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前，闽南还不叫闽南，漳州古城还没有出现，龙溪还不属于漳州，漳州只有一万多人。这个时候，一所官办学校出现了。

整个福建就这么一所官办学校。

她的出现，是天荒地老中的一束光。

想象那一道光的模样，从亚热带丛林升起，最初并不耀眼，但在1300年间，渐次点亮山川大地。

那道光源，是松洲书院。

闽南文化的一道光源

“闽南”地理概念最早出现在宋代，广泛使用在晚明，文化这个词出现在晚清。但是，闽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衣冠南渡时已播下种子，在漳州建立时已现端倪，中唐则基本成形。唐府兵戍闽粤开漳州就是这种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段。

闽南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色彩斑斓，但始终有一条脉络贯穿她的衍变过程，这是随大唐将士一路南下的儒家传统文化。

松洲书院站在这条脉络的源头，彰显闽南文化的儒家正统、中原血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在这条主脉上做加减法，最终与海洋文化汇合，并延续到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这条主脉，闽南文化才聚集成形，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瑰丽多彩的一支。漳州，才真正意义上成为历史文化名城。

松洲书院创办的地点就在九龙江北溪水边松洲堡。发起人是龙溪县令席宏，创办人是漳州州文学陈珦。

当时陈珦很年轻，才二十出头。父亲是岭南行军总管、漳州刺史，曾祖母是魏征堂姐妹、隋中书令魏潜的女儿，往上溯源陈家是陈朝皇族。他十几岁就举明经，授翰林承旨直学士，是漳州地面上最早获得功名的人，前程远大。但他宁可远离权力中心，也不愿参与宫廷“内耗”。父亲对他的期待是“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示珦》）。

陈珦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他文武双全、品德高尚，站在岁月深处，总有一天要发出穿透历史的声音。

陈珦创办的书院并不大，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规模，可能还有一个跑马场，这很符合唐人的性格。学生不会很多，因为整个漳州人口不过万把人，加上龙溪县（这个时候还属于泉州，此时的泉州是福州），数字依然单薄。不过，这个“学校”是福建最早传播儒学的学校。

想象当年的情形，陈珦带学生在北溪水边，骑马、击剑、读书、谈论时政，身边是兵营，来听课的也许有兵营的人。船靠岸时，也许有人从外面慕名而来。一切都充满着活力。

那一年是公元708年，即唐景龙二年。后来明清的《漳州府志》《龙溪县志》都提到了这件事。

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是，这是闽南甚至福建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个开创性的缘起

席宏县令给陈珦的信里写得很清楚：“吉甫（周宣王的尹吉普）归而万邦为宪（万国效仿），太丘（陈太丘）处而四境无盗，为导民于礼乐，无混痕于渔樵。且十室必有忠信，而海滨世无仕进者，实无教之尤，非生姿之愧。盖鹿鸣不闻清音，龙门焉敢高仰。望惟开其茅塞，勿托疾以薪忧。”盛情邀请源于对这位自唐都长安返回的年轻人的满怀期许。期许他所带来的礼乐教育，将改变莽荒之地陋习，并且为国家培养人才。席宏的设想对闽南而言，几乎是历史性的。

办学的目的是基于长治久安考虑，闽粤在王朝统治的边缘，形势向来复杂。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唐高宗命率府兵平乱，征战二十年。其间，陈政殁于军中，子袭父位的陈元光奏请在泉潮间建一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说这地方“地及七闽，境连百粤”。建州，是为了让“胡粤百家，愈无罅隙”。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漳州建立了。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任漳州刺史，他的将领也被授予各种行政职务，唐帝国的东南新州，实行的似乎是一种军政融合的管理模式。开漳将士自此落地生根。

从中原地区迁徙人口和建立移植制度是当务之急。松洲书院的建立，便是引进文化制度的一个环节。

当时，戍守将士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一个新开发的处女地，经历战争，走向和平，生机勃勃但充满危险。必须有一种精神力量来调和社会矛盾，并引领大家向云兴霞蔚的中原看齐。

一种成熟的治理理念显山露水。陈元光是刺史，是将军，也是诗人。他的诗歌气势磅礴，充满盛唐之象，那是他的襟怀。崇尚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那是他的眼界。他在《漳州刺史谢表》说：“持清静于临民，守无私与奉国。”一句话：雷霆手段，无为而治，无私奉国。道家与儒家思想一开始就出现在闽南文化的源头。

三个重量级人物为松洲书院加持：最高军政长官陈元光，县令席宏，最高军政长官的儿子、接班人、现任州文学陈珦，资源充分集中。这样的架构，是可以谋篇布局的。

但是，书院为什么选址松洲？

因为这里是多种力量的结合部。山海之间，自然与人类力量的交汇处，充满张力，似乎是闽南早期社会的样板。

这里是军事要塞。松洲堡行台，是岭南行军总管的四大军事要塞之一，有军人拱卫的安全，值得信赖。大唐的诗歌，与军人的号子一起飞扬，冲天的戈气，正在化作清朗的吟唱。

这里是早期定居点。那些开漳将士墓葬留存至今，开漳将领许天正、李伯谣、林孔著、马仁，他们身前叱咤风云，身后在这里相聚。

这里是水路交通要道。汉唐古道揭鸿岭是联系外界的陆路通道。九龙江北溪干流是闽西南交通通道，源源不断的物流，为这里注入了无穷活力。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1300年前的松洲，阡陌纵横，河风荡漾，杨柳依依，鸟语花香。这个时候，就缺琅琅书声了。

公元8世纪初的松洲，正需要一所学校。

松洲书院发出的书声，散落在闽南大地，润物无声，曾因战争而彪悍的民风日见醇厚。金戈铁马，化作和风细雨。儒学教育和地方治理同步，形成全新的社会风尚。

年轻的士子出现在帝国东南一隅，他们西望长安，跃跃欲试。推动科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漳州初建时近1400户、人口8000人左右；中唐时期5000多户、17000人，像现在的大型村落。这样的人口规模，进士速成不了。贞元八年，即公元792年，漳州有了第一个明经周匡业，此时，距建州106年，距书院建立84年。元和十一年，即公元816年，漳州有了第一个进士周匡物，此时，距建州120年，距书院建立102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整个唐代，漳州得科名者7人，其中进士5人、明经2人。数字并不可观，但是一个开创性的缘起。宋时漳州经济快速发展，进士人数大增，到晚明，进士人数是全国州府的3倍，开漳先驱播下的文化种子，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泽被后世。

最醒目的文化地标

那是一个开创性的时代。闽南文化从肇始走向基本成形。随府兵进入这个地区的河洛话成为闽南主体方言。当闽南还不叫闽南，闽南话（河洛话）已经先行覆盖了这个地方。

唐初福建人口1万余户，不满10万人。松洲书院建立时是中唐，福建人口10.9万户，约60万，增长10倍。人口的递增，撑起一种文化。

闽南文化在闽粤开花结果，开漳是一个重大事件。

陈元光具有两重身份——岭南行军总管、漳州刺史。他治下的辖区相当广大，史料记载：东到岛屿，北到兴化，西到虔州（赣州）抚州，南到潮惠。上马征战，下马治理，江南与岭南的交会处，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正在形成。

陈元光豪迈地唱道：“泉潮天万里，一镇屹中间。”这一镇，镇住了闽粤间大好山川，千年基业。

中原文化进入，前期是十分强势的，因为有军事力量的支撑。最后和风化雨，因为有儒家道家思想的润泽。

国家力量在闽南地区早期开发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一个唐王朝的将领，几千府兵，规模不大不小，但是这片区域最大的军事存在。试想，几千军人前驱，几千百姓跟进，带着皇帝的诏令，在一个军备空虚、行政能力不足的地方，往哪里投放，哪里就是权力中心。松洲书院的底气正是在这里。

新州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经济、军事，整体植入。松洲书院，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个节点，背景雄厚，需要漫长的时间仔细雕琢。从唐总章元年（668年）到唐建中二年（781年），陈政、陈元光、陈珦、陈酆、陈谟五代经营百余年，这种连续性，对区域稳定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

安全保障、人口迁徙、制度植入、思想传播、经济培育、民族融合，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客观上塑造着有利于闽南文化形成的环境。而松洲书院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成为时代最醒目的文化地理标志。

儒家文化唐代在漳州落地生根，标志事件是陈元光开漳、松洲书院的建立。《漳州府志》说：清漳自宋迄今，多钜人长德，以鸿文粹学衣天下，先河后海，必以珦称首焉。

宋代枝繁叶茂，标志性事件是朱熹治漳，弘扬儒学。漳州开始称为海滨邹鲁。

明代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站在时代的高处，标志事件有黄道周的横空出世。王朝即将凋零时，儒学随移民传入台湾，以龙溪人陈永华创办文庙，建立教育制度为标志，对台湾儒学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末期的丹霞书院，成为汀龙漳新思想的殿堂。

1300年间，漳州有书院140家，延续文脉，传播思想，并完成时代蜕变。

松洲书院成于筚路蓝缕之时，与兵营为伴，诗书与剑气同声息。从她出生那一天起，注定拥有卓然独立的开拓者气质。这种气质，与闽南文化相应而生。

松洲书院是文脉缘起时的符号。闽南文化精神，历经漫长的锻打，一代一代的传承、演进，但我们不能忘记初始的样子。

松洲书院是目前有文字可查的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唐丽正书院，建于唐开元六年（718年），《中国教育史》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但这个时间比松洲书院（708年）晚了10年。福州鳌峰书院，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年），比松洲书院晚了100多年。

松洲书院具有早期书院“传道”功能。唐朝的书院，通常是修书、讲经的场所。丽正书院，还具有国家图书馆的功能，但松洲书院，是以士民为讲学对象，这是在宋代才广泛出现的书院模式。就这点而言，它是书院史上的先行者。

年轻的陈珦从松洲书院开始与闽南山水相知，在晚年又重归书院，聚徒授业。松洲书院在陈元光去世后成为官民祭祀他的场所，书院与庙宇合一，后世称威惠庙。时光流转，千年不息，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从此开始立了起来。而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书院穿越千年，至今，我们仿佛还能听见那遥远而清朗的读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