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古田会议，这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对军队建设、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实现了对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潮、现象的纠偏，并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形式确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这一历史过程彰显了共产党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底色和政治特质。

[关键词]古田会议；精神维度；思想维度；制度维度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的壮阔征程，从挽救民族于危亡到领导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何以是共产党人，本文以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为视域，拟从精神维度、思想维度、组织维度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和政治特质进行探析。

一、精神维度：不惧争议，坦率交流，敢于担当作为，一心为党为革命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红四军在创建之初即遭到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多次“进剿”“会剿”，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被迫于1929年转战赣南、闽西。在转战过程中，不仅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作为一支成立不久的军队，红四军内部对于党对军队领导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尤其以要不要设置军委问题为主要争议点。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面对争议没有回避，而是主动作为，坦率地交流，并在追求真理，一心为党为革命的根本立场下达成统一的认识。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确保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红四军在成立之初即产生了毛泽东任书记的军委。1928年6月，在中央指定下，又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为军委书记^[1]，根据中央的意见，此时的“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由于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后的军事斗争不是很顺利，1929年2月，毛泽东在寻乌县罗福嶂山区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鉴于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减少领导层次，会上果断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3]。减少决策程序的红四军相继取得了军事上的一些胜利，在赣南、闽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工作重点主要是在军队，让军长朱德感觉过问太多，不利于军队工作开展，主张恢复军委，其意见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5月，中央派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红四军成立了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书记。由于刘安恭对红四军的状况没有深入了解，选择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对前委工作进行了限制，使得前委的工作无法开展，“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4]“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5]，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6月，红四军前委在上杭白砂召开扩大会议，围绕前委、军委的争议问题，毛泽东发表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导致“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6]，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取消了临时军委。

临时军委虽然取消了，但是围绕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实质上是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继续探索。毛泽东、朱德根据前委的要求，各自写了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分别于6月14日、15日以《给林彪的信》的名义各自发表。两篇文章针对争议的军委设置等问题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两人此时都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却能抛开身份顾虑以坦诚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意见公开给全军讨论，是极其少见的，同时影响也是很大的。尽管这次公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不回避问题，不惧怕争议，敢于担当作为的精神底色。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大会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这次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代理前委书记陈毅本着团结为重，做了调解，对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都做了批评，但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休养。

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专门成立小组解决红四军的问题，后由陈毅带回《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正确处理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系列问题，对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明确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的”^[7]，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来信明确指出前委应该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而对于日常行政事务前委则不要去管理，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来信对毛泽东、朱德之前在争论中一些不当做法同样给与指正，但也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8]，来信指出毛泽东、朱德仍要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支持了毛泽东对于军队建设的正确意见，也为之前的纷争做出了妥善的裁决，关于党对军队领导权的意见也在红四军党内达成了统一，此后没多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前委领导岗位。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本质上是红四军在初创阶段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双方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为了红四军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后来也曾指出这是“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9]。尽管方式方法存在商榷之处，却也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惧争议、坦率交流，并能在坚持革命真理上达成意见统一的政治特质。之前本着团结目的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后来也能坦率向毛泽东承认“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的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10]，可以看到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心为党为革命的坦荡胸襟。

二、思想维度：坚持革命真理，直面问题，及时解决理想信念的“神经中枢”问题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11]，作为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等人清晰认识到红四军党内的这个问题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起来的”^[12]。

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的倾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红四军内部问题。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一路遭遇强敌追击，疲于应战，政治工作有所弱化，同时在不断地军事斗争中，旧式军队、游民等大量加入，思想上存在一些流寇思想和单纯军事等观点，意识不到红四军所肩负的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使命，不愿意去依靠群众，不少人热衷于“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不愿意真正去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其次是中央二月来信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接到了《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来信受共产国际和布哈林影响，对工农武装割据作了悲观分析，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13]。毛泽东、朱德作为红四军最高的领导人，中央要将他们调离军队，不可避免在红四军内部形成思想动荡，是不是中央对于红四军不认可，内部也因此滋生一些负面悲观情绪。

部队思想的动荡混乱以及中央二月来信考验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革命真理的坚持。首先对于中央二月来信的答复。毛泽东等人经过一系列前线的军事斗争，是比中央更为了解革命斗争实际的，他们没有放弃对革命真理的坚守，而是坚持从更有利于革命开展的实际出发，向中央阐明他们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及主张。4月5日，毛泽东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14]复信同时对红四军的游击战术也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15]对于工作调动表示，中央如果是因为别项事宜，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可派遣得力人来，两人可以离开。毛泽东的复信是从红四军的革命斗争实际出发，有理有据，坚持了革命真理，同时对中央工作调动作了技巧性回复，稳定了红四军的领导队伍。6月，中央收到复信后，认可了红军应该集中游击的策略，不再坚持让朱毛两人离开红四军。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复信中还向中央表达了追求思想进步，探索革命真理的需求，“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报纸，在瑞金可以看到《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16]。

其次，对于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通过新泉整训以及古田会议进行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积极探索。古田会议的《决议》开篇即指出红四军目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浓厚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每一项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方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7]，红军不是单纯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8]，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特征。综观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从理论源头纠正铲除错误思想，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同时强化党的领导，从而可以及时对党内错误思潮给与纠正，实现党员的思想和生活政治化、科学化，这也是共产党人塑造坚定信念，不断强化思想的“神经中枢”，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

三、制度维度：守正创新，主动作为，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提供根本遵循

针对红四军党内的种种不正确倾向，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等人深刻认识到“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19]，红军要健全和扩大，必须主动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为了肃清党内各种偏向，古田会议总结了10种材料，18种方法，为军队建设、党的建设从制度维度作出了守正创新的探索。

针对红四军党内不正确倾向进行的制度探索。古田会议正视了红四军中农民党员占多数的现实，提出从教育层面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20]；针对极端民主化，提出要从理论上扫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同时在组织上规范政治生活制度，“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21]，对于非组织的现象，提出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不论党员担负何种工作，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不得无故缺席，这些对后来党的组织生活提供了许多借鉴；对于唯心主义，除了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从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大命题，调查研究历来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针对党的组织问题，由于初创时期“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决策的执行非常之大”^[22]。古田会议对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同时规范入党条件，避免随意入党现象，实行资格审查、谈话考察，入党介绍人负责，确保党员质量和水平，对于“三湾改编”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再次给与确认定型，规定每连建立一个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小组，保证了军队政治生活的开展。

其他制度探索。针对提高党的政治生活质量，提高党员参与兴趣，提出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议事日程要具体化，上级机关答复下级机关问题要及时，会议组织者要注重技巧，引导与会者共同讨论，同时有重要意义的超出会议主题的发展，也不要轻易制止，而是可以利用新发散的点成立新的议题，“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23]，这些探索对于后来党的政治组织建设提供了至今都适用的方式方法；对于红军的宣传工作，指出要发布红军的政纲，选择切合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将城市贫民、妇女、劳苦青年群众等都列入宣传工作的对象，并根据群体特点开展宣传工作，同时重视宣传队建设和宣传手段的改进，选派优秀分子进入宣传队，采用传单、布告、宣言、壁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对于士兵的政治训练，指出要很艺术的编制训练材料，采用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艺、改良待遇、作俘虏兵及新兵的教育、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等方法，提高政治训练的质量。古田会议对军队建设和思想整顿做出的种种守正创新的探索，不仅具有开创性，同时对于后续的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田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为了将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党的思想、组织、政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这一过程折射出了共产党人在精神、思想和制度维度的精神底色和政治特质。古田会议是红军在初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不仅较好解决了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党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会议决议也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会有高瞻远瞩的正确抉择，也会出现迂回曲折的错误尝试；会有群策群力的高度共识，也不可避免面临观点交锋的意见分歧，共产党人从不畏惧直面问题，也绝不回避争议，始终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敢于坚守革命真理，更以非凡勇气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革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底色和政治特质，正是这些“特质”铸就了苦难辉煌、成就了伟大光荣。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三处四级调研员） 

注释：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2][17][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86页。

[3][5] [6][14][15][16]《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4、275、278、271、272页。

[4]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7][8][11][12][13][19][20][21][22][2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489、800、37、816、803、811、815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0]《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再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71年10月下旬，内存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