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音》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初，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向工人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而指导工人运动而创立的报刊。该刊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成为当时北京工人革命的一面旗帜。

19世纪末期，工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北京地区工厂数量不断增加，工人队伍逐渐壮大，但群体的壮大却并未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们备受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由于长期处于被剥削的困境中，工人群体自发地萌生出抗争意识，工人的罢工斗争越来越频繁，但罢工目的大多是要求增加工资，且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领导。

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不仅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实践。为此，部分会员分别去往工厂、矿山和铁路等工人聚集地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有关工人生产生活境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探索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形成的一部分调研报告曾发表在当时的一些刊物上，但篇幅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因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意识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究和报道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后不久，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办专刊的需求更加迫切，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

1920年11月7日，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纪念日，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诞生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负责编辑工作。《劳动音》的创刊封面图案采用钢笔画的形式，以齿轮为基础，火炬为主体，在火炬左右两侧以锤头、铁镐为衬托，再以禾苗、稻穗等元素为装饰，象征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向着火炬所指引的光明道路前进。在图案的下方左侧空白处标出“通讯处北京大学第一院李哲夫君”的编者信息。封二上印有一则广告，向读者介绍了《劳动音》的“两个兄弟”：上海出版的《劳动界》和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劳动音》和《劳动界》《劳动者》是中国第一批工人报刊，极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

邓中夏以“心美”为笔名撰写了《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的发刊词，阐明《劳动音》办刊宗旨是为了用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在这篇发刊词中，邓中夏还说明了《劳动音》所刊载的文章是用来介绍国内外的学术知识、工业技能和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状况，同时代表国内的工人同胞发声，以促进工人们的联络团结，让进步者们去寻求改革方案，更让全世界的工人同胞和革命家了解中国国内工人的近况，携手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为工人阶级争取应有的权益，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

《劳动音》所刊载的文章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方式，直观揭示了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事实，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杂志很快在工人群体中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北京工人革命的一面旗帜。

比如，在首期所刊的《劳动哀音》中，就记载了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用“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只知要煤，不顾工人死活。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等真实而又血淋淋的字眼披露了惨案内幕，详细报道了当时唐山煤矿发生的瓦斯大爆炸惨案，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血腥罪行；《国外劳动界消息》则以白话文形式刊登了1920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相关情况。《劳动音》一出版，便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很快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集中地区广泛流传，每期销售达2000份。

创刊之初，《劳动音》就批评过去的革命“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因此它试图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实践活动。在所载文章《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以前的行动存在的三种谬误，大略包括：只尚空谈，不尚行动；空怀某种主义或学说，但不讲具体的学问和技能；只谈目的，不讲方法。这就导致劳动运动的结果当然是缘木求鱼，难以有进步。

《劳动音》在发行5期后，因经费不足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查禁而停刊。

停刊后不久，在1921年召开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上，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这一时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革命活动进一步发展，已经将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闻名，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成立工人俱乐部的计划也在组织酝酿中，因此对工人运动经验的交流推广需求更甚。为宣传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

1921年7月，李大钊领导《劳动音》“原班人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工人报纸——《工人周刊》，但出到第6期时又遭到查禁，故而改名为《仁声》，由于缺乏经费，只出版了3期便停刊了一段时间，而后复刊为《工人周刊》。1922年8月，《工人周刊》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1924年2月，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该报1926年底被军阀政府查封。从这段历史渊源来考察，《工人周刊》的创办可以溯源到《劳动音》。新中国成立后，《工人周刊》又发展为现在的《劳动午报》，直到今天仍然是传播北京地区工会新闻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