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邓小平的一生，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只争朝夕的和平时期，邓小平身上都体现出高超的执行能力。这既是他之所以得到党中央、毛泽东认可并被委以大任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成功领导地方、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因。

不折不扣的执行力度

执行贵在坚决。贯彻上级正确战略意图，实现既定目标，必须不折不扣。革命战争年代，打仗异常艰苦。邓小平作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对来自中央的作战命令，总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点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和指挥进军西藏等时期均有所体现。国共内战爆发后，正当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鏖战鲁西南时，毛泽东认为刘邓大军唯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逼近南京、武汉，方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给刘邓发去加急电报。当时部队在连续作战后极度疲劳，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到电报后，经过简单商量，马上复电中央表示立即执行。邓小平日后说起这段经历时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一个伟大转折，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接连取得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天下大势初定后，为剿灭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率军解放大西南。这对邓小平及其所率部队而言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之后，部队特别需要休养。因此，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部分指战员中出现了一些不良情绪。一些人畏难怕苦，一些人则认为，解放战争以来二野吃的苦特别多，不应再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了。邓小平就此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二野中开展加强国家观念与大局观念教育。1949年8月17日，邓小平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指出：“去西南是要多走一点路，苦一点，可这是党指定的光荣任务，为了取得全国胜利也得去，没有任何的犹疑。”经过一番思想动员和教育，部队中的不良情绪得到纠正。这为顺利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大西南的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西南解放后，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征粮剿匪、恢复发展生产，二野部队不少官兵脱下了军装，转为工作队。正当军民忙于生产建设、热情不断高涨之时，1950年1月，毛泽东提出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对进军时间给出了明确意见。进军西藏的任务事关重大，在接到毛泽东的部署电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立即从军事、政治、组织和后勤等各方面着手进行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准备和战斗，1951年9月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拉萨，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邓小平在客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不折不扣完成任务的执行力度值得我们学习。

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

执行贵在创新。执行不是简简单单地照葫芦画瓢，在一些开放性战略目标的贯彻过程中，有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创新举措完成既定目标。正是凭借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邓小平在行军打仗和治国理政领域，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

1944年7月，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去一封电报，列举了“请予电复”的十个问题，内容涉及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方方面面。此举有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之意。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在报告中认真逐条回复。12月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此报很好，请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东江各处。”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高效能的办事态度和条分缕析的高质量报告很是满意，曾评价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邓小平积极创新的执行态度不仅体现在撰写报告上，还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如在指挥淮海战役期间，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坚持独立思考、判断敌情，适时向中央军委提出第二阶段先打黄维兵团的建议，创造性执行了中央军委决策，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时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足见党中央对前线高级指挥员的信任。李达曾回忆说，解放军能够取得全歼黄维兵团的胜利，是因为前线高级指挥员有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临机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宏伟胆略，“由于他们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军委关于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战略意图，因而取得了最佳战果”。

正因为邓小平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极佳的执行力，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他说，邓小平同志“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执行才干较为欣赏。

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

执行贵在速度。好的战略目标一旦形成，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推行。邓小平常说，看准了就抓紧干起来，对的就坚持，不对就抓紧改。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也是邓小平在贯彻目标过程极为看重的。

恢复高考制度，就是在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的。1977年8月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专家提出抓紧恢复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好方式。邓小平听闻后，当即询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刘西尧答复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后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不过，在随后召开的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论不休，导致落实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一拖再拖。关键时刻，邓小平于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这番话语可谓掷地有声。教育部负责人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并迅速组织起草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事实证明，没有雷厉风行的执行速度，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推动起来。改革开放初期，当人们对经济特区产生质疑、办经济特区面临较大压力之时，是邓小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迅速坚定了人们的信心。1984年初，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调研考察，回京后对部分中央负责人谈，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应当是收而应当是放。当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样，在后来的开发开放上海浦东问题上，邓小平亦表现积极，多次谈及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1990年2月，邓小平专门找到中央负责人，指出他们要管、要抓紧干起来。当年4月，中央就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当下，中国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如期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奋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迫切需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行力。邓小平在执行力度、态度、速度三个层面的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