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宋朝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后人尊称为朱子。他好学深思，涉猎广泛，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朱熹与地方志也有不少交集，他非常重视发挥志书的功能，在读志用志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对后世方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上任伊始，先问志书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中国地方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两汉“地记”和隋唐“图经”的演变，到宋朝进入了定型和全盛时期。

两宋之时，志书的体例更趋完善，内容更加充实，成为涵盖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地情书，堪称“一方之全史”。宋朝全国、路、州郡、县邑等各级志书编纂成风，各地官员在上任之后，往往要将当地志书作为重要的施政参考书。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江南东路南康军（今属江西）担任知军。虽然这次出任地方官并非他的意愿，但作为一代大儒，“家国天下”的士大夫责任感促使朱熹毅然立下了尽己所能、造福百姓的宏愿。为尽快进入父母官角色，朱熹一到任即找来南康的志书（当时称为“图经”）仔细阅读，以期全面了解掌握当地情况。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诗名即为《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勃刘凝之事戏作》。

在朱熹文集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到任之初，考按《图经》”和“视事之始，考诸《图经》”等语句。可见朱熹在出任南康地方官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推崇志书的“官书”“政书”地位，真正将志书作为资治辅政的案头必备书。

朱熹“下车伊始问志书”的故事流传很广，被历代文史界传为美谈。民国著名方志学家黎锦熙举了中国历史上两位名人读志的例子：“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便问《南康军志》。”说唐朝韩愈和宋朝朱熹这两位先哲在出任地方官时，都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借阅当地志书。

朱熹与韩愈同为儒学宗师，虽生活在不同朝代，却同样看重地方志作为资政“官书”的首要地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历史佳话。

学以致用，施政有方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句史志名言将志书的地位与史书并列，突出志书对治理州郡的参考借鉴作用。朱熹即是一位善于运用志书（图经）来处理地方政务的模范官员，在南康相关公文中，“按《图经》”“考诸《图经》”之类用语频繁出现，处处体现了朱熹对志书的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反对迁衙。在朱熹任职期间，朝廷曾动议对南康军的区划设置进行调整，打算把南康军军治衙门由星子县（今庐山市）移到湖口县。朱熹从南康实际情况出发，以方志等文献记载为依据（“照《图经》”），分析了北宋初期在星子县设置南康军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认为现在迁移军治的做法是劳民伤财、有害无利，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取消迁衙计划。

重修书院。被誉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旧址即在南康军境内，该书院（学馆）始建于南唐，后毁于战火。热心文教的朱熹到任之后，从志书中阅读到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情况，立即对书院目前的状况进行了调查。“按国朝故事及郡《图经》，得白鹿洞之遗址于城东北十五里”，在志书等资料线索的指引下，朱熹找到了已经荒芜的书院原址，并亲自主持修复重建，这才有了后来传颂千古的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渊源关系。

纪念先贤。在南康志书中，朱熹了解到东晋名士陶侃、谢安、陶渊明等都曾在南康居住，还有本地一些孝子、节妇等前人事迹也值得颂扬，于是安排寻访这些历史人物的庙宇、故居、牌坊、坟墓等遗迹遗存，并尽量予以保护、修缮。“谨按《图经》……（陶侃）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根据志书记录和实地探访，朱熹获知东晋名臣陶侃在南康的庙宇仍然存在，而且香火旺盛，已然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民间神明。为此，朱熹专门向朝廷上书申请赐予封号，以表彰陶侃的忠义气节。

淳化民风。作为理学大家，朱熹十分重视对百姓的儒家伦理思想教育，他在教化民众时，并不空谈理论，而是注重引用当地志书的记载，用本土乡贤作为道德榜样，使得宣教工作更接地气，更好地起到“厚人伦、淳民风”的作用。

当时南康有刘氏兄弟和陈氏兄弟，都因分割家产的纠纷而打起了官司。朱熹看到这两对兄弟的诉状之后，立即批评了这种“违礼法、害风俗”的事情，说自己上任以来，“寻访民俗，考按《图经》，曾以司马大夫、司马中郎、熊县令、洪义门孝行义居事迹，劝谕士民务修孝悌忠信之行……（令）其兄弟依旧同居共财，上奉母亲，下率弟侄，协力家务”。朱熹援引志书所载本地数位孝子的事例，劝诫当事人要效法家乡先贤，侍奉老母，友爱兄弟，共同维护孝悌之道。

总之，朱熹在执政实践中，充分利用志书全面性、权威性、本土性等特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等功能作用，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以史鉴今、读志用志的良好榜样。

修志未成，长留遗憾

虽然朱熹很重视地方志，也给志书写过序言（如《武夷山图序》），但可惜的是，他没能亲自编修出一部完整的方志书籍。

其实在南康军任上，朱熹也曾有过修志的想法。他在与友人书信中说道：“此邦《图经》不齐整，而都昌为甚。数日来欲略为修整，而不得工夫，又无人能为物色图画。诸邑供来，皆不可晓，甚觉费力也。”大意是说南康旧有的志书不够齐全完备，自己曾打算加以重修完善，但因为忙于政务，缺少时间，精力有限，又没有帮手，最终只能付之一叹。

朱熹从南康离任之后，后来的南康知军朱端章（福州人）接续了朱熹的未竟事业，主持修好了新版南康志，并特地写信告诉朱熹这一喜讯。朱熹为此写道：“朱守书来示及新编《图经》，乃知其郡政从容绰有余力如此。大凡区区向所欲为而不暇者，今皆备矣。”得知南康新志终于修成，朱熹在欣喜之余，不由得感慨万千，赞叹后任知军朱端章施政从容不迫，乃至有余力编修新版志书，完成了自己之前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牵挂多年的一桩心愿。

从字里行间，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朱熹对于未能亲自完成修志的遗憾之意，也可窥见他心中存有的浓厚方志情结。

留名方志，备享殊荣

由于朱熹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其祖籍地、出生地、居住地，都以朱子为荣。这些地方在编纂志书时，对朱熹的记载方式，往往就与其他普通人物不同。本来按照志书内容的一般分类，朱熹的传记应该与众多人物一样都归到人物类中，但朱熹故里的志书则常常将朱子突出反映，给予其特殊礼遇和升格对待。

如在朱熹祖籍地徽州，明嘉靖版《徽州府志》为了凸显朱熹，将朱熹的人物传记从“儒林”中提出来，专列“朱子世家”一类，与人物卷的“儒林列传”“名贤列传”等人物分类并列。

在朱熹主要居住地福建建阳，明嘉靖版《建阳县志》更是在普通“人物卷”之外，专门为朱熹设置“朱子世家”卷。

在朱熹出生地福建尤溪，清康熙版《南溪书院志》虽然名为“书院志”，却不专心记书院，而在第一卷设置了“本源”“年谱”“本传”等章，直接将朱松、朱熹父子作为记述主体。

这些篇目上的升格和体例上的突破，既体现了相关志书对朱熹的重视与尊崇，也在方志编修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