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福建成为全国有名的科举大省，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被称为“福建子”的人物活跃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科学等众多领域，展现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风貌，福建文化形成鲜明地域特色，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从始至终都与“福建子”有着密切关系，吕惠卿是变法运动中“福建子”代表人物，亦是一位才学出众，锐意变革的政治改革家。那么，“福建子”群体为何能够在宋代脱颖而出，吕惠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力量之源是什么？本文试图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去追寻这一时代的人才发展和时代风貌，探究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根源，领略当时福建人文鼎盛的历史风采，以获一些历史启迪。

关键词：“福建子”；时代风貌；吕惠卿；探源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隋唐以后，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福建发展到宋代，孕育出欣欣向荣的科举文化，成为全国有名的科举大省，“闽自唐神龙以后，举进士、举明经者接踵而起。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吉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1]福建科举登第者人数众多，入世出仕者崭露头角，在众多领域引领风骚，对久居朝堂的北方士子产生很大冲击。于是，宋人对入仕的福建士子取了极有特色的绰号——“福建子”。朱彧认为这是由于“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而形成的“畏而憎之之辞”[2]。不管这个称谓是否褒贬，但两宋时期“福建子”人才辈出确是事实，并成为一个奇特的地域文化现象。“福建子”或许与宋代南北地域观念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南北士子之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话语和形象的博弈。

一、宋代“福建子”人才辈出盛况

宋代，福建已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文教发达、科举兴盛，人文荟萃、精英辈出。宋朝廷内外的“福建子”十分活跃，并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科学等领域中成为顶流名家，颇为各方所瞩目。主要表现为：

第一，两宋福建科举及第中进士人数居全国第一。

据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7至卷150《选举·宋科目》[3]统计，两宋福建科举及第人数约有近万人，包括进士、明经、制科、八行举、童子科、上舍释褐、舍选、宗子正奏、医学、荐辟、恩赐、宗子正奏、博学宏词科、武举等等。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由于宋代登科录绝大多数已经失传，现存的地方志书诸如黄仲昭《八闽通志》、王应山《闽大记》、何乔远《闽书》、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陈衍《福建通志》等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八闽通志》编纂年代最早，距宋代最近，所记宋代科名比较可信。而《福建通志》所记宋代福建科名在《重纂福建通志》的基础上略有增加，为诸书中最多。

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宋代福建进士约6650名，而根据陈衍《福建通志》的记载则多达7043名。若按美国学者贾志扬《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的统计，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排名全国第一[4]。时人盛称“宋之季，闽之儒风，甲于东南”。福建科举繁荣，不仅登第者人数众多，登顶成为状元亦不少。据明代朱希召的《宋历科状元录》中记载：宋代全国状元共有118名，其中福建人有19人。南宋长乐人陈必复在《端隐吟稿序》称：福建举子“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5]福建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全国教育中心和人才中心之一。

第二，科举及第后的“福建子”在多领域独领风骚，富有创造力。

福建士子在科举及第后入世出仕，逐步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据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的统计：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在各地为官的福建人有11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有20人，北宋后期哲宗、徽宗、钦宗三朝有35人，南宋前期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有26人，南宋宁宗以后有30人，总计北宋一朝66人、南宋一朝56人，共122人，整个宋代的各地为官人数，福建人位列第二[6]。其中，在朝人宰辅者约60人[7]，北宋就有章得象、陈升之、曾公亮、吕惠卿、章惇、吴育、吴充、苏颂、蔡确、李纲等等，纵观宋代历史，福建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身影几乎从未消失过，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科举及第后的“福建子”在多领域独领风骚，展示出极大的创造力。《宋史》“道学”“儒林”“文苑”各传中所列人物共197人，而福建人有35人，约占17.7%，为全国最多。《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有178人，居全国第一。福建士子在哲学、文学、史学、科学、艺术、书法、宗教、教育等领域引领时代潮流。如文学方面，《宋史·文苑传》登录宋代著名文人计90人，其中福建人有8个，居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3000余名作家，其中北宋福建词人有14人，名列全国第六位，南宋福建词人63人，跃居全国第三位；《宋史》的《道学传》和《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有17个，居全国首位[8]；涌现出西昆体领袖杨亿、慢词拓展者柳永、爱国词人张元幹、江湖派大家刘克庄等。据清厉鹗《宋诗纪事》辑录的3812家诗中，考订作者籍贯的有2977家，而闽籍诗人却占了835家；唐圭璋的《两宋词人占籍考》辑两宋词人871家，闽人111家[9]。史学方面，涌现出袁枢和郑樵，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史学的新体裁。郑樵所著的《通志》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史学巨著。兵学方面，曾公亮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兵书——《武经总要》。在医学方面，苏颂组织编著《本草图经》记载药用植物300多种、药用动物70多种，以及大量化学物质，描述准确，使用方便，开明代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之先河。在法医学方面，宋慈撰成《洗冤集录》一书，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而有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宋慈因而被尊为世界法医学的鼻祖。在植物学方面，蔡襄所著的《荔枝谱》和《茶录》为代表，《荔枝谱》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荔枝的专著，《茶录》是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在音乐理论方面，陈旸著的《乐书》及蔡元定著的《律吕新书》为代表，《乐书》保存了丰富的音乐资料，对音乐思想、音乐理论等都有较详细的阐发，《律吕新书》提出十八律理论，在音乐史上地位尤为重要。在哲学思想方面，福建理学思想家辈出，有游酢、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松等等，朱熹集理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创立闽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0]。此外，著名绘画家、建筑师、刻书家更不乏其人。福建还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

综上可见，宋代“福建子”活跃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群芳争艳，闪烁耀眼的光芒。福建文化形成鲜明地域特色，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第三，福建科举出现进士世家、簪缨门第的科甲佳话。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进与创新，扩宽了朝廷选拔人才的范围，使科举入仕之门几乎向所有知识分子敞开，不仅世家大族重视教育，一般百姓也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最著名的是永福县的“百里七年三状元”和乾道二年（1166）状元肖国梁、乾道五年状元郑侨、乾道八年状元黄定皆永福县人，一时传为佳话。

福建士子求学仕进之风日益浓郁，产生了不少父子、兄弟、伯（叔）侄同榜及第的科甲佳话。兴化府至南宋时就形成“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风气，“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黄昭仲《八闽通志》卷3亦云：“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而极盛于我朝。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与计偕者，视解额恒得三之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联登者，后先继踵……”[11]绍兴八年（1138）莆田黄公度等14人同时登第，其中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皆在其中。浦城的吴育、吴方、吴京兄弟三人于天圣五年（1027）同时登第；嘉定七年（1214），徐荣叟、徐清叟兄弟同登第，等等。同一家族中有数人先后登第，宝祐四年（1256），长乐杨梦斗与其胞兄琦、胞弟叔济、叔祖次郑同登宝祐四年进士，一门同榜四进士，时称“闽中四凤”。泉州晋江曾氏家族在宋代共有11人进士及第与一名状元，流传着为曾家“一门六进士”“一门四相”佳话。

福建还出现不少人才辈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如福州林氏、陈氏，莆田方氏、蔡氏、傅氏，建阳蔡氏，崇安刘氏，浦城杨氏、章氏、黄氏、陈氏等等。莆田中进士者以方、林、郑、陈四姓为多，其中方姓自成平三年至成淳元年（1000-1265），一门19进士。浦城中进士者以杨、章、吴、黄四姓为多，其中章姓自咸平元年至隆兴元年（998-1163），一门24进士。邵武以危、上官、黄姓为多。永春县陈知柔一家6进士，留正一家5代6进士，庄夏祖一家3代人连中进士。这些官宦世家原本大多为平民百姓，家族子弟因科举及第登上仕途，发展为书香门第。

二、吕惠卿才学修养与变法理念探源

宋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发起一场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吕惠卿是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吕惠卿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其父吕璹为宋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官终光禄卿，“有子二十九人，长子惠卿，官至参知政事；次子德卿，官至太子中允、集贤校书、里崇殿说书；次子和卿，官至河中府知府……次升卿方第，同丁忧。……登显仕八人”[12]，吕氏家族父子、叔侄、孙辈在两宋时多人科举及第，成为泉州名噪一时的科第望族。

吕璹的政治品格和为官经历对吕惠卿从政和倡导变革有着深刻影响。吕璹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关心民间疾苦。他“性刚直，遇事敢为”“为人聪明敏达，至于为吏，善于断决，所至无不称职，到官皆有治伏。……然恬于进取，不苟求知于人，薄于自奉，至于周给无所吝也”[13]。吕璹在任漳浦令时，教民焚燎而耕，其地大治，民咸悦服，适潭州府衡山县时，获强盗，废淫祠，大变其俗。通判宜州，击侬智高，有功，迁潮州。后擢开封府司录参军事，鞫中人史志聪役卫卒伐木事，吕璹重其罪，史志聪以谪去。故事：有疑必白，郡乃敢治，“终君职事，凡狱空者八次”。在潍州时，教民耕田，开辟旷土，民因致富。在淮州，为政清明简易，又尽开河灌溉之利。在父亲的熏陶和教养下，吕惠卿幼承父风，“少贫贱更事”，比较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弊端。

吕惠卿“少聪明，有于学，博览强记”。他博览群书，尤其对经义之学颇有造诣，才学出众，受到欧阳修、沈遘等贤名士大夫延誉荐引，颇负时望。最先发现和称道吕惠卿才能学识的是欧阳修。嘉祐三年，欧阳修写给王安石的书信中说：“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嘉祐六年(1061)，他又专呈向朝廷荐举吕惠卿，认为他“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并宜置之馆阁，以副圣朝养育贤材之选”[14]。龙图阁大学士沈遘对吕惠卿才能、学识也是赞赏有加，在推荐胡宗逾和吕惠卿的奏章说：“二人并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以过人，又皆明习世务，可施有政，为朝廷之用。”[15]他在另一个奏札中说吕惠卿“学有操术，材剧器博”，“举而用之，无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无以过此”[16]。宋神宗对吕惠卿才学十分赞赏，“惠卿明辨，亦似美才”“惠卿论事极有本末，召置讲筵，公著说书，似不能到惠卿所到处。”司马光称赞“惠卿文学辨慧”[17]。

吕惠卿秩满入京，枢密院使曾公亮荐为编校集贤院书籍，迁校勘。时王安石直集贤院，“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王安石对才华横溢又明习世务的吕惠卿十分赏识。王安石向宋神宗举荐吕惠卿参与变法，称赞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18]吕惠卿出任三司条例司检详、编修中书条例，迁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熙宁三年（1070），吕惠卿兼判司农寺。关于新法，“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19]，“时方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一时奏请，皆惠卿发之”[20]。

与吕惠卿才学出众一样突出的是他矜傲不屈的脾气禀性。对此，王安石有着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并为其辩护。王安石对宋神宗说，“惠卿自为举人，即与臣相从，非臣执政而后从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诚于人少年降屈，虽与臣，亦未尝降屈，以此¨为人毁。上曰：‘惠卿负其材以取人怒，亦似其所短。’安石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于上无所附丽，在下无所结纳而已……”上又曰：‘小臣上殿应对仓徨，惠卿极从容，盖其中有所蓄。问之不穷，亦不慑。’安石曰：‘有道术之士视外物固轻，亦何至有所摄？臣尝以谓奸邪者，大抵皆内无所负之人若内有所负，亦何肯为奸邪？今有资财之人，尚不肯妄与人相殴搏，况于有道术之人，岂不自爱？’”

吕惠卿果不负期望。变法期间，吕惠卿以“国政刷新岂畏难”的气概，锐意变革，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法，捍卫新法，成为变法的中坚。熙宁二年，面对保守派强大的舆论攻击，吕惠卿与司马光展开了“萧曹画一”的辩论，以丰富学识驳难司马光。这场辩论使得变法派在理论上取得重大胜利，坚定了宋神宗推行新法的决心。变法期间，吕惠卿吕惠卿身兼数职，先后为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管勾国子监、校正中书五房公事，兼看详编条中书修例，除知制诰，判国子监，同王雱修撰《三经新义》，兼判军器监，后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七年，王安石“因久旱去位”，吕惠卿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承担起主持变法的重任，被誉为“护法善神”。他担负着繁重的变法事务，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促使宋神宗“终不以吏违法之故，为之废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宋神宗称赞说“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贤人也”[21]。吕惠卿以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学，使得他能在寻求真知时敢于知难而上，站在变革潮流的最前列，成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和宋神宗的重要政治顾问。

文人参政、士大夫政治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政治与学术思想紧密关联。为了推行新法，吕惠卿勤于著述，阐发变法理念。吕惠卿先后著有《孝经传》1卷、《道德经注》（《老子道德真经传》）4卷、《论语义》10卷、《庄子解》（《庄子义》10卷）、《吕惠卿文集》100卷、《新史吏部式》2卷、《吕惠卿奏议》170卷、《县法》10卷、《弓试》1部、《建安茶用记》2卷等，内容广博精深，大多是变法和经国治世的重要著作。《鸿庆居士文集·东平集序》亦载：“平生所为赋颂、铭碑、制诰、册命、书奏、议论之文数十万言藏于家，凡若干卷，号东平公集”[22]。可惜大部分著作佚失，现存所见的仅存《老子道德真经传》一书、《庄子义》残本与《县法》序一篇。其中，《道德真经传》是吕惠卿对老子《道德经》所作的传注，任继愈评价为“此传以道家儒家治身理国之说相参为其主旨”。《庄子义》是其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吕惠卿用一个学者和政治家的眼光，将治学与治世两者巧妙结合，主张“道通为一”，对“道”“无为”“神”“心”等哲学概念的阐释更加丰富和深刻，将“有为”与“无为”辩证统一，融合了儒道哲学，继承和发扬了王安石“变”“性命之理”等思想，确立了孔子“亦道亦儒”的高尚地位。[23]他的《庄子义》被称为“多窥见其治世之精义，为其他诸家所不及”。南宋朱熹评价说：“看郭象解《庄子》有不可晓处。后得吕吉甫《解》看，却有说得文义的当者。”因此，熙宁变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王安石、吕惠卿等变法派在经义学术思想上的探究，以及他们对时代的体察和认识，展现他们治国经邦的政治理想。

但变法从一开始就出现关于“福建子”的论争。熙宁二年（1069）十月，富弼辞去相位，福建人陈升之继任。宋神宗就此人事安排征求司马光的意见，“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司马光回答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24]这段话很好地反映以司马光为代表保守派对“福建子”评价，并将这种地域偏见引入朝堂政争之中。

为了施行新法，王安石选用提拔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中下层官吏，参与变法。为此，北宋朝廷形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变法派中南方人士为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为多，南方人士为少。他们自觉不自觉显示了各自的政治态度和素质，以及所受地域文化观念习性的影响。钱穆就指出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含有一种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25]。

可见，受地域观念、风俗习性和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差异的影响，南北士子容易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如北方士子传统观念浓重，加以北方久经各种动乱，内心深处有求稳定的愿望，因而北方人士强调遵循“祖宗之法”，形成老成持重、静重端方的性格，不善变通。南方士子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少，没有一定之规的约束，注重实际利益，因而形成灵巧轻扬、锐意进取、善于变通的性格。[26]正如熙宁六年，文彦博对宋神宗请辞，“彦博久居枢密，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安石知为己而发，奋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27]。因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交往了解的不充分以及政治等原因，常常使人强化乡土观念并引起地域偏见与政治偏见。参与王安石变法的福建士子被称为“福建子”大多源于此意。

王安石变法从始至终与“福建子”有着密切关系。据一些学者研究，王安石变法中坚力量以“福建子”为多，如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等在变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众多“福建子”故事流传中，以《宋史》中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恩怨纠葛影响较大。《宋史》卷471《吕惠卿传》载：“始，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对于这条记载，后人各有不同的解读。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这是邵氏（指邵伯温）造谤者所为。

熙宁变法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新法被废止，前后16年。这场变革总体上取得它所预期的社会效果，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出现了“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的可喜局面。因此，变法符合社会发展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那么，在变法中发挥重要作用和作出重大贡献的吕惠卿应该得到肯定，吕惠卿是一位才识卓绝的政治改革家。

三、“福建子”人才辈出的地域和文化探源

宋仁宗嘉祐年间，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天下。”[28]福建为何能从唐中期以前的“闽人未知学”，到宋代一跃而成为科第鼎盛、人文荟萃的地区。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探究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根源，不仅能领略当时福建人文鼎盛的历史风采，而且还能获得诸多的历史启迪。

第一，宋代福建繁荣安定，成为新的经济重心，为人才昌盛、文化教育发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物质条件。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本来在北方。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之完成制定出3条标准：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29]。

从上述标准看，处于东南地区的福建正是符合。唐末五代以来，福建偏安一隅，远离战火纷乱，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尤其是王审知治闽期间，“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福建社会稳定，经济日趋繁荣，闽中之地成了北方衣冠士族和士人入闽避难的乐土。至宋，朝廷重视福建地方吏治，来闽任官者，多是学者名宦。他们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修桥建路，发展交通，内外贸易繁荣。两宋之交及南宋末年的战乱，促使更多的北方汉民迁移入闽。中原地区大量移民的到来，人口骤增，促进福建大开发。福建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福州、泉州同列为望郡。福州出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景象。泉州繁华富庶甚于福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30]。商业发展带动了城市和市镇的繁荣，一大批墟市以福州、泉州这两个经济中心为起点，兴盛起来。时人曰：“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进入封建时代全盛的发展阶段。北宋中期，国家财政收入仰赖东南，福建为主要地区之一。

王安石变法中“福建子”成为改革派的中坚，在改革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到北宋末年，“福建子”仍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家政治中枢占重要地位，反映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往南方转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下限，亦即其终点，应确定在宋代。具体地说，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31]

第二，宋朝以文治国和科举取士政策变化，为福建科举鼎盛、人文荟萃创造了发展良机。

宋朝基于唐末五代武臣乱政的教训，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选用文人参政，给予上层士子优厚的政治待遇。宋代科举制度鉴于唐制中的诸多积弊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放宽录取范围，扩大科举取士名额；确立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实行糊名、封弥和誉录等办法；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使得普通士子都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机会。到了南宋时期，朝廷迁都杭州，福建距离政治中心很近，容易产生近距离的传播、刺激、催化作用。这些有利条件都使得福建士子乐于仕进，投身科举。《宋史》卷89《地理志五》记载：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宋代，福建一跃而成为当时有名的科举大省。

第三，文化教育事业发达，为福建人才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动力。

两宋时期是福建古代学校教育的全盛时期，特别在南宋，文化教育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福建经济大发展，推动教育普及化、多元化。全部57个州、府、军、县都建立了官学，设立书院100多所，私塾遍于城乡，时称“学校未尝虚里巷”“三家两书堂”。许多州、县官重视建校舍、置学田、聘名师、砺学风。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多，规模大，组织严密，制度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福州城内好学风气盛极一时，人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32]。教育发达的州每年参加发解试的举子，从北宋的数千人到南宋增为2万人，考官从3员增为10员，誉录用300人，其盛况“全国莫比”。朱熹在南剑州尤溪县《重修庙学记》中说：“至于我宋，文治应期，学校之官，遍于郡县，其制度详密、规模宏远，盖已超轶汉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

宋代，宦闽的官员多是才高望重之人，如张浚、辛弃疾、曾巩、陆游、程师孟、赵汝愚、王十朋等，注重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使长期落后的福建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朱熹直接或间接创办书院达几十所，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等广泛讲学授徒，吸引四方学者前来观摩切磋，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福建因此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之一。理学的传播有力地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福建涌现出理学、文学、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中大批出色人才，将福建文化推向其历史发展的高峰。闽学的创立标志着国家文化中心南移至东南地区，福建的文化重心地位已然确立。

综上所述，发达的文化教育是科举人才繁盛的基础。科举的繁荣为福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动因。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过来为科举培养了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后备力量。因而，文化与教育、科举之间在宋代福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在经济迅速发展、北方移民南下等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福建科举人才辈出盛况的出现及文化的空前繁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正如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中所阐述：“文化的存在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多变的时代内容，可以使地域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并经过选择，稳定在一定地域，成为地域文化内容，使文化得以积累与存在。而稳定的地域内容以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传统，为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不断发展，或独领风骚，扩展为时代文化。”[33]

注释：

[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6《选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宋〕朱彧撰，李伟国校点：《萍洲可谈》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3页。

[3]〔清〕陈寿祺：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同治戊辰春镌，正谊书院藏板。

[4][6]参见戴显群、方慧《福建科举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112页。

[5]〔宋〕陈必复：《端隐吟稿序》，见陈起辑《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四十一，群碧楼藏书。

[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人物志（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8][3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总概述》，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26、25页。

[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0]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闽学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第56页。

[1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地理·兴化府》，第49-50页。

[12][13]官桂铨、翁纪阳：《改革家吕惠卿世系》，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福建省名人研究会吕惠卿研究分会,2021年11月，第169页。

[14]〔宋〕欧阳修：《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894页。

[15]〔宋〕沈遘：《荐胡宗愈吕惠卿札子》，《西溪文集》卷8，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1页。

[16]〔宋〕沈遘：《荐吕惠卿孙侔常秩状》，《西溪文集》卷8，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1页。

[17][24]〔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司马光》卷7，参见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18页。

[18][19]〔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66，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126页。

[20]〔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吕参政惠卿传》，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26页。

[21][27]〔明〕冯琦原编，〔明〕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卷37，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97、101页。

[22]〔宋〕孙觌：《鸿庆居士文集·东平集序》卷30，参见卢美松主编《吕惠卿研究史料辑要》，第13页。

[23]参见[日]山田俊《吕惠卿关于〈老子〉〈庄子〉思想浅析》（《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赵庆梅《吕惠卿哲学思想初探——以〈庄子内篇义〉为例》（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4月）；范海波《吕惠卿〈庄子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等。

[2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81-602页。

[26][33]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71、1-2页

[28]〔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饶州风俗》,《容斋随笔·四笔》卷5，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82页。

[29] [3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3、17页。

[32]〔宋〕吕祖谦：《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二首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