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前，为执行北上抗日和牵制敌军的艰巨战略任务，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决定，以军团建制形式，将红七军团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作战。从1934 年7 月挥师北上，前后历时6 个多月， 行程5600 多里，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 有效调动敌军，策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和主力红军长征，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从历史发展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尽管北上抗日先遣队最终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但其在长征史、抗战史上的功绩不容忽视，其革命历程中所蕴涵的坚定信念、敢于担当，植根群众、救国为民，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一、坚定信念、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

坚定信念、敢于担当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政治品格，也是其革命精神的灵魂。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于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危难之时，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的伟大远征。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组建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坚决抵抗日本侵略。1932 年淞沪抗战爆发后，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随后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1］尽管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顽固地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对苏区的“围剿”。在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被工农红军粉碎后，1933 年9 月国民党又纠集100 万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致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危急形势，临时党中央制订的“1934 年五—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中，提出了“主力部队准备突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2］，实行战略转移的军事计划。正因如此，从立足于冲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吸引国民党军队回调、配合红军主力准备实施的战略转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等一系列战略目标出发， 临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共产国际6 月16 日派出“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闽浙皖赣边区）发起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3］的指示，决定“从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4］。

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红七军团毅然担负起北上抗日和牵制敌军的艰巨战略任务。1934 年7 月，中共中央发出派遣红七军团“到敌人的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的政治训令。［5］随后根据《政治训令》的精神，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出《作战训令》，明确指出红七军团北上的主要任务是：“（1）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 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2）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3）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4）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中央为红七军团规定的行动计划是：第一步， 由瑞金出动，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的敌人；第三步，8 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6］根据上述行动计划，1934 年7 月初， 红七军团在瑞金突击补充2000 多名新战士， 扩编为3 个师，军团总共有6000 余人、1200 余支枪和6 门迫击炮。红七军团在新兵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机动性差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战。正是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红七军团指战员才能义无反顾， 肩负如此艰巨的任务，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和血与火的考验。

二、植根群众、救国为民的革命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精神的力量之源。1934 年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指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7］同年7 月， 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团《政治训令》中明确指出：要根据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宣传、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的一切斗争，从抗租抗税分粮直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其平均分配给农民与建立革命政权，用一切力量将农民的斗争提高到苏维埃的土地革命的高点，武装工农，发动游击战争”；要大力维护群众利益，“最坚决的进行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 没收与分配地主的粮食衣物，焚毁田契，没收与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最坚决的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的政权及武装，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8］。行军途中，北上抗日先遣队始终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如7 月21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大田后，在县城文庙召开贫苦群众大会，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和投降卖国的罪恶。同时，烧毁民团的土堡、炮楼，拆除城墙的城垛；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将没收的土豪劣绅的浮财分发给贫苦群众，还帮助群众挖掘水井解决吃水困难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9］ 参加护送的黄火青曾说，当时“全军动员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从永安属之西洋，到闽江畔樟湖坂，到处有群众挂红旗欢迎我军，特别是樟湖坂的群众表现热情，商店照常营业， 行人熙熙攘攘”，红军“把没收来的反动派物资尽量地散发给群众”［10］。粟裕也回忆说，8 月14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支持下，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取得全歼敌军1000 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的重大胜利。“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11］ 深入群众、植根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红军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精神的基石。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也是激励全体将士挽救民族危亡、救国为民的前进动力。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战略，也是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中央给红七军团的作战训令明确指出，要向闽、浙、皖、赣等省进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区域为皖南［12］。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中央还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等160 万份宣传材料，供红七军团沿途散发和张贴。在红七军团出发后，又陆续发出一系列宣言、指示和通知，号召广大抗日民众帮助和加入北上抗日先遣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如7 月15 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7 月31 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北上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干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一支红军队伍为抗日先遣队，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13］。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政策，散发北上抗日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反共卖国行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闽东， 沿途散发《告农民书》《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传单，系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反蒋、拯救中华的主张，给闽东党政军民政治上思想上很大的教育与鼓舞。［14］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12 月8 日，攻占安徽休宁县山斗，“在山斗，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 讲为什么要北上抗日。”［15］“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横跨福建、浙江两省，最后到达皖南的一路上，深得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16］。抗战时期，闽浙皖赣边区抗日运动高涨，与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期间的抗日宣传活动密切相关。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继续高举“抗日先遣”的旗帜奔赴抗日战场。1938 年4 月，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力量为骨干的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加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重新北上，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北上抗日先遣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具有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因为有这种救国为民的革命精神，北上抗日先遣队才有了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精神和奋斗姿态，也是其革命精神最显著的特质。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人后方，“完全在陌生的环境行动，不只是单纯行军那么简单，获取军需物资、打开前进障碍，都要靠战斗来解决”。就是在这样异常艰险的环境下， “先遣队边走边打，一路斩关夺隘，奋力打到赣东北苏区”［17］。1934 年7 月6 日从瑞金出发后，先是在福建境内作战，经过长汀、连城、永安，20 日攻克大田县城，29 日攻克尤溪口， 30 日攻克樟湖坂，31 日攻克水口镇。从闽西到闽中，一路势如破竹，士气高涨。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中地区的出现，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 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七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18］8 月7 日， 奉命攻打福建省会福州，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虽未达到全面占领目的，但极大地震动了福建全省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最凶险的恶仗是8 月10 日，在福州降虎一带与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五二二团激战，双方白刃肉搏半小时，战况异常激烈，先遣队伤亡600 余人，损失惨重。最精彩的是8 月14 日，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配合支援下，突袭攻克罗源县城，歼敌1000 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 军民士气大振。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后经闽东苏区的宁德、福安、寿宁。8 月28 日攻占浙江庆元县城，歼敌300 余人，共缴获轻重机枪7 挺、长短枪200 余支、子弹2 万余发，声威大振。［19］9 月4 日，经浙江龙泉进入闽北苏区的浦城党溪、登俊一带，与尾随的敌四十九师激战两昼夜。9 月9 日，又奉命离开闽北苏区， 北上浙西。9 月13 日攻占江山县，15 日袭击常山县城，18 日占领遂安县白马市镇，25 日抵达安徽歙县的石门一带。随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10 月3 日占领皖南祁门查湾，8 日进入皖赣边苏区浮梁县境，14 日抵达皖南秋浦县之黎痕苏区。“先遣队进入皖赣苏区黎痕地区，国民党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指挥第49 师、补充1 旅、新编7 旅、21 旅、独立43 旅、第11 路军独立旅和浙保、赣保各1 个团，共20 个团的兵力实施六路‘围剿’，企图围歼先遣队于黎痕地区。”［20］根据中革军委指示， 10 月底从浮梁、婺源、德兴之间冲破敌人两道封锁线，于11 月初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与红十军会合。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历时4 个多月，行程3200 多里， 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横扫闽浙皖赣边数十个县的敌军，完成了北上抗日第一阶段的行动。

11 月4 日，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其中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对外仍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随后，寻淮州率红十九师经怀玉山， 转战浙西20 余天，逼近临安，震动杭州。红十九师在攻克旌德县城后，于10 日在汤口与红二十师胜利会师，红军声威大振。“蒋介石闻讯红军集结汤口，颇为震惊，连夜发出急电，纠集浙皖赣近10 万兵力对先遣队进行围、追、堵、截。”［21］为扭转被动局面，北上抗日先遣队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但由于战术上的失误和地形选择不当，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谭家桥战斗，虽毙伤敌200 余人，但先遣队也牺牲受伤300 余人，红十九师师长寻淮州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重要干部均负伤，部队陷于被动。12 月下旬至1935 年1 月上旬，为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先遣队艰苦转战于皖南地区， 进行大小战斗10 余次。1935 年1 月中旬，先遣队向闽浙赣苏区转移途中，遭国民党优势兵力袭击，主力约2000 人，被围困于怀玉山地区。在弹尽粮绝、饥寒交迫的绝境，“红军战士发扬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勇气概，不屈不挠”，顽强抗击敌军。［22］经过7 昼夜浴血战斗，指战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先头部队1000 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经过整编，组建500 余人的红军挺进师，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又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继续肩负“北上抗日先遣”的任务。

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历程来看，这是红军指战员战胜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史诗。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北上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被充分激发出来， 锤炼出不畏艰险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四、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

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短短半年时间，能横扫闽浙皖赣四省几十个县，很大程度是依靠大力发扬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革命精神。以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福建及浙皖赣边区，高举抗日旗帜，拉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序幕，是红军指战员顾全大局，战斗力和向心力高度统一的结果。出征前夕，中央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就明确指出：“派遣红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活动，无疑的、暂时的会削弱我们直接捍卫苏区的力量，但是七军团在那里的积极的行动，闽、浙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敌人在该地区单个部队之消灭，以及浙皖赣闽边新苏区之建立，将给敌人的后方以最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种变更将有利于我们捍卫中央苏区的斗争， 并给整个苏维埃运动将来的发展定下良好的基础。”［23］正是为了顾全大局，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急关头， 孤军奋战在敌人深远后方，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浴血奋战，历经六七十次大小战斗，进占了大田、罗源、庆元、常山、旌德等5 座县城， 威逼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及南京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担负着牵制国民党“围剿” 中央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的艰巨任务。血战东南半壁，调动敌人、分散敌人、钳制和拖住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同时，北上抗日先遣队边走边战边宣传，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沿途各地党组织、苏区或游击区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作战意图和行动实效来看，堪称顾全大局、积极实行战略配合的典范。

北上抗日先遣队取得的一切功绩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精神标识。为了保障红七军团顺利穿越闽中敌占区及北渡闽江的安全，中央《作战训令》除了指示红七军团必须在渡过闽江后“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外，还调遣正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反“围剿”的红九军团离赣入闽，“掩护七军团北渡，在七军团北渡后，则仍回到基本苏区”［24］。接到命令后，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明确任务”［25］，立即率部从江西广昌赶往永安、宁洋县境内。7 月29 日，为了威慑敌人， 排除干扰，红九军团配合红七军团包围永安县城。8 月初，红九军团攻占闽江沿岸重镇樟湖坂，不仅掩护红七军团在尤溪以东顺利渡过闽江，还策应红军七军团“占领罗源，并向浙江方向前进”的军事行动。［26］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闽东苏区时，“闽东特委动员了大批干部和游击队配合先遣队行动，为先遣队带路， 侦查敌情以及买米买菜，做翻译，还动员了约一营新兵补充先遣队”，特别是“帮助先遣队安排了四五百名伤病员在后方医院和当地群众家里隐蔽治疗，使先遣队摆脱了一批伤病员的拖累，能够轻装北上”［27］。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则向闽东党政军领导传达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导闽东苏区做好今后的工作，并留下1 挺重机枪、2 挺轻机枪、几门迫击炮，300 多支步枪等武器，有力地促进了闽东苏区的发展。［28］先遣队的伤病员痊愈后，补充到地方红军，增强了闽东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了后来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有的当师长，有的当团、营、连长”［29］。同样， 在闽北苏区、皖赣边苏区、皖南苏区等，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得到所经之地党组织、群众、红军游击队帮助的同时，也积极介绍工作经验、传授游击战术，对开展革命斗争给予指导； 留下一批又一批指战员和枪支弹药等物质， 为地方红军发展壮大提供了骨干力量和物质基础，对促进沿途苏区和游击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红七军团与红十军汤口会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8000 壮士情绪高昂，红军声威大振”，共同浴血奋战到底，这些都是团结奋斗的实例。历史表明，顾全大局、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北上抗日先遣队革命精神的支柱，是中国共

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保证。

历史川流不息, 精神代代相传。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征战福建90 周年之际，我们探讨北上抗日先遣队蕴涵的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好地铭记这段光辉的战斗历程，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更好地学习践行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更好地深化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福建革命历史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 年4 月1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245 页。

[2]〔德〕奥托• 布劳恩著：《中国纪事（1932

-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第97 页。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 年6 月16 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143 页。

[4]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49-50 页。

[5][8][23]《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旗帜下建立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1934 年7 月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468、470-472、469 页。

[6][12][24]《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红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1934 年7 月），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年，第11-12、11-13、13 页。

[7]《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 年1 月18 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47 页。

[9][19][22][28]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图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年，第26、111、233、100-101 页。

[10][26] 黄火青：《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北上抗日的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 第70、69 页。

[11][18] 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7-12、5 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431 页。

[14][15]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第320、336 页。

[16][27][29] 龙跃：《忆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年，第76、76、76 页。

[17] 唐洪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略论》， 《观察与思考》2015 年第10 期。

[20][21] 魏清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艰难征程与历史功绩》，《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 年第6 期。

[25] 李继红主编：《罗炳辉年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78-79 页。

（本文系2024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福建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研究》［批准号：FJ2024B015］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科研管理处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