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着一辆轮子嘎嘎响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是谷文昌在东山县14年里最广为人知的模样。

他原本不会踩单车。为方便下乡调研工作，他开始用一辆旧“二八”自行车，晚饭后到县委门口的广场，由通信员当教练，学习骑车。经过几回练习，他终于掌握了基本要领，但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同身子配合不甚灵活，不免有时摔跌。

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摔伤骨头，便给他置换了一辆车身矮小的旧自行车。此后，谷文昌就是骑着这辆车，在东山县的山山水水留下坚实的足迹，在田间地头闪动着辛勤的身影。

县委办干部林泽传有次和谷文昌连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翻坡越坎来到目的地时已两腿酸软，谷文昌却抖擞着精神立即开始了工作。谷文昌担任行署副专员后，林泽传有次去漳州开会，在行署门口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看竟是谷文昌从自行车上下来。他便问：“您不是配小车了吗？”谷文昌笑着说：这不也是“专车”吗？自己骑车上下班，既省事又锻炼身体，还可以给公家省油钱。

然而，就是这么辆自行车，他也是严格要求公车不能私用。有一次，儿女们趁他不在家，又忘了给自行车上锁，便骑出去玩了会儿。他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孩子们：“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专车’，你们怎能这样公私不分！”此后，哪怕“专车”又没及时上锁，孩子们也不敢再碰。

1960年4月，谷文昌带着县委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和警卫员潘进福，深入条件极为艰苦的湖尾村蹲点。三人住在一间低矮昏暗的老屋，找来些杂草铺在潮湿地板上，盖上草席就成了床铺。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走访看望困难群众，接着还要在煤油灯下熬夜写调研材料。他们的三餐也都和社员一样，喝食堂的番薯丝煮青菜汤。公社书记不忍，悄悄煮了份稀粥送去，谷文昌坚决谢绝：“领导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维护党的威信。”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谷文昌的肝、胃相继出现病症。在妻子的关切和地委领导的过问下，谷文昌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漳州检查。接待处按级别规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每天10元、有卫生间的套房。他却谈“价”色变，连连摆手：“我们东山是贫困县，住不起这么贵的房间。”不由分说就拉着通信员出门找便宜旅馆，住进了一天只要1.2元的普通客房，还是两人同挤一张床。

花公家钱时精打细算的谷文昌，却不在乎自己的钱。

县委办副主任宋秋涓要抚养膝下两子、赡养夫妻两边的老人，开销很大，生活过得不免拮据。一天，谷文昌看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打着补丁，当即掏出钱来，让他添置两件衣服。宋秋涓知道谷文昌的情况——谷文昌的子女以及岳母、侄女都挤住在两间低矮的小瓦房内；房里既无卫生间，也没饭桌。看到书记一家人多房少，县委办表示要多调一间房给谷文昌。谷文昌说，不行，不能特殊，人口多住不下是我的事，得由我来解决。

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后，二女儿为婚事找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不留情面地说：“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女儿批木材，无异于监守自盗；我犯错误不说，下面就会有大小领导跟着这样做，那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被任命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谷文昌的家中依然只有公家配给的床铺，和几张自己添置的藤椅。有来访者问：“怎么不买些木制家具？”谷文昌回答道：“我管林业，家里如果一下多了几件木家具，既怕别人说我揩公家油，更怕误导别人，助长乱砍滥伐之风。”

1975年夏初，《福建文学》主编季仲赴东山采访，偶遇谷文昌。多年后，他在散文《绿色礼赞》中如是着墨：“（谷文昌）灰白平头短发，黧黑瘦削脸颊，额上皱纹很深，一双青筋暴突的手掌特大。他大概刚从野外归来，灰布衣泥痕斑斑，脚下一双当兵人穿的解放鞋，挽起的裤脚尚未放下。墙上挂着草帽、毛巾、水壶，墙角搁着柴刀、锄头……”

（摘自2024年3月27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