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人才，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交通险阻，且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联络十分困难。中央急于想知道这支红军部队的真实情况，希望有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工作。同年8月，刚刚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肩负这项重要使命，从闽西辗转赶赴上海。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虽然充满艰难险阻，但为纠正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认识，制定和传达“九月来信”，使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以及古田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闽入沪巧脱险

1929年8月上旬，按中央指示和前委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及汇报红四军的情况。行前，他专程到上杭蛟洋看望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毛泽东复职，重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情况向中央详细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辞别毛泽东，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今新罗区）抵厦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热情接待，两人共同探讨开展闽西的工作，相谈甚欢。

尔后，陈毅身着白底蓝色方格衫，头戴时髦礼帽式草帽，从厦门乘船去往广东汕头。其间，陈毅写信给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说他将取道香港乘英国轮船赴沪，并告知大致船期。

8月13日，陈毅由汕头抵香港，同广东省委接头后，旋即乘船赴上海。此时，陈毅的行程已被上海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 并派叛徒赵宝善前往香港跟踪。8月17日，轮船徐徐驶入上海杨树浦码头。船工抛锚，客轮停靠趸船，千余名乘客秩序井然地下船，向检票口走去。只见岸边军警林立，一双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上岸的旅客。头戴工人鸭舌帽，身穿中式对襟衫、工裤装，带着一只旧羊皮箱，一副年轻师傅打扮的陈毅心知肚明，但他镇定自若，仍缓缓向前走去。快到检票口时，有人用手指在他腰上戳了一下，紧接着一声“客随主便”，机智过人的陈毅心领神会，一矮身，迅速甩开了赵宝善的跟踪。

此时，突然，一个大个子大喊：“抓小偷!”大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小偷”在马路的另一头健步如飞。话音刚落，旁边又有人大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夹杂着喊声，五六个大个子拥着陈毅向前挤，从检票口一道冲了出去。岸边秩序一乱，整个码头都乱了。岸上的军警一下子变成了交警。只得去维持秩序，根本无暇顾及上司交代的任务。陈毅随着大个子跑出了港口，刚舒了一口气，左右胳膊又被一双大手抓住，他还来不及回头，一块黑布已蒙上了他的双眼。

就这样，他被“押上”了早已停靠在路旁的军车。人还没坐稳，司机便大踩油门，将军车开到了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新苏旅馆门口。陈毅被“押上”三楼最东头的一间房。

陈毅进入房间。蒙住双眼的黑布才被解开。他用手擦擦眼睛，只见一位身穿国民党制服、肩扛一豆少将军衔的军官站在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陈孟熙，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大哥!”陈孟熙用食指贴向嘴边说：“轻点儿。你来沪的消息已经暴露。”陈毅一点头：“知道，我在船上就被人盯上了。那人叫赵宝善，他反水投向了你们那一边。”

“这几天，整个大上海军特警宪全部出动，要搜捕你这个红军头领。为确保二弟安全。愚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叫二弟受惊了。”“是呀.我也觉得挺怪，原来是国军少将以‘绑架’为名，行保护‘共匪’之实。”陈毅边说边暗自发笑。

原来，陈毅来沪之前，陈孟熙已调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他刚到上海不久，便接到陈毅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给他的信，告诉他近期将到上海，希望得到兄长的帮助。并告之接头暗语是“客随主便”。陈孟熙接到陈毅来信后，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代主任的陈修和(陈毅的堂兄)商量后，才演出了这出“抓小偷”的闹剧。说着，陈修和走进房间，陈毅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两位兄长了！”

人靠衣裳马靠鞍。理发、洗澡，换上孟熙买来的笔挺西装，陈毅马上容光焕发。陈修和又弄来一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徽章，陈毅佩戴在胸前，与身着少将军服的孟熙住一处，行动十分方便。

汇报红四军情况

次日，陈毅发信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两天后，一中年男子叩门进来。此时,陈毅在里间,孟熙在外间,来人一见身穿少将军服的陈孟熙好像不是接头人,便忙称“对不起，找错了房间”，说着便退了出去。来人走后,陈毅从里间走出来说：“误会了,误会了,来人是与我联系的。”于是,陈毅第二次写信与地下党联系,并说明穿少将军服者是其哥哥。

8月21日，第一个同他见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与李立三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1921年9月，为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学校对爱国学生的压制，他们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国里昂法中大学展开斗争，一起被关押并武装押送回国。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失败之后，陈毅与李立三各奔东西，如今再次相见，格外高兴。

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报告。李立三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要求陈毅抓紧时间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中央研究。

过几日，周恩来也到新苏旅馆找陈毅详谈。周恩来说：“陈毅同志，辛苦了，也让你受惊了！”陈毅回答道：“多亏两位国军兄长，我才安全到达上海。”随后，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近况，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他说：“中央2月7日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过于悲观。党的战斗力并不像中央所说的那样薄弱，国民党的屠杀是为渊驱鱼，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的形势下，无论什么党都不可能和共产党争取群众。因此，党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搞武装暴动，只有这样，党的战斗力才能迅速恢复。”

在谈到红四军的领导以及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时，陈毅感慨地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周恩来说：“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陈毅果断地回答: “非毛莫属。”

对于陈毅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周恩来感到由衷地敬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

夜已深，陈毅送周恩来离开后，继续修改文稿。

几天下来，他终于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等情况，作了如实汇报。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陈毅住处商讨中央指示文件的内容。鉴于陈毅比其他人更熟悉红四军的情况，决定由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

起草“九月来信”

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起草文件期间，周恩来与陈毅不止一次地转移晤谈地点。周恩来常在“福兴”办公。“福兴”是地下党开设的经营湖南土纱布的商号，里面房间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中央政治局常在这里开会。由于防范严密，此处安然存在3年之久，始终未被特务发觉。但考虑到安全和长远之计,周恩来与陈毅不能常在这里会晤，他们曾多次转移会晤的地方，有一次转到法租界一家私人开设的博爱医院，装作陈毅住院“养病”，周恩来来此“看病人”；还有一次转移到陈孟熙的内弟，且是陈毅好友的李嵩高在法租界创办的锦江餐厅。在上海期间，陈毅时而西装，时而长衫，多次与周恩来等人在不同地点秘密会晤。

为更好地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安全起见，陈毅索性从旅馆搬到老同学金满城家住。党的信任，周恩来的重托，给陈毅以极大的鼓舞。他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奋笔疾书，反复思考琢磨。

根据中央的意见，陈毅在文件中阐明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同时，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红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任务的重大。”

对于红军战争中分兵与集中问题，陈毅考虑“过去红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他在文件中写道：“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

陈毅还在文件中就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指出：“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对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

经过多个日夜的努力，陈毅终于起草完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过后，给予了高度称赞，仅改动了两个字。9月28日，指示信经中央讨论获得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这份近万字的指示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了红四军的基本任务、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既符合红四军的实际，又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此信随后由周恩来交给陈毅带回红四军前委。

安全返闽传指示

特务们久久没有抓到陈毅，有些恼羞成怒。他们仔细一想，陈毅是从福建来的红军将领，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肯定不会太长，只要守住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陈毅就插翅难飞。叛徒赵宝善也立功心切，发誓一定要抓住陈毅。

完成了使命，陈毅准备返闽。9月30日，陈孟熙为陈毅买好第二天的船票，并在老朋友金满城家摆了一桌酒菜，为二弟饯行。陈毅十分感谢两位兄长的照顾，当听到陈孟熙、陈修和早已为他制订好登船计划后，更是感动不已。

10月1日下午两点，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客轮停靠在杨树浦码头，特务们早早就到码头把守，对旅客逐个进行盘查。

陈孟熙本就和陈毅长得十分相似，戴上墨镜更让人分辨不清。按照计划，此时他来到码头左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店里，并故意让叛徒赵宝善看到。赵宝善以为发现陈毅，立即飞奔向正在码头上检查的特务头子邀功。特务们大喜过望，纷纷从码头撤离，包围咖啡店。

特务们冲进店内，用枪指着陈孟熙说：“陈毅，你被捕了！”陈孟熙抬手一扬，掏出一张派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你是不是瞎了眼？”说完摘下墨镜，特务一瞧派司上“南京国府侍卫室少将侍从副官陈孟熙”十六个字，顿时吓懵了，只好站在桌边，等候发落。

此时，陈毅打扮成学者模样，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里。这是上海地下党备用的秘密机关，一般不轻易使用。今天到了紧要关头不得不使用，为的是配合陈孟熙的行动计划，对陈毅的安全起到“双保险”作用。

趁混乱之机，陈毅手提木箱，迅速来到码头，混在拥挤的人群中登船。此刻，九月来信就藏在箱子特制的夹层内。等特务们发觉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时，陈毅早已安全登上客轮，踏上返闽归程。

陈毅从上海出发，10月4日抵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一同研究中央指示和红四军挺进东江的行动问题。随后，陈毅离开东江特委所在地,继续北行,顺路调查梅县南部山区敌军的布防情况。

10月22日，在梅县到焦岭的路上，陈毅与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从林彪那里得知军部在松源。随即赶往松源，与朱德会晤。两位战友再相逢，惊喜万分。

根据九月来信的要求，陈毅担负向红四军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的重要任务。

当天夜里，陈毅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根据中央指示，亲笔致信毛泽东，请他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随后，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经广东平远返回闽西。进驻上杭县官庄之后，于11月18日举行红四军前委会议。陈毅原原本本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研究下一步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并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部队再次攻克长汀后，前委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

随后，陈毅又一次到蛟洋请毛泽东回红四军。陈毅对毛泽东说：“我到上海，见到周恩来和李立三同志。我向中央汇报前委工作和四军状况,并带回中央9月28日的一封信。恩来同志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

说到这里，陈毅站起来诚恳地说: “我和朱德同志都希望你早日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我今天是来接你的!”

听过陈毅这一番肺腑之言，毛泽东为之激动，给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他感激中央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11月26日,毛泽东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由蛟洋抵汀州，仍任前委书记。陈毅后来自豪地说: “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贡献的。”

陈毅、朱德与毛泽东在汀州会合后的第三天，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同意官庄会议关于召开九大的决定，以传达贯彻中央指示信的精神。

12月3日，红四军前委到达新泉，陈毅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讨论红四军党内外存在的问题，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

“新泉整训”期间形势突变，国民党第二次“三省会剿”直逼闽西苏区，赣敌金汉鼎部已攻占长汀，正向新泉奔袭而来。为确保会议顺利而安全召开，红四军紧急移师古田。

12月中旬，红四军前委移驻古田后，召开了有各纵队、支部和部分大队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周恩来授意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有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指明了方向。

陈毅的工作更紧张了，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2月28 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陈毅作为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代表红四军前委冒险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参与三人委员会讨论为红四军问题提供建议，并受中央重托执笔起草“九月来信”，为“九月来信”的形成和传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陈毅实事求是、襟怀坦白的汇报，沿途睿智沉着越过重重险阻，就不可能有中央“九月来信”和后来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科研管理处三级调研员，福建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