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全国来看，广东和福建是最早实行先行先试政策的两个省份。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史看，广东和福建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广东的“清远经验”和福建的“松绑放权”是有全国影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本文通过改革的缘起、改革的推展、改革的条件及改革的效果与异同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两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进程和作用。总的看，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在不同的层面和时段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勇气和智慧，都对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元勋们的解放思想、坚韧勇气、斗争精神和实践经验，无疑是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 清远经验；松绑放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从改革开放史看，广东省和福建省作为全国排头兵，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广东的“清远经验”和福建的“松绑放权”是有全国影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改革实践都是在探索如何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进行的尝试，展现了不同的地区和领域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分析两者脉络，比较两者异同，对于梳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概貌及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改革的缘起

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是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制，国家以所有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对企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企业接受政府的生产年计划指标，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利润全部上交政府并由政府统一分配。这种由国家统一经营的机制使得企业缺乏自主性、积极性，一切变动都需要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实施，周期往往以年计，效率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广东“清远经验”率先打破了坚冰。1978年，清远县（现清远市）为了解决国营工业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率先推行了“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制度。这一制度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后，对超额完成的部分按照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奖励。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升。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支持和推广下，该经验从清远走向全省和全国。改革开放之初，地处粤北山区的清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1977年，国家给清远县17家国营企业下达18.6万元的利润指标，但这17家国营企业不但没有完成，反而还亏损了31.3万元，1978年1月至9月只完成年计划利润的46.7%。企业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县里被迫伸手向地区财政局借钱发工资。以清远氮肥厂为例，大部分职工每月工资才33元，此外还要上山打柴下河捉鱼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面对农民要肥料要得紧且上级下达的任务工厂又完不成的困境，清远氮肥厂决定拿出5万元作为奖金，率先开设单项奖、综合奖、重大事故抢修和技术创新奖以激励员工。此举得到了全厂上下的支持，效果也非常好，全厂不但如期完成了任务，工人也增加了一点收入。

福建“松绑放权”发生在1984年。福建省55位企业负责人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呼吁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他亲自撰写导语，强调改革的紧迫性。随后，这一改革呼声迅速在全国引起共鸣，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1979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关于改革管理体制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福建从1979年开始对企业扩大自主权等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学习“清远经验”，并相应出台一些改革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如闽东电机厂将奖金与利润挂钩，该举措实施后，当年仅原材料一项节约数十万元。尽管如此，到1984年，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艰难地迈入第五个年头时，与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和悄然发生的社会变革相比，企业改革依旧步履维艰。国有企业依旧陷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五花大绑”之中，企业和厂长处于只有压力、没有动力和活力的被动地位上。那时，厂长等于车间主任，企业经理都是假经理。干部任命权、报酬分配权、固定资产添置权、经营投资权等，企业统统都没有。更有甚者，连建一个厕所都要层层审批。当年的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像个“小媳妇”，经营权和所有权都集中掌握在“婆婆”（行政机关）手中。没有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没有自己的责任、利益、风险：企业领导办不好工厂还越跳越高（照样提拔）；职工也不担风险，企业好坏与己无关，因此弊端越来越凸显，国有企业仍普遍存在经营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的问题。于是，“松绑放权”的呼声就应运而生了，认为亟需上级部门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在福建省委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强调放权精神的鼓励下，1984年3月23日，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共同给福建省委写了一封《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

二、改革的推展

广东“清远经验”和福建“松绑放权”都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清远氮肥厂的改革效果得到了清远县领导的支持。为了激发全县企业的活力，从1978年10月起，清远先后在全县17家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奖励办法以完成企业计划利润为起点，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一定的奖金，多超多提，少超少提，不超不提。全县17家国营工厂分别按15%、20%、25%的比例提取奖金。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得到了利益。全县17家国营工厂，试行3个月完成的利润比前9个月还多35%，上缴财政利润比计划增加33.8%。

而福建“松绑放权”的呼吁信强调：“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地区、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伸手要权”“给我们松松绑”。信中针对企业领导自主权限提出五点呼吁：企业领导干部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免；企业干部制度要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干部）能“工”（工人）；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或采取奖金随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已的实际情况，实行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改革企业领导制度，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经理）权力，选几个厂进行试点。

综合两项改革实践，具体有以下措施：一是增强企业自主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格的行政指令控制，缺乏自主权。“清远经验”和“松绑放权”都试图通过改革，减少行政干预，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调动职工积极性。通过改革，建立与职工劳动贡献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如清远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福建企业的“松绑”呼吁，都是为了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三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清远经验”和“松绑放权”都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的改革尝试，目的是通过改革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四是探索改革路径。这两项改革举措都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五是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提高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改革的条件

（一）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

“清远经验”上报到省委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十分支持，并针对当时不同的声音，两次亲赴清远县调研，并且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支持和肯定“清远经验”。1979年8月第一次调研中，习仲勋“针对不同意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进行周密的分析。倡导‘清远经验’继续深入实验”“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活力，那是因为他们的框框少，所以敢闯敢做”[1]。1980年7月的第二次调研中习仲勋再次指出：“一个经验的好坏，不在于拿奖金多少，我是对清远经验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的。要真正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搞按劳分配。”“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清远经验’是群众自主探索出来的一条正确途径。”[2]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干部轮训班结业大会上,习仲勋着重论述了改革经济体制、推广“清远经验”的问题：“清远经验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各级党委和部门，都要为推广和发展‘清远经验’创造条件。”7月2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发文批转《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应该肯定”，并对“清远经验”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如此评定：“‘清远经验’，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条条框框，涉及到许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工资管理体制和编辑计划的方法等，意义重大。”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清远经验”，把试点“清远经验”的地域从原来的广州、佛山等地推广到韶关、江门相关企业。至1983年底，全省已有78个县市推行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做法。 

福建“松绑放权”呼吁信上报的当天就得到时任省委书记项南的积极支持。项南在批示中指出：“来信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及时抓住这个典型作为全省改革的突破口，对于开创我省城市经济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项南把呼吁信作为要件批示给福建日报社，同时还亲自撰写了导语，称此信“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这封呼吁信，马上引起社会各方面强烈反响。当天上午，在项南的指示下，报社总编室迅速派出记者，分头访问了省委组织部等六七个跟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部门，请他们谈谈对55位厂长经理要求改革的看法。从3月25日开始，《福建日报》在头版挂起刊头《勇于改革支持“松绑”搞活企业——对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的回声》，连续报道有关部门及福州市委、市政府等支持改革的措施及行动，同时还发表了工人劳模等对“松绑”的要求。省级各部门和各地市结合自己的职责范围，纷纷表态支持企业“松绑放权”，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改革中，拉开了全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省政府先后组织了三场经济体制改革报告会，召开了两次检查落实“松绑放权”情况的会议。在4月初召开的全省工贸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企业“松绑放权”问题。在省委的支持和鼓励下，要求“松绑放权”的呼声从工矿企业扩展到商业企业。福州市14个商业行业35位经理针对商业经营自主权问题，也发出了《我们也要求“松绑”》的呼吁，要求上级主管部门在人事劳工、财务管理和物价经营管理三个方面给予“松绑”。自同年4月起，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9份文件，旨在给企业放“三权”（即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

（二）中央有关部门和媒体的关注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使人振奋——17个厂平均每月实现利润增长三十六倍，广东决定推广清远经验》一文，报道清远县经济体制改革经验。1981年2月26日至3月12日，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清远县负责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清远经验”。后国务院颁发了【1981】48号文，提出继续推广“清远经验”，搞好县（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在1982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清远经验”，提到广东省清远县改革措施“取得很好的效果”。至1983年底，各地来实地考察学习“清远经验”的近3万人次。“清远经验”从“地方粮票”升级为“全国粮票”，成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信和省经委、省委组织部等单位支持呼吁信的报道发表后，3月30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加以转载，并加编者按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管理落后、效益不高，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权，厂长、经理没有权”“这种状况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福建省有关部门对五十五位厂长、经理的信，很快作出反应，值得赞赏”。4月15日，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邀请福建55位厂长、经理中的5名代表赴京，座谈企业“松绑放权”和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充分肯定了“松绑放权”的呼吁，指出：“你们的呼吁，不仅对体制改革，而且在整个的经济工作的池子中投了一块石头”，“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国家经委领导对呼吁改革的企业家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报道福建“松绑放权”的动态和经验，并参与探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从10个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由试点推广到全面实行，为企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标志着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始全国范围内在国有企业推行，并推动了城市经济和其他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不久，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四、改革的效果与再思

“清远经验”的推广，效果立竿见影。1980年6月前，广东省2010家地方国营工厂中，学习“清远经验”的有近1000家。广东全省已有14个县（市）在全部国营工厂中推广“清远经验”，有50个县（市）在部分企业推广。清远县所在的韶关地区，1979年1月至8月全区地方工业亏损367万元，9月至12月推广“清远经验”后，很快扭亏增盈，实现利润46万元。[3]“清远经验”在工业企业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企业的扭亏为盈，切实激发企业活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体制改革，增强改革信心，为后续的改革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福建“松绑放权”则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篇章，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短短的时间内，许多省市区的厂长、经理们也纷纷提出“松绑”，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有的还组团到福建考察学习。新华社对此作了连续报道。3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呼吁信，摘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省经委领导支持改革的谈话，并配发“编者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广东“清远经验”和福建“松绑放权”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程中涌现的标志性事件，由于时间有先后，进程有差异，因而两者存在一些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是改革重点不同。“清远经验”主要是在工业管理体制上的改革，通过实施“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等措施，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工人积极性，实现扭亏增盈。而“松绑放权”则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放权，包括领导班子的选人用人权、干部制度的改革权、奖励基金的主要分配权、指令计划外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领导体制的变革权。二是改革范围不同。“清远经验”最初是在清远县的几家国营工业企业中试行，随后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福建“松绑放权”则是由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呼吁更广泛的放权，影响范围更广，直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企业放权的讨论和实践。三是改革进程不同。“清远经验”与四川宁江机床厂的改革几乎是同步的。1978年的广东乃至全国，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清远的这种“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虽然只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措施，但仍被部分人看成“物质刺激”或“奖金挂帅”，在地级市和省级层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979年5月，广东省财政局在《财政情况反映》中刊登文章对清远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改革进行严厉批评。习仲勋敏锐地感觉到了“清远经验”的改革创新精神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他的多次调研和亲自推动下，“清远经验”终于在全省推广甚或影响全国。1984年，在“清远经验”已经全国推广后，福建开始了“松绑放权”。企业负责人直接上报省委的呼吁信，在“福建改革开放的先锋”项南书记的支持下，影响很快超出八闽大地，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与“清远经验”相较，这一改革过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波折。有学者评价：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权，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它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1994年，在“松绑”呼吁信发表10周年之际，《福建日报》刊发呼吁信的日期——3月24日，被定为“全国企业家活动日”。2014年，在“松绑放权”30周年之际，福建30名企业家以《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题向习近平总书记写信，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指出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

总的看，广东“清远经验”和福建“松绑放权”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分别在各自的层面和时段上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勇气和智慧。“清远经验”和“松绑放权”均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改革实践，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成为其他地区改革的借鉴和参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改革开放元勋们的解放思想、坚韧勇气、斗争精神和实践经验，无疑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1]《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558-559页。

[2]《习仲勋传》编写组：《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3页。

[3]欧大军：《“清远经验”述记》，《百年潮》2019年第12期，第43-47页。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