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春（1860—1921年），名国廉，字能忠，永定下洋中川村人，清末民国时期南洋著名华侨实业家。1872年随乡人南渡槟城，先后在太平、拿乞、端洛等地经营矿场，大胆采用新法开矿成巨富，人称“锡矿大王”。两次向清政府捐赠白银100多万两，被清政府封为邮传部尚书、荣禄大夫，委任为槟城领事。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侨居地华侨社会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胡子春热心教育及公益事业，慷慨捐输，耗资无算。先后创办槟城中华学校、槟城师范学校、中华女校、怡保育才中学等9所学校。担任过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等各社团要职。新加坡永定会馆成立后被推举为名誉总理。1921年3月27日，胡子春病逝于马来亚槟榔屿。

华侨世家　锡矿大王

据《福建永定胡氏族谱》记载，永定下洋中川豪士窠人胡怀让，约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下南洋，前往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从事种植胡椒等作物，并在当地成家，生下儿子胡玉池。胡玉池，名麟书，字瑞发，生于槟榔屿峇六拜，少年时随母亲李梅娘回原籍永定中川生活，在家乡结婚生下子荣、子春后返回槟榔屿帮助父亲种植胡椒。

胡子春，清咸丰十年（1860年）7月30日出生于下洋中川豪士窠。胡子春在孩提时期，即由祖母抚养。祖母李梅娘虽然目不识丁，生活拮据，却非常重视对子春的教育，将他送到中川胡氏族塾。后因家庭实在困难，只好辍学回家开荒种地。同治十一年（1872年）因为家贫，告别祖母跟随家乡“水客”胡苟寿下南洋投靠亲人。当胡子春历尽千辛万苦到槟榔屿时，得知祖父胡怀让和父亲胡玉池已经去世，已经在槟榔屿站稳了脚跟的姑母给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帮助。他先是在华人商店里当学徒，“寄食姑母家，入私塾”。16岁至商行帮佣，因为薪资微薄，便去职改学“行巴”（俗语，勘察矿苗）。18岁时获华人巨富、甲必丹郑景贵夫人胡氏赏识，认作侄子，协助管理业务，并将夫家侄女郑绣莲许配给他为妻。

胡子春婚后进入同乡族叔创办的矿场工作。他做事刻苦认真，对勘探锡苗独具慧眼。他发现在槟榔屿和吡叻各地，经营垦殖业和经营矿山最为赚钱，特别是槟榔屿、天定曼绒红土坎等海港来往繁忙的矿砂船，让他看到了商机。数年积累经验和资金后，先在霹雳太平试办矿务，后在拿乞创办永丰行、永益和锡米行，其后又在端洛（tronoh）收购一座废矿场。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移动泥皮（即矿地上层没有锡矿的泥土）和提炼锡矿砂的巨大劳力浪费，胡子春从欧洲引进先进机械设备，充分利用机械和水力进行采掘，还创新实行矿井采矿法和露天采矿法，极大地提高采矿效率。创办冶炼厂，将锡矿石就地炼成锡材。同时发展矿区交通，修筑公路，铺设简易铁路，加快矿山开采、运输进程，提高经济效益。除端洛矿场外，胡子春还在马来亚的雪兰莪双溪美西（SungaiBesi）、怡保、玻璃市加基武吉里锡矿，暹罗通扣（今泰国普吉）等地拥有锡矿场，成为巨富，手下矿工万余人，西方人称他为“锡矿大王”。鼎盛时期，他创办的与矿业相关的企业有30多家。怡保、槟城等地由此兴起锡矿开采、运输、冶炼、锡器加工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经济日趋繁荣。胡子春的族人、下洋人一波又一波南渡怡保、槟城，马来亚多地因此成为下洋侨民的聚居地。1906年，清政府官员刘士骧南洋视学时，参观胡子春创办的端洛、金宝及拿乞的矿场，对其规模庞大的矿山及先进的采锡设备非常赞叹，大开眼界，认为“端洛锡矿，论者至以为环球第一营业之大”。

胡子春新法采矿的首创引起各界的重视，被大力宣传、效仿。雪兰莪参政司参观他的矿场设施以后，认为他的做法为马来亚经济繁荣作出突出贡献，大事宣传、推广他的经验。胡子春多次被冠以“锡矿大王”的头衔出现在报纸上，英文报纸对其进行专访。英国驻南洋参政大臣白席氏因胡子春有功于马来亚的繁荣，封他为“太平局绅”，英王封他为矿务大臣。英国殖民当局还特赐其优待证书，注有“无论到南洋何处游历，均应给予优惠接待”字样，胡子春乘坐马来亚火车还享受免费待遇。其后，将霹雳州怡保的一条街命名为“胡子春街”（JalanFooChooChoon），以表彰其对当地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经营矿业的同时，胡子春大力发展种植业。他在拿合买下数千英亩山地种植橡胶，还在槟城阿依淡垄尾地区购买数百公顷土地种植丁香、豆蔻等，并命名为“春园”。

为国捐输　支持革命

胡子春生当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凭着洋枪洋炮恣意蹂躏中国，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有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胡子春少年漂泊异邦，饱受祖国贫弱的苦难，无时不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念，试图以捐资投资的方式以拯救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多次捐巨资给清廷，他也因此不断通过清政府的赐封获得官衔与爵位。1900年，他报捐同知衔。1905年在马来亚提倡“国民捐”，首献万金，以接济清政府的新旧赔款，结果获得清政府的金铸奖牌。当两广总督岑春煊赴南洋宣慰侨胞时，胡子春向清政府捐献建设资金白银50万两，被清政府赐封为“邮传部尚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胡子春回国奔丧后，赴北京晋见慈禧太后，又捐献白银50万两。

在清政府官员的延揽下，胡子春先后投资白银数十万两，参与开办粤汉、沪杭、漳厦三条铁路，被清政府赐封为“荣禄大夫”，他引以为荣，将在家乡兴建的土楼取名“荣禄第”。1906年秋，清廷委派陈宝琛总理福建铁路事务，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股筹资，建设漳厦铁路。陈宝琛对胡子春评价，“此人自认二十万，代招二十万，不能不先结之以为助”。胡子春成为漳厦铁路最大的认股者。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赴南洋视察招募华侨资本，胡子春联合霹雳州其他富商合伙投资，斥巨资在福建安溪、厦门、广东番禺、海南等地筹办矿务与修筑铁路。根据考察情况，胡子春提出“一纲十目”（一纲：开银行，十目：曰筑马路、广种植、清荒地、兴矿业、讲畜牧、重渔业、设轮船、长森林、兴盐务、开商埠）的创兴琼崖地利办法，得到清政府农工商部的认可。清政府赐封胡子春为三品京堂太仆寺正卿、花翎三品顶戴盐运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胡子春在三亚港附近建筑大盐田，直接引海水晒盐，并创建侨丰公司进行运销。后被推荐为开辟琼崖督办，获得琼崖矿权开发专利。胡子春联合区慕颐等人在儋县成立侨兴公司，引种橡胶4000多株，为中国橡胶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据统计，胡子春在国内各项实业的投资总额达843万元叻币（叻，l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国殖民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是晚清时期在中国国内投资最多的华侨。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后，他陆续了解到清政府残民卖国、腐败无能，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加上受到孙中山在南洋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影响，他与清政府日益疏远，转而积极支持革命，屡次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广州黄花岗起义时，胡子春委托好友王绍经（永定高陂人、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因无意仕途，南渡马来亚经商并从事教育，与胡子春结为知交）代与孙中山见面，并捐赠巨额资金支持。武昌起义前，他捐资筹集到一批枪支弹药，由王绍经亲自运回国内支持革命。并支持同乡胡建扬等回国参加闽西的光复斗争。在胡子春的支持下，胡建扬率领的光复军顺利光复广东大埔及闽西永定、上杭、长汀，胡建扬因此被称为“辛亥革命时光复闽西第一人”。胡子春不仅自己带头，还吁请广大华侨慷慨解囊，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武昌起义后，他立即剪掉辫子，对革命党人在南洋的募捐活动表现得非常热情和支持，捐献巨资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南洋华侨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民国版《永定县志》记载：“（胡子春）辛亥鼎革，奔走最力，协助民党饷款甚巨，功成不居”。

慈善公益誉满中外

甲午战争战败后，胡子春目睹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深感国势日颓，认为“非学不足以图存”，他常对人说：“当今之世，中国非发展教育、昌明科学，无以振兴。”对兴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十分热衷。1901年，联合槟榔屿郑景贵等侨领倡办“崇文社”，推动“敬惜字纸”运动，设立义塾，免费供华侨子弟入学。1906年始，他出任槟榔屿中华学堂正监督、槟榔屿劝学所总董等职，捐资30余万两白银，委托王绍经在南洋各埠创办了6所华侨学校，创办中华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坝罗女学堂、崇华学堂等。由他在槟城创办的中华女学，开启了南洋华侨女子教育的先河。

废除科举制后，胡子春首先在家乡掀起兴办新学风。1906年胡子春回国时，在家乡中川捐资创办磜角书院（后改为培红小学）、犹兴学校和湖坑小学、金丰中学。中川犹兴学堂，课程设置超前，吸引了永定金丰和广东大埔数百名学生就读，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新式学校。1913年，胡子春捐资支持王绍经在永定县城创办第一所中等学校——师范讲习所和劝学所，为家乡培养了大量人才。

胡子春热心社会慈善公益，在华侨社会中德高望重，担任社团职务众多，连任霹雳民政院议员和参事局参事十余年。1908年，他不顾大烟商利诱威胁，毅然发起戒烟运动，成立“振武善社”，宣传吸烟毒害，劝导戒烟，免费赠送戒烟药水。一时，马来各州华侨纷纷响应，形成风靡马来亚的声势浩大的戒烟运动。

胡子春旷达好客，乐于助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乐于结交。他对慕名前来投靠的困难同乡，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每月发给数元零用钱；若是有才学或者一技之长，则安排到自家企业工作，或者介绍到其他华侨创办的企业工作。同乡中得到他帮助而成长为后起之秀者甚多，时人称他为南洋的“孟尝君”。

胡子春父母早丧，与祖母相依为命，感情至为深厚。他下南洋时就暗下决心发迹后一定要在家乡盖大房子，让祖母过上好生活。他事业有成后，寄钱回家盖起了占地1200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的“荣禄第”。1906年祖母去世，他历尽艰辛回家奔丧，赴京晋见慈禧太后。虽然最终因为事业牵绊没有实现“叶落归根”，但“荣禄第”成了他在家乡引以为荣的佳传。

（执笔：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游京红、中共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陈志霞　钟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