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东方军与十九路军在东方军司令部驻扎地福建延平县（今南平市延平区）王台举行和谈（史称“王台谈判”），这是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告急，屈辱的塘沽协定行将签字，蒋介石却仍置华北危局于次要位置，忙着策划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7至9月，经充分准备，蒋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的五十万取四面合围之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由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等人率领，担负“筹款百万，赤化千里”的使命，入闽作战。“东方军仍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周指挥”（ 《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1933年7月1日）），于7月初进入福建。至9月初，东方军先后在宁化的泉上、连城的朋口、延平的夏道等地消灭国民党军队新编第二师两个团和十九路军三四个团。9月18日，东方军司令部移驻富屯溪畔距延平城西五六十里的王台村上大庙。

9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人接到报告，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派出的代表陈公培携带“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身藏蒋、蔡给朱德、毛泽东的信函，到延平的西芹红军驻地，请求会面并进行谈判讲和。彭、滕等人感到这事来得突然，出乎意料。怎么前几天尚与我激战的敌方忽然就改变了态度？此前几天，即9月18日，东方军红5师第13团与十九路军第61师第183旅第6团在延平城西的西芹中坪村芹山(亦称木芹山)遭遇并激战，最终将这个精锐的主力团歼灭，毙伤敌200余人，俘虏团副、营长以下数百成千人，缴获枪支等大批军用物资。但彭、滕还是认为，无论如何，能与对方取得一定的妥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待，请示中央。他们立即发电给中革军委暂行代理主席项英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抄报蒋、蔡的函件，询问陈公培其人背景，并请示对待办法。朱德、周恩来当天下午即回电报，建议中革军委同意与十九路军方面接触谈判。当晚，周恩来又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产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如军委同意本22日18时电办法，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国平，即袁国平，时兼任东方军政治部主任。23日凌晨1时，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朱、周、彭、滕，同意与陈公培谈判，并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停止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牢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之自由”；“发表反帝及反蒋之政治宣言”等。接着，项英也回电予以指示。

二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32年的淞沪抗战刚一结束便被调离京沪地区到福建“剿共”，其领导人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等也就开始酝酿筹划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项条件之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三项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受此宣言的启示、引导，“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也就成了陈、蒋、蔡等人筹划抗日反蒋运动具体施行方案的选项之一。然而，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却不得要领，无法实施。1933年9月，他们请陈公培出面帮忙，直接到前线与东方军讲和。9月中旬，陈公培从香港秘抵福州。16日，蒋光鼐、蔡廷锴在绸布上写了一封“致朱玉阶、毛润之（朱德、毛泽东）两先生”的信函，藏在陈公培的衣领里。信中表明：“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谈。”（ 《蒋、蔡军阀致朱、毛函——订立反帝反蒋协定》（1933年9月22日））这里所说的“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即是指上述以“共同抗日三条件”为前提的共同“反蒋抗日”的政治目标。恰在此时，前线又传来十九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在西芹被歼的消息。于是，蔡廷锴于19日带陈公培晚抵达古田县水口，第二天派兵送到前哨阵地。22日，陈公培经葫芦山、吉溪、夏道辗转到西芹。23日上午，陈公培便从西芹来到王台，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在上大庙接待了他。

上大庙的隔壁有座阁楼，耸立于富屯溪畔，翘首云霄，傲对青山，系王台八景之一的八角凌霄，人们通称为“八角楼”。该楼建于清光绪年间，原名魁星阁，坐西朝东，四面三层八角尖顶，青瓦覆盖，底面近似正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七柱，通面阔和进深均为12米多，梁架结构为井干式，占地面积240多平方米，为上下王台的交接处。东方军司令部移驻王台村期间，这里是彭、滕等人召集会议的场所。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同陈公培的会谈就在八角楼的二楼举行。

三

会谈时，陈公培首先表明：十九路军“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因处境困难，陈铭枢所主持、蒋蔡同意……李济深同病相怜，赞助反蒋”；同时转达蒋光鼐、蔡廷锴的态度：“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要求“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国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并“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彭、滕、袁关于蒋蔡与公培谈话之概略报告》（1933年9月23日））

彭、滕、袁提出的意见，“是照中央局来电”。彭德怀在谈判中还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陈公培表示，十九路军现已认识到“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等人深以为然。陈公培对红军提出的停战条件没有异议。

会谈后，大家共进午餐。“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下午3时，彭、滕、袁联名给项英、朱德、周恩来发去电报，报告与陈公培谈判的概略。

当天，陈公培也通过东方军的电台，用从福州带来的密电码将谈判内容发给蒋、蔡，主要的有：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二、十九路军应即接受红军如下之提议，包括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沙县原为卢兴邦防地，十九路军主力应退出，撤至尤溪、尤溪口、水口之线；不干涉、不增援红军现已占领与围困之福建地区的刘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立即撤销经济封锁，允许贸易交通自由；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准许民众抗日反蒋和组织义勇军自由，释放反帝反国民党政治犯，停止敌意宣传，发表反日反蒋之政治宣言。三、以上提议须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红军确释后即停止进攻，并在夺取延平后不再占领沙县；谈判内容亦负责保守秘密。四、在接受上述条件后，详定抗日反蒋作战协定。请下最大决心于最短时间电复，前途幸甚。电文中还提到，“最好真如（即陈铭枢）兄能立即到闽。”由于十九路军方面“不知如此迅速即能接上头，未通知电台注意接收约定呼号，故致失误”，呼叫未通。

9月25日起，“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嫡系北路军发动猛攻，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东方军回师江西，同时电告朱、周转彭、滕，对十九路军抗日反蒋不仅要“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并强调，“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 《关于对谈判之指示》（1933年9月25日））遵照中央局的指示，彭德怀等人同陈公培继续谈判，“探讨其许多内幕困难”，认为“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依据蒋蔡内部情况我军所采之对策》（1933年9月27日））

9月28日，东方军奉命集结，司令部由王台移至顺昌县的洋口。彭德怀等人商议，以彭德怀名义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对十九路军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十九路军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信件交由陈公培带返，要他敦促蒋、蔡再派代表赴瑞金谈判。另一边，也就在同日，蒋系北路军攻占了中央苏区北大门黎川。

29日，红军护送陈公培到西芹附近。10月1日、4日，陈公培分别在南平和福州向蔡廷锴、蒋光鼐报告了赴王台谈判的详细经过，转交了彭德怀的信件。

四

王台谈判之后，红军和十九路军之间便没有再发生战斗，双方在闽西北前线处于休战状态。这就让东方军得以喘息，能够较为从容地进行集结，回师江西作战，对于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极为危急的局势，起到了重要而现实的纾缓作用。

10月上旬，陈铭枢又从香港密抵福州与蒋、蔡商议。他们认为，从王台谈判的情形判断，中共和红军对于同十九路军的合作是有诚意的，决定采纳彭德怀的建议，选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即赴瑞金洽商合作事宜。10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同徐名鸿在长汀、瑞金继续谈判。在瑞金时，毛泽东等人会见及宴请了徐、陈。席间，毛泽东讲述了中共方面以前公布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徐、陈颇为感动。10月26日，潘健行同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该《协定》是将王台谈判的基本内容以文字的形式作了确认和完善、规范，是在王台谈判取得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草签的第一份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等方面，内容比较完善、形式比较规范的协定。双方互有所求，互有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存在。王台谈判和《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双方建立起对等、友好的初步合作关系，并且均愿巩固与拓展这种关系。这对于十九路军方面来说，就为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作了至关重要的准备。对于中央苏区方面来说，使原先四面受封锁围攻的苏区在东边洞开了一面，原先从东面向苏区进攻的主攻部队转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友军。到了11月，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暂停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急忙抽调11个师的精锐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其中10个师是从“围剿”中央苏区主攻方向前线的北路军抽调的。这就给了红军一次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可惜，这次有利时机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未能得到很好地把握利用。

五

王台谈判是福建事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对于福建事变，毛泽东曾作过一个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经典评说。他说：“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现今，延平区王台镇的八角楼已成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内还留存有当年红军写的数条标语。它风采依然，仿佛是在向人们娓娓诉说着那一段生动而纷繁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