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学术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在史料挖掘、论域拓展、理论检视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使中共党史研究继续呈现向学术化方向发展的良好态势。本文兼采时期和主题两种分类方式，撷取年内若干论著予以评述，旨在反映本年度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状况。理论与方法
关于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学界继续保持高度关注，并迈出实质性推进的步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调研组在40多所高校、党校组织了5次座谈会和2次走访调研，获得大量有关学科建设的一手信息，形成《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调研报告》，客观分析当前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全国首家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并举办第三届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宣布成立学科建设联盟，并发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倡议书。《当代中国史研究》就如何加快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展开笔谈。面对学界普遍关心的学科融合问题，郭若平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有机整合的可能性。陈峰则讨论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加强学科互动的问题。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金大陆比较分析了社会学口述记忆研究与历史学口述史研究在旨趣、范式、目标上的不同，主张二者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李军全对中共纪念史研究展开回顾与反思。他认为中共纪念史研究似乎陷入了注重呈现纪念日作为中共时间的政治性一面而低估其作为民众时间的社会性一面的困境。因此，必须发掘中共纪念史中的社会时间，分析民众对中共纪念政治的思想认知、态度情感和行动反应，还原党、政府、民众和社会力量在纪念日中扶持角力的历史本真。张智超、邓红从话语、概念、身体、心态、形象、阅读、日常生活、象征物、节日、历史记忆10个方面，爬梳新世纪以来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已有的突破作了精辟的解读，对存在的不足作了一定的省思。
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叶建《近代中国唯物史观话语建构研究》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思潮、媒介、读者与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的关系问题。王炳林《毛泽东的党史观》以近30万字的篇幅全面阐释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智慧与科学的治史思想。李孝迁则着力发掘延安时期“降低一格”的中国史读物，并详细分析它们的创作意图、叙事策略及对建构历史知识的影响。为了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历史解释权，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了一批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这些小册子、教科书贯彻“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这些通俗读物通过各种渠道逐级推广、层层渗透，成为形塑几代人国史记忆的主导力量。吴志军认为，应该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学术研究。中卷稿秉承践行的“历史学化”趋向、吸纳以往研究进展的学术自觉和“大时空观”的治学思想，为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转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革命与战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程度渐趋深入。苏区研究方面，张玉莲、唐庆红通过比对《寻乌调查》与赣西南的民间文献，分析了赣西南地区公田的运行实态与地主的多种形态，展示出以经济社会史深化革命史研究的特色。针对党史军史领域有关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认识偏差，金冲及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给予蒋介石沉重打击，总体上是成功的，不可将其与第五次反“围剿”相提并论。不局限于中共一方的材料，注重分析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也是这篇论文的一大特色。白区研究方面，李里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关注了中共白区党员的患病情况及其组织影响。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上，张德明从西方人士的观察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游击战，从他者的视角探讨了敌后游击战的战术及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尽管1947年之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早已为人所知，但刘统《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仍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作者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的成果，再现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贺江枫以国共双方档案文献为基础，论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卢汉游走于国共之间的心路历程，进而展现1949年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地方政治转型的复杂面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诸多选题中，抗日根据地史仍是一个常说常新的热点。李金铮从生态环境史的视角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制胜之道。一方面，中共充分重视对地形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并由此产生了山地游击战和平原游击战等基本军事形态。另一方面，中共充分利用天时气候开展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等多种形式的天候游击战。在军需民用上，抗日根据地既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治虫害等措施来改造自然环境，提高粮食产量，又通过挖掘利用土产原料等方法来开发矿藏、发展工业。正是在上述“择天”与“天择”的交相互动中，中共坚持抗战，以弱御强，不仅展示了顽强的创造精神，并开始产生“人定胜天”的自信。其另一篇论文《跨区磨合：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则突破了单个根据地、解放区各有所表的内向视角，强调跨区视野下的友邻关系研究。他着重描述了本币的异地兑换、异地通汇、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异地流通等四种金融活动的实际运作状况，并认为各根据地、解放区所发生的本币关系皆为未有历史经验可循的创新性实践，集中反映了战时中共革命经济形态的独特性。李雷波关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中、华东的发展历程，分别探讨了中共对“华中”区域概念的深度重塑与建制化建构、无锡梅村等江南东路地区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正规部队的角力合作及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黄泛区、开辟豫皖苏根据地过程中的发展困境与因应策略。赵诺《太行山上》依托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对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凝聚、成长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对整党、整风、整编三次大规模整顿活动进行系统考察。该书尝试打通“运动”与“日常”，着力描摹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活动与思想活动的交织互动，既是一部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政治成长史，也是一部中观政治史的代表之作。宋弘探讨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干部军事化”的问题。中共一方面要求干部学习军事，学习战争环境下坚持生存的技能，另一方面又强调军政结合，主张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互通互学，体现了一个政党在战争状态下成熟的斗争智慧。梁馨蕾注意到，红军长征抵达北方后，原来的草鞋因无法适应寒冷的气候而被布鞋替代。穿鞋由此成为中共军队一个最细微又极重要的问题。中共通过解决官兵穿鞋需求与群众合理负担之间的矛盾，通过克服补给线过长、运输工具落后等困难，有效保障了军鞋的供给，从而确保了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此外，围绕沦陷区中共的城市工作本年度也涌现出多篇专论，分别探讨了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城工部的政策演变、华北根据地党委城工部门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的争取工作和晋察冀分局城工组织的秘密交通工作。
建设与改革
相较于中共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则议题更多，范围更广。经济史方面，张海荣利用冀北一个村庄的粮食账本和工作笔记，探讨集体化时期基层社会粮食管理的动态实践。张学兵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代购代销店的发展历程、运作形态、实践作用与历史意蕴。林盼从156项工程建设时期上海与洛阳之间的横向资源转移解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姚昱跳出危机管理的研究路径，从更加基础且比较隐蔽的国内因素来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作者认为，这些谨慎灵活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当地经济发展的防御性措施，它极大压缩了国民党军袭扰的范围，使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和平稳定的生产运输环境。政治史方面，徐行考察了1949-1954年中国行政监察体制的建立与运行。张静、熊秋良研究了1949年后四川地区的民船民主改革。卫生史方面，李彪以1949年后车间医师制的引入、运作与效用为切入点，探讨卫生何以服务于工业生产的议题。科技史方面，王慧斌关注1949-1966年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初步建立的历史过程。外交史方面，张楠、杨琨考察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毒品指控而采取的反制措施，并认为这些举措回击了美国政府的诬蔑，确保了国内烟毒治理工作的顺利完成，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1949年后中国朝气蓬勃的良好形象和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燕美对1949年后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组建构成、岗前培训、驻外实践展开考察，对1949年后特有的“将军出国”现象作了评价分析。
随着年代的推移，改革开放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萧冬连以长时段的大视野关注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节点，探讨了中国革命的传统和制度在中共执政时期的延续与转化，从而对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作了一些思考。吴文珑研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际传播及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的反响评价。徐沐熙则考察了改革开放周年纪念的历史变迁与逻辑演进。李嘉树深耕安徽的农村改革，他在梳理小岗村“大包干”政策扩散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小岗村能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原因。苏剑通过叙述1978-1984年福建晋江社队企业的起步与发展，揭示了“晋江经验”形成的历史基础。此外，王静文、刘维芳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与实施。韩晋芳描述了改革开放后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的探索之路。臧艳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的“追龙”战略。
思想与文化
随着“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理论命题的提出，中共思想文化史也更加受到重视。第35届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会议就以“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题，邀集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作主题报告，发表科研成果。《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对中共的文化思想作了百年回顾和系统梳理。该书将文化思想置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大环境之下，注重从革命实践、政策落实等实证层面来审视思想的发展流变，从而凸显中共在文化问题上“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的认识演进和思想结构。夏春涛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深刻启示。金民卿则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分析中共自我革命品格的传统文化渊源。除了对宏大理论的宣传阐释外，中共思想文化史在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上也有一些新的进展。瞿骏等所著的《播种“主义”》一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上海的五份报刊为史料，探讨红色文化在上海生发、形塑，在江南传播、拓展的过程。该书着力凸显江南社会的知识人对社会主义思潮选择性接受的在地化过程，从而说明红色文化在江南社会的传播并非单纯地、被动地接受上海等中心区域的辐射，其亦有主动选择和自我生发的过程，两者之间应是双向互动、互相形塑的关系。祁建民比较了中共成立前后中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带有进化论和机械论色彩，但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却突破了这一认识缺陷，他们在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为中共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黄道炫运用恽代英的日记，从卫生清洁、婚姻家庭、稿酬生计、国货国歌等日常生活的层面勾勒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嬗变。侯庆斌运用外文史料，重新梳理蔡和森走向列宁主义之路的思想轨迹。蒋凌楠贯彻概念史的研究路数，讨论“苏维埃”一词引入中国时的思想史脉络。在中共思想文化史的理念更新方面，《中共党史研究》组织刊发了一组笔谈文章。周展安探讨了中共思想史与一般思想史沟通的五种路向。刘亚娟把目光转向中共思想的内部结构，并特别关注中共思想的社会化进程。郭双林认为，应注重思想的层次和结构，以勾勒立体的思想。在中共思想史的研究中，尤需厘清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关系、中共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中共思想内部的层次结构及思想的实践性问题。吴起民《中共思想史的本相、镜像与实证研究规范》认为，中共思想史研究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点来构建实证研究规范，以降低在议题设置、史料批判、逻辑分析、历史书写等方面的主观随意性。2023年度的中共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留有美中不足的遗憾。一是研究的时段分布不太均衡。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比重大，而且在研究程度上也更加深入。其他时段的党史研究则仍需突破各种因素的束缚，继续加强与提高。二是兼顾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的佳作不太多见。大历史观虽早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如何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党史研究，真正达到胸中有而笔下无的化境，则仍需学界同仁的不断探索。只有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加强问题意识的凝练，不断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共党史研究才能持续发展、繁荣壮大。（来源：“团结报团结网”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团结报》2024年6月27日第8版，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