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瞿秋白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杀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文革”开始前后，瞿秋白烈士曾被诬为“叛徒”。出于对拨开历史迷雾的兴趣和责任，我争取到宋希濂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这段尘封往事，以告慰长眠地下80余载的烈士。

初访宋希濂：问题与悬念

1966年的7月，我与宋希濂在全国政协机关就此开始了第一次交谈。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被捕时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得逞后，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4月下旬，我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称林琪祥，职业医生，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次日，师参谋长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当时，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每次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我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吴说，这一突然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其实，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了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追问道。

宋希濂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爽朗地笑着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问题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时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说着他掏出一支香烟，未等吸完即对我说：“我听完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示‘优裕待遇，另辟间室’，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访宋希濂：好事必多磨

首次谈话结束不几天，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又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登门拜访。就这样，我和宋希濂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又经陈赓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20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成功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为蒋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当然，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如藕丝一般的牵绕，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即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丁给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认真去执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单独提审他——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3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我正待请宋细谈，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他的一位邻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年。

三访宋希濂：十年后的真相大白

“文革”结束后，我才有机会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雨过天晴，我的心情与十年前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侃侃而谈。

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但宋希濂一开头就欣慰地对我说：“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篇幅太长，下面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瞿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

正面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设在长汀中学里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屋子里只剩下我与瞿秋白。

“请用茶。”我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我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我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先是一怔，旋即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历来更是各种反共分子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说罢起身要走。

我心中恼火，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习惯地用手指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我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投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我无言以对，从此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的一幕

直接审问之后，我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我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我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我估计瞿秋白有可能被押送南京处置。

出乎意料的是，6月16日，我突然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我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我手拿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表态。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

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

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 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我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来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我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我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我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冷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十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

余绪

这里所记述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20世纪70年代末宋希濂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

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