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纪律建设，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邓小平从1929年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到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漫长军事生涯中，注重抓军纪是一个鲜明的特点，他在纪律建设上的真知灼见和坚定执着，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军纪体现军队的性质，事关部队形象，直接影响着战斗力。邓小平认为纪律是人民军队赢得群众、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他特别重视军队纪律建设，总是能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为了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树立良好形象，他教育部队指战员，“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一定要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老百姓亲如家人”。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任一二九师政委和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代理北方局书记，和刘伯承一起统率部队转战太行山、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邓小平针对军纪、党纪松懈的问题，明确要求“必须严肃党的、军的纪律，教育同志，克服松懈、散漫、调不动的现象”。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与刘伯承密切配合，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6年8月，邓小平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部队调防任务紧急，大约有百分之三的人忽视纪律。他迅速召开会议，部署在所有的部队里开展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要做到3条：一是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应对百分之三破坏纪律的分子发动群众性的检查，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二是各级首长负起责任来，决不能纵容；三是把纪律执行起来。为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1947年8月，邓小平在以中原局名义起草给所属部队的指示中提出，“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敢字当头，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而军队的整顿则是一项重点。他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启发大家：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要加紧纪律教育

遵纪守纪，既靠外部约束，更靠自律自觉。知纪才能守纪，纪律建设不能搞不教而诛。邓小平不仅自己尊崇纪律，还一以贯之地倡导纪律教育，希望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让干部战士知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1938年1月，邓小平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在随后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总是告诫大家，“要加强干部和政治工作，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和说服教育，正确执行纪律”。

1949年4月底，针对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暴露的纪律问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建议中央军委推迟攻占上海，以便部队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训，对干部战士进行一次入城政策纪律教育。邓小平在丹阳听说有些领导干部不严格管理部队，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陈毅、粟裕等人分头行动，在不同场合响鼓重锤，带领大家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保证了部队入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以胜利之师在蒙蒙细雨中不进民宅而露宿街头的良好形象，在上海市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针对军队过去一段时期的混乱，指出“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同韦国清等谈话时提醒，讲纪律，更要讲在自觉的基础上执行纪律，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加强组织纪律性。

命令是要执行的，指挥是要服从的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邓小平深知，让禁令生威，就要精准执纪、严格执纪，确保纪律执行到位。1947年5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致电晋冀鲁豫各军区、各纵队并报中共中央，通报晋察冀军区某部队模范执行纪律情况。他们赞扬道：“该部队此次来太行地区作战，群众纪律很好，对地方政权和军队均异常爱护。”“此种团结友爱的精神和模范的纪律，应为我全区部队学习、发扬。”

纪律的权威性来源于执纪的严肃性。邓小平一向主张言而有信、执纪如山，对违反军纪的行为绝不姑息，目的是惩戒于已然、防患于未然。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困难重重，部分队伍出现纪律滑坡的现象。邓小平等领导与各部队“约法三章”，规定对抢掠民财等行为予以严惩。不久，野司警卫团一位副连长私自拿了一个店铺的一捆花布、一捆粉条，触犯了禁令。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宽恕他，当地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邓小平不为所动，秉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从严惩处，使军纪得到了有效整肃，为部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8年，为保证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并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制度都作了详细规定。1948年9月，邓小平针对中原区存在的各地各部队自出布告、自定政策，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或报告不真实等现象，致电刘伯承陈毅等，提出中原区加强纪律性等问题的明确意见，有力促进了中央决定的贯彻。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振聋发聩地发问：“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这一发问对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纪律严明优良传统的坚定意志和急切态度溢于言表。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纪律建设是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邓小平从严治军的思考与实践，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