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邓小平的经历，几乎所有的人会伸出大拇指：三落三起，了不起！外国人佩服地说，邓小平是“打不倒的小个子”。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曾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的确，三落三起，最能体现邓小平大政治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而他“三落三起”所彰显的胸怀、智慧和意志，能给我们以深刻而永恒的人生启迪。

第一次落而又起：信念与坚定

邓小平1931年8月到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三年多，却使他人生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他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时重点打击的对象，先是被确定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接着又被打成“以邓小平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在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成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机会主义”第一号人物。

至今许多人仍然奇怪，邓小平留学回国后，只是在八七会议上见过毛泽东，二人没有深谈。邓小平不是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部下，也不是老江西苏区干部，怎么会被打成“毛派”？原来，邓小平没到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已经被“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攻击和指责。邓小平到江西刚刚两个月时，毛泽东就再次被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的临时中央横加指责，解除了其军事指挥权。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剥夺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1年12月，临时中央又批判他为“党内的机会主义者”。1932年12月的宁都会议剥夺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3年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攻击和孤立，毛泽东只剩下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凡是与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红军干部都受到了批判。

在中央苏区这种政治背景下来此工作的邓小平，却在心底认定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和政策办事。同时，他也不赞成极“左”路线，看不惯一些过“左”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抵制。当时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两个职务，在当年的中央苏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地方领导职务，其工作情况对中央苏区其他地方有影响。因此，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毛泽东主张的继续执行，对极“左”做法的抵制，自然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大忌。

此外，邓小平到中央苏区不久，即公开反对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认为他们搞“城市中心论”是错误的，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坚决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城市中心论”。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的这些表现，使“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定邓小平是在和他们唱“对台戏”，视他为眼中钉，处心积虑打击邓小平。

1932年2月23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3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把邓小平保护起来。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没有放过邓小平，3月底，邓小平被博古、张闻天公开批判。他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销，并且遭到批斗，一度被关进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这里实际上是一所“左”倾主义者设的“监狱”，许多关进这里的人被处决。生死关头，邓小平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4月15日，《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刊登在《斗争》第8期，把邓小平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升格”认定为“邓毛谢古”第一号人物，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种处理，在当年，打击是极重的，离被枪决只差一步。

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但年轻的邓小平既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也表现出超出他年龄的坚定性。第一，他并不因为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迫害而失去对党的忠诚。他对党仍然是一片赤胆忠心，决不脱离革命队伍，也决不自杀。第二，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决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左”倾分子强迫邓小平写检讨书，他也写，但决不按照“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写，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不管“左”倾机会主义者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邓小平坚信自己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在巨大打击、精神折磨中，邓小平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和坚强不屈的态度。据那个时候和邓小平有过接触的刘英回忆：邓小平“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不但没有怨恨批判他的人，相反，批判他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了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和团结对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遭受残酷打击的邓小平，出于对党的忠诚，总是积极要求做工作。他见到上边来人，就提出做工作的要求，见到身边的同志，也总是这样的态度。邓小平的忠诚和坚定，以及他不断要求工作的态度，为他改变处境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要求下，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代理秘书长。1933年6月末，邓小平返回瑞金到总政治部报到。在这里，邓小平又能为党工作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个人蒙受冤屈，遭到打击，以致婚姻变故，在他眼里已经微不足道，他没有半点消沉与颓唐，照样将满腔热忱投入工作，表现出革命家的豁达胸怀。

邓小平代理总政治部秘书长的时间不长，就主动向王稼祥提出做一些实际工作，王稼祥安排他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主编《红星报》。他便搬到瑞金城西的沙洲坝红军总政治部的一间房子里。这里一床一几一凳，既是他的卧室，又是《红星报》编辑部。此时的邓小平，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罗明路线”代表的帽子，处于被监督阶段，还没有从人生低谷走出来。但邓小平毫不在乎这些，而是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每晚，他住的这间办公室灯光都亮到深夜，因为他要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亲自校对，平均5天出一期，每期近万字，由一个人干这些工作，任务很重，不能不加班加点。但邓小平从没有误过一期《红星报》，也极少出现错漏。不仅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还约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贺昌、罗迈、彭德怀、聂荣臻、陈云、李富春、陈毅写文章写社论，这样，《红星报》的质量比以前高出一大截。在此后一年中，他共编写了70多期。值得提到的是，邓小平在此期间，不怕再次遭受“左”倾分子打击，还约正受排挤的毛泽东写稿，在《红星报》上发表。这件事，不仅说明邓小平坚定自己的信念，而且在逆境中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党的前途堪忧，此时，邓小平再次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和坚定。长征开始，邓小平仍然坚持办《红星报》，在日夜行军作战中也没有停刊。他跟着党中央和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路。晚年时，邓小平的女儿曾问他，长征时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以平淡口气道出的三个字，表现出邓小平对党的忠诚，对他所投身事业的执著，对真理的坚持。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邓小平也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了他平生落入人生低谷后的“第一起”。 

第二次落而又起：镇定与坚忍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60年代初，他是中央第一线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被打倒，再次落入人生低谷。

邓小平曾回顾：“文革”中，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邓小平这次被打倒的原因，在于他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支持刘少奇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等地区的混乱，以稳定局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工作组受到围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借机指责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要求撤回工作组。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作检讨。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0月，北京红卫兵掀起了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高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检讨，他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接着，邓小平说了一些违心检讨之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小平在检讨书中“补过自新”之后再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毛泽东发话：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可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却不依不饶，他们策划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运动不断升级。必欲置刘、邓于死地。在他们鼓动下，11月8日聂元梓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全国性鼓噪随之而起。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邓小平并没有坐以待毙，他给毛泽东写信，还请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在邓小平要求下，毛泽东与邓小平长谈了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在询问以后如有事情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时，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这次谈话后，邓小平的处境并没有改善，主要原因是林彪、江青企图置邓小平于死地，对他进行诬陷。“文革”初期，毛泽东确定林彪为接班人，也想起用邓小平，希望邓能配合林，让邓小平与林彪搞好关系。后来邓小平回忆：“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林彪显然不愿意毛泽东起用邓小平。而江青、张春桥做得更过分。经他们策划，对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1967年7月17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29日上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名义，批斗邓小平和卓琳。邓小平夫妇受到体罚，被勒令三天内交出“请罪书”，当天邓小平即被限制行动自由。这天下午，邓小平致信汪东兴，求见毛泽东，又致信毛泽东，告之被批斗的情况，说，“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面向主席请教。”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

1968年5月上旬，经毛泽东、林彪同意，邓小平专案组成立。16日，专案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要求邓小平先写一份历史自传，从8岁写起，随写随送专案组，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目的是从中查找邓小平“历史问题”的“线索”。邓小平非常清楚林彪、江青等人的用意，但他并没有用激烈态度抗拒，而是再次表现出镇定和坚忍。他坦然同意写自述。1968年6月20日，邓小平开始在家写《我的自述》，至7月5日下午写出二万六千五百多字的初稿，分十二个小标题，叙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在《自述》中表示：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身陷逆境的邓小平这种处置，展现了他大政治家面对政治风暴的镇定自若和坚忍不拔，他没有失去自信，以冷静和忍耐，对待不公、侮辱和冲击，同时努力争取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

尽管邓小平写清了自己的经历，邓小平专案组也没有查到他“叛变自首”等“罪证”材料，但林彪、江青等人并未放过他。1968年7月下旬，邓小平专案组写出题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综合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约一万五千余字，充斥着对邓小平的攻击和诬蔑的内容。但也不得不称：“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周恩来在审阅专案组的报告时，就邓小平入团入党问题在报告的下脚处批：“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这样，邓小平入团入党的事也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看了报告，对邓小平的态度有两条，一条是：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要批判。另一条是：刘、邓可以分开，对邓要保。他说：要允许犯错误。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印发邓小平专案组提交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报告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大肆批判邓小平同时，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毛泽东却在全会上讲话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毛泽东的话，使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将他置于死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想起用邓小平。据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曾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在林彪、江青倒邓风潮中，毛泽东仍然想在党的九大上让邓小平当中央委员，他在1967年9月20日晚的一次谈话中说：邓小平恐怕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看？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以当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

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由于林彪、江青的拼命阻挠，邓小平仅仅保住了党籍，人却被下放到江西。1969年10月，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从北京到达江西南昌,被安排住在市郊新建县望城岗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座二层小楼住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此时的邓小平，大儿子因他而致残，下落不明，其他几个孩子下乡的，下放的，分散各处，音讯全无，他自己在这里，仍然处于受监管状态，一住就是三年。1970年，邓小平的工资被减半，实际上是只给一点儿生活费，致残的大儿子找到后接来，由邓小平和卓琳亲自照顾。

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下子跌落到长期监管对象的邓小平并没有消沉，也没有急躁，他仍然镇定沉稳，在忍耐中等待，在逆境中彰显出坚忍不拔的性格。邓小平并不悲观，更没有丝毫垂头丧气的样子。他每天上班都笑着与大家打招呼。平时言语不多，但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尤其是时间长了，还常和大家摆摆“龙门阵”。逆境中的邓小平如此乐观，是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问题终究能够搞清楚，我一定会复起，还会出来工作。

在江西，邓小平每天坚持听广播，读报，思考国家的大事情。他去工厂劳动之余，就静下心来读书，或者在自己动手开辟的菜园子里劳动，他非常平静，很少说话，忧愁和烦躁仿佛和他无缘。晚饭后，在院子中一圈圈地散步、思索。邓小平每日迈着沉静的脚步所走出的两条小路，被后人称为“邓小平小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到极大震撼的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预感到自己争取复出、为人民再做工作的时机来了。1971年11月5日上午,他在工厂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正式传达，经思考，于三天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还汇报了自己两年来在江西及孩子的情况。毛泽东阅信后要求汪东兴继续管邓小平的事，并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虽然毛泽东还没有表示让邓小平复出，但这封信却沟通了毛邓的联系，让毛泽东想起邓小平。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这个定性，对改变邓小平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暗示陈毅家人将此信息传递给邓小平。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再次致信毛泽东。信中除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检查外，重要内容是提出了工作要求：“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毛泽东于8月14日阅信后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毛泽东的批示，为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带来了转机。同日，周恩来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内容。1972年12月18日已查出患有癌症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重新工作一事复信周恩来, 提出：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在周、纪、汪三人提议下，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29日下午，已经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随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和邓小平见面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起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回答说：“等待。”这是两人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会面。邓小平用“等待”两字高度概括自己六年磨难中的思想,充分显示了他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处逆境而不消沉的乐观主义精神。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月3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上述事项，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正式恢复国务院副总理工作。1973年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晚宴。经过对邓小平复出后工作情况的观察，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前来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在谈话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且决定，在周恩来生病的情况下，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标志着邓小平走完了第二次由落到起的路程。

第三次落而又起：从容与乐观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工作，给遭受“文革”灾害的中国带来了希望。

整顿，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恢复正常，这必然触动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的利益。于是，“四人帮”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多次指责邓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走资派还在走”。但是，毛泽东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写一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但邓小平拒绝了。1975年冬，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没有得到全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拥护，而只限于在主要报刊上发表由“四人帮”组织写作的文章，挑选一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分子”开讨论会、发表演讲和文章，因此江青不得不亲自出面批邓。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但江青的煽动并没有收到她预想的结果，各地党组织没有积极响应批邓的号召。可以说，这场运动由于干部群众想不通而受到了不同形式的抵制。

这种情况加重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信任，并且在全党展开“批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不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虽然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还没被免，但实际上他已不能工作，被“靠边站”了。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由此在全党大规模开展。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使全国生产秩序混乱，社会出现动荡不安局面。

1976年4月初，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运动。4月4日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这次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却发展起来。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有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毛泽东继4月5日圈阅了毛远新送来的政治局会议报告后，又于4月6日批示赞同毛远新整理的4月5日政治局会议报告，将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但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保护措施：派汪东兴秘密把邓小平安置在东交民巷一所房子保护起来。

4月7日，中央警卫局派人到邓小平住的地安门东大街43号,接邓小平到东交民巷17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到：

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林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与父亲的永诀啊!

他们心里清楚，邓小平此去前途难料。周恩来已经逝世，叶剑英也实际上“靠边站”了，“四人帮”还在台上，在政治局有一定势力，并且还在大力抓捕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四人帮”的人。毛泽东身患重病，身体极度虚弱，华国锋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能否掌控住局面还很难说，如果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上台，邓小平就性命堪忧。因此，他们怎能不为父亲担心？但是，面对这个政治冤案带来的人生第三次大磨难，邓小平表现出从容乐观的政治品格。他依旧沉默寡言，从容地随来人乘车住到东交民巷17号院。当天下午，他夫人卓琳也被接到这里来。

在17号院，只有警卫，没有其他任何人跟随，邓小平与卓琳就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过了一段时间，警卫找来了原来的厨师，帮助做午晚两餐，早餐还是他们自己准备，好在他们的早餐一贯简单。17号院外边的世界非常热闹，“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公开点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从报纸和广播里也知道这些，但他根本不理会这些政治闹剧，平静而从容，吃得饱、睡得香，照样有规律地生活。只是孩子们不在身边，使他们感到寂寞和惦念。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17号院就只剩下邓小平一个人，他依然保持平静从容的性格，每天生活很有规律。实在没事可做，他就拿出邓林塞到他衣服口袋里的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邓小平女儿回忆说：这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7月19日，汪东兴感到局势稳定，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才请中央警卫局派人把邓小平接回宽街与家人团聚。但邓小平仍然不能走出这座小小的四合院，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面对如此处境，邓小平毫不怨天尤人，更没有半点悲观失望，始终保持乐观的情绪。没有事情做，他就自己找点儿既能锻炼身体又有些益处的体力活干。见院子里杂草丛生，无人清理，他就找来一把过去工作人员丢弃在库房里的大剪刀去剪院子里的杂草。时值盛夏，太阳很毒，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的邓小平却站在毒辣辣的日头下，用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湿透了衣衫。他1973年刚住进这个院子时，有空就在院子里种花种草。现在他可以每天从容、平静、专心地做这个事了。经他种植、伺弄，原来空空荡荡的院子，长满了青草绿树和鲜花。

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不理解，邓小平在遭受严重政治打击情况下，何以能够这样从容、淡定？后来，邓小平自己作了解答。1984年 3月 2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问邓小平：在你个人的经历中，你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在当天深夜在西山叶剑英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叶剑英提出要让邓小平复出，但要等待时机。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先后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由此，他的政治命运出现了新转机。12月14日，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看文件，并且亲自在301医院为邓小平治病的手术方案上签字。之后，华国锋将邓小平接到西山，并且请他参与中央领导核心重要决策工作，“批邓”说法也改变得轻描淡写，重点转入揭批“四人帮”。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