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中，敢于冲破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束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关键词：毛泽东；中央指示信；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的实践中，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不断加深了中国的革命应以乡村为中心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一、毛泽东深刻论述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组织工农武装斗争、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

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初期历经挫折后保存下来的一颗火种，也是当时全国红军中队伍最大、战斗力最强、建设得最好的部队。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部转战井冈山，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1928年12月，国民党当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击，展开外线作战。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红四军遭敌围追堵截，屡陷险境，是其“最困苦的时候”[①]。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发展一直密切关注，但由于与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加之严重的白色恐怖与交通险阻，而红四军又一直四处游击。因此，中共中央只能通过不断发信进行指示，但红四军因与中共中央“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②]。红四军虽曾于1928年8月和11月向中央送交两个报告，却也不知所踪。中共中央虽几次派人给红四军传送指示信，却也因始终未能得到红四军的回信而“不胜焦念”[③]。1929年2月7日，在对红四军最新状况缺乏了解的情形下，中共中央发出《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

中央的二月来信坚持“城市中心论”，指出:“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④]。指示信根据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要求红四军应“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提出“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从而有利于“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⑤]。指示信还明确要求朱德、毛泽东两人到上海，认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在收到信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⑥]。

中央的二月来信尚在途中，而此时红四军已扭转被动局面。1929年2月，红四军在取得瑞金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后又实现了东固会师，尔后又进军福建，并于3月14日进占长汀县城，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会议，决定利用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由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致信，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而且“又通海口”，因此决定“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⑦]。这一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实施，为这片地域以至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指明了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

遵照前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在赣南、闽西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4月1日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回师瑞金，并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历经辗转的二月来信。然而，二月来信中据以分析的很多重要国内外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有关党的工作重点、红军行动方针等重大原则问题都同红四军长汀前委会议的分析与决策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4月5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复信中央（即四五复信）。

毛泽东在3月20日给中央的汇报信中虽然也主张“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⑧]，但四五复信也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提醒中央在克服“左”倾盲动错误后，也应警惕右倾悲观的倾向，“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⑨]。在信中，毛泽东十分赞同中央“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的意见，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⑩]。此时的毛泽东虽未明确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但已充分认识到坚持农村斗争的重要性，因此他并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分散兵力的主张，直言“这是一种理想”。同时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毛泽东还列举了失败的原因，总结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的结论[11]。毛泽东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不能离开红四军，认为赣北、赣西和赣南的革命势力依然存在，而且“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具有“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并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为执行这一计划，红四军准备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条件，在“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12]，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在四五复信中虽仍抱有农村的斗争“帮助城市斗争”的思想，但他已深刻认识到农村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创造与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进一步促进了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探索。

二、毛泽东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可以燎原”

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发出后不久，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对于红四军一些不甚妥当的主张进行修正。4月7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发出指示信（即四月来信），阐明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主要策略“还是游击战争”[13]。信中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表示“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14]。

6月上旬，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四五复信，获取了更为全面的红四军和农村工农武装割据实践的信息，并立即进行了讨论，认为共产国际确定的红军分散策略“是有些毛病”[15]。6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央以前“分开以深入农民群众”的路线已不适合“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农村斗争的激烈和红军组织的成分等的条件”，决定改变为“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策略[16]，强调“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认为“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而“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17]。这显然比二月来信时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由于交通阻隔，红四军直到7月才收到中央的四月来信，而中央的二月来信却已在红四军领导人间产生着不同的反响，甚至围绕要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如何建设军队的一些原则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为此，毛泽东更是直言说中央的二月来信反而“给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18]。6月22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 (当时党内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流寇思想“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19]。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继续思考、探索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重大原则问题。

红四军“七大”结束后，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向中共中央寄出了红四军“七大”的材料和报告，以及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朱德的信等文件。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争歧一事。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就扩大红军武装、红军建设中党的组织等一些原则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基本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月，红四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根据四月来信要求赴上海向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9月28日，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在反复讨论并取得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由周恩来审定、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阐述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的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20]。这也从中央文件的层面明确了毛泽东有关以乡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九月来信纠正了先前要求红军分散到农村中的做法，指出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游击，开辟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正确斗争，“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21]。九月来信决定毛泽东回红四军继续领导红四军的工作。此后，中央的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向红四军进行传达，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上。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决定对处于松懈状态的红四军进行整顿和训练。

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了整训，并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批判了“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22]的单纯军事思想，“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23]的个人主义，“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做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24]的流寇思想，主张把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同党和红军的自身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扩大红军应“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25]，强调要把革命扎根于中国的广大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对于提高红军革命性质的认识，坚定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古田会议之后，针对红四军内以林彪为代表的革命悲观主义思想，毛泽东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和“左”倾的“革命急性病”与不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方式”，提出并论证了建立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26]。毛泽东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样文字来表达，但他的论述已完全摆脱了城市中心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应当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的关键性问题。

1930年1月6日，红四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整顿与训练问题”的情况以及古田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27]。3月18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发出第3号通告，阐述了红四军实施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和工作路线，提出“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认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不仅要做好宣传，还要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和组织赤卫队。通告以宁都、于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为例，“不但原有的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奖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强调“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为此，要坚持“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原则。要武装农民，训练地方干部，“利用红军游击的时机，加紧发展斗争的工作”[28]。

毛泽东不仅指明了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并且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毛泽东深刻阐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思想一时之间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接受。在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对中国革命局势做出了盲目乐观的估量。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信，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在此形势下，“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指示信中虽然认为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埃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将要生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高潮。”因此，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要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大力发展独立的革命群众运动，“凡是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生长和扩大的地方，都要去创造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的苏维埃区域里，应当积极的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建立苏维埃。”但是，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革命“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是工人运动的复兴。”指示信中还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重申中共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29]。

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对中共党内出现“左”倾冒险错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29 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与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30]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来信的信示，虽然也强调要“反对党内对农民战争以及兵变的估量不足”，指出要“集中红军，集中武装的农民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发展游击战争，但同时也认定“党内主要危险还是右倾”，因此，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是右倾之最高度的表现）做无情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31]。

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错误判断的影响，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第70号通告，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估计，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规定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应是汇合各种斗争，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点名批评了“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要求“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和“打破游击战争中之上山倾向、保守观念、分散政策等等农民意识和土匪倾向，是组织地方暴动的必要前提”，强调“若不努力的加强党的主观力量，若不适当的配合和联系各中心省区的工作，若不无情的肃清党内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念，则直接革命形势还会因之延缓”[32]。

在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加快推动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行动计划。3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三军前委的信中就要求“坚决的执行进攻的策略”，认为“‘保守’、‘割据’都是游击战争的死路”[33]。4月3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发去指示信中强调：“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批评“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要求红四军与红三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34]。4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制订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要“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流，夺取吉安、南昌、九江。”[35]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中共中央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过程中，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放弃攻打长沙和南昌，而是转战攻取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然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和建议并没有被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中共中央所接受。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指导下，使得中共六大后刚刚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的革命力量以及各苏区党的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遭受到重大挫折。

针对党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一文，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的方法。”[36]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照搬照抄。他说：“共产党人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而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不能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社会实际进行调查，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7]。这些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通过古田会议前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往来信件，我们不难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与判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利用军阀豪绅之间的分裂与战争，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实行土地革命，不仅建立起区域性的红色政权，开展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根据地建设，而且从理论上敢于突破共产国际“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理论，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认识，并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地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①]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90页。

[②]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91页。

[③]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1页。

[④]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5页。

[⑤]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6页。

[⑥]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7页。

[⑦]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89页。

[⑧]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92页。

[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16-117页。

[⑩]《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17页。

[11]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17页。

[12]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19—121页。

[13]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33—134页。

[14]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39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64页。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49页。

[17]《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第278、28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4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79页。

[20]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512页。

[21]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513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0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6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6—87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7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8页。

[27]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2页。

[28] 《中共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03、104、107页。

[29] 《共产国际报废委会致中共中央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4、26、29、31、32页。

[30]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705页。

[31]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2、24页。

[32]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47、49、52、51页。

[33] 《中共中央给红三军前委的信》（193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82—83页。

[34]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31—132页。

[35] 《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45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1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