如实记载老百姓打官司之难，以致“怨抑之不伸者有矣”。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万历《寿宁县志》“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宜直载其事，稍删赞美”。

四 “志属信史”

冯梦龙在寿宁地方志书写方面也很有特色和造诣。宋代以前，在著作分类方面，方志通常归入地理类。宋郑兴裔《广陵志序》提出:“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但应者甚少。及至明代，这一说法却开始流行，有关方志的序跋、凡例中时有阐发。清代章学诚根据史学理论和地方志的实际，对地方志理论进行系统的论述，提出“志属信史”的主张。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各地方诸侯国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他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里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冯梦龙对地方志编纂的主张当属“志属信史”一类，其在《寿宁待志》之《旧志考误》中说:“志书即一邑之史”，并认为一部志书要写好不容易，前人所写有误，后人所写又有缺漏，既要纠正错误，又要补充缺漏。为此，他提出“略旧所存，详旧所阙”的修志原则。

“略旧所存”的修志原则贯穿于《寿宁待志》正文各篇中，《县治》载:“按旧志，四知堂在川堂，知县戴镗建，今并其扁失之矣。余修理后堂，重立四知堂扁，以存往迹。”《积贮》中记:“旧志，际留仓、预备仓俱在幕厅前，有官厅一所。今朝南仓屋二间已毁，惟朝北仓屋四间，余修葺之，储谷不知为际留为预备也?布政分司在县治东，志云‘改为社仓’，今则化为观音堂矣，亦不知废于何时。”《坊表》说:“县志载坊三:曰状元，曰登科，曰贞节。”《佛宇》说:“据旧志载:寺四，庵四十有四，堂五。”《学宫》说:“据旧志，人物有姜英、周良、张资、陈琏、李袒、叶朝镇、叶朝奏七人，制行表表，不知何以无一人入祀典也?”《岁时》载:“而旧志云避闽王死忌，未知孰是？”这些“按”“据”提示，都说明《寿宁待志》所引史料来源为旧志，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戴镗主修的《寿宁县志》（下称万历志）。而《物产》说:“竹类旧志已详”，《劝诫》中说“于稽旧志，颇有缺遗”“知县戴公镗嘉其孝慎，奉例给冠带，给扁曰‘椽行拔萃’，业已镌入志书”，也说明相关情况在万历志中已有记载。而《风俗》中说:“旧志谓‘家藏法律，户有诗书’，倘所云张楚者与?”则是反驳万历志所载内容。《贡举》中说:“旧志终于辛卯，而癸巳用选代岁，故从乙未为始”，《积贮》载:“载在旧志，诚然良法。”这里所指旧志亦是万历志。所有这些，都是《寿宁待志》“略旧所存”的具体体现。

“详旧所阙”是冯梦龙《寿宁待志》提出的另一修志原则和修志精神。《寿宁待志》通过考证，纠正、补充万历志中的失误、失载的内容，可从《寿宁待志》的正文、附录两部分来说明。正文中《铺递》载:“正道通政和者六”“旧志去县共五十里，其实不啻八十余里”“而通政和、古田之界者一，曰泗洲桥，则旧志失载。”《物产》载:“楠绝无，旧志误载。畜类马、驴绝无，旧志误载”“鲫鱼绝无，旧志误载”。《佛宇》载:“旧志但载弘治十二年许慈仁重建之事，且误填‘去县南一百里’，宜添注改正。”“雪蒙山庵，旧志误作‘雪家’;般若庵，旧志误作‘搬箬’。宜改正。”《灾异》引《建宁府志》说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水灾:“县志止载癸卯犀溪水灾。按癸卯是嘉靖三十二年，不知何以互异?又多‘成化癸卯’四字，此则疑传写之误”，这些地方引万历志，是为说明其“有误焉”。《灾异》又引郡志说明嘉靖三十二年:“寿宁与松溪同日地震。今县志亦缺。”这是为说明万历志有疏漏，失载当载之事。《都图》开篇说:“立县之日为坊者图四，为福安里者都七，为政和里者都十一，总名二十二图。坊或在乡里，或在城，不知当时何以有此分别也。每图十甲，编审既定，轮当里役，谓之值年。十载一周，周则复审。为有司者，别风气之淳顽，而雨露不得不济以雷霆;察户口之肥瘠，而催科不得不参与抚字。此旧志之缺，必当补载者。”印证《寿宁县志》的另一条修志原则:“详旧所阙”。

此外，正文之后还有《附旧志考误》，列举万历志的6条失误。其中，第一条纠正“县图”中的具体讹误;第二、第三条分别提出修志的题咏随景、景物归类的规范;第四条纠正一些具体的文字错误，也补充了一些遗漏;第五条指出万历志中存在的对当政者歌功颂德的主观倾向，提出修志应“直载其事”，与中外史家“秉笔直书”精神相贯通;第六条对万历志所收文学作品进行全面评价，既涉诗，又涉文;既有概括性，又有针对性;既有欣赏，又有批评。提倡修志要文贵简洁，消化吸收，删繁就简。此“六条”事无巨细，条分缕析，蕴含真知灼见。与此同时，《寿宁待志》摒弃一般地方志书连篇累牍的序言，只以一“小引”阐明宗旨，紧接着直载其事，言简意赅。

《寿宁待志》虽只有2卷约4万字，但篇目设置和所记内容却相当完备，“略旧所存”而又“详旧所阙”，同时订正失误、直载其事。因此，方志学者仓修良对此评价甚高，“这与一直为前人所吹捧的康海《武功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是以文学家角色参与修志，其结果却大相径庭，看来只能归结于冯梦龙所说，与‘一人有一人之才识’有关”，认为很值得今天的新志编修工作者借鉴，特别是对那些主张断代续修的人来说，尤其是一篇很好的教材。

五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地方志理论也是清代章学诚特别重视并总结提炼的。他提出一方之志，要“切于一方之实用”，认为方志的性质既属于史体，其作用也谅无异于“国史”，内容要能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气息。但在地方志编修实践上，明末冯梦龙的《寿宁待志》就已有“经世致用”的理念。《寿宁待志》提出:“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详细记载户口、赋税、物产、风俗等方面的情况，还不惜笔墨，一一列举全县22图、220甲的基本情况，为有司者“别风气之淳顽”“察户口之肥瘠”，使居上者知情垂恤，使司牧者便于处理实务，使后来者作为镜鉴，以达到“化顽为淳，转瘠成肥”的目的。如前所述，《寿宁待志》的资料取材除官方文书和旧志外，大部分是其亲身经历或亲自调查研究而来，其中大量篇幅是其4年宦游寿宁生活的实录，既记载其任上苦心孤诣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和措施，也记述其深入城乡各地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所得，还抄录其纪事述怀的诗作和极富特色的文告，全面真实地掌握全县“土田”“户口”“升科”“赋税”“物产”“里役”等方面的具体情况，然后提出要加强粮食储备、防范山林火灾等措施，并严厉批判大造黄册、田地升科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有名美而实不美者，升科是也。”在“赋税”中，“将万历二十年后加裁之数详著于后”“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冀当路稍垂怜于万一云”，试图起到警世和醒世的双重目的。这与他的前任寿宁县令戴镗的修志主张相一致:“欲后之官斯土者，详而览之。见斯邑土瘠而民贫，则思所以惆恤之;风浇而俗漓，则思所以移易之;文物未昌，则思所以振作之;兵戎未备，则思所以修饬之。山川有定制，俾豪猾不得以兼并;土田有定赋，俾吏胥不得以出入。如表扬乎节义，与开辟乎地利，凡有关于化理者，靡不殚心悉虑以行之。如是，其于治也，未必无小补矣。此固余倦倦修志意也，亦以之属望将来贤司牧也。不然，虽左图右史，亦何裨于治哉?”

章学诚还认为地方志要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在这方面，冯梦龙《寿宁待志》亦曾付诸实践，如对贡举、坊表的记载，体现了作者崇文重教的思想理念。特别是针对前人方志记载在这方面的缺失，单列《劝诫》一目，指出:“于稽旧志，颇有缺遗。距今将五十载，山城卤莽，益滋文献莫征之惧。余就耳目所获，聊志姓名，以俟增修。其旌善、申明二亭所标，比于钟之铭、鼎之铸，流芳遗臭，余窃有取焉。”随后记录他“于乡约时再四咨访而得”的先达、孝子、节妇、乡宾、耆民，以及旌善亭、申明亭二亭，赋予《寿宁待志》以表彰、垂鉴、教育和惩戒的功能。

另一方面，冯梦龙《寿宁待志》还注重书写惩恶扬善精神，如智擒恶霸陈伯进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一例。《寿宁待志》中说:“余莅事以来，凡从来难致之犯，如黄茂十、范应龙无不就澈，而独不能致伯进。县差至，阖其门，挚汤壶从楼窗灌下，溃面而返。余耻其衡命，因郡归之便，亲往索之，而进纠西溪恶党朱仙堂等持挺相抗。今虽申究问徒，未蔽其辜，终当以丹书垂戒。”颇有意思的是，冯梦龙针对陈伯进家所在地“民极顽，欠粮、拒捕、窝盗、贩盐，无所不至”的恶劣民风，在办案中竟仿照其“三言”中所塑造的清官微服私访、声东击西做法，犹如包拯、况钟再世。

不仅如此，《寿宁待志》还指出寿宁的不少弊习陋俗，如“寿宁有泗洲桥，皆从来顽民渊数，非劫即窝，根蒂深固，有司知而不敢问……至碾溪、西溪二处与泗洲桥素通姻盟，互相应援，一呼百集，目无官府，欠粮拒捕，无所不至”;“俗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在《都图》中提出“民极顽”“民顽”“民稍顽”有26处之多。针对“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第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的情况，首尚文学，亲自讲授，充满对教育功能的殷殷期盼。

结语

总之，冯梦龙以通俗文学家和行政官员双重角色参与修志，取得独特的方志学成就，《寿宁待志》所体现的为民情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志属信史”、“经世致用”等地方志书写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任何著作都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寿宁待志》也不例外。如《寿宁待志》针对所谓的“升科”，即因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广粮赋，但寿邑“尤嵌岩逼窄之区乎!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实际上无地可扩，历来所报升科“皆故田”，是虚假政绩，而民众不免受“赔累之苦”，冯梦龙试图用升科之数抵悬欠数，可当手下吏书劝说“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却也“不得已听之”。可见异代不同功，任何事物都不能进行超越时空的评判。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原载于《中国地方志》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