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地区的文化和学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中国文化版图的边缘逐渐走向了中心地带。福建因为宋室南渡，政治和经济地位大幅提升。相对应的，福建籍知识分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南宋到清中后期，福建一直是理学重镇。因为地处东南沿海，福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近代以来，省内出现了一批勇于探索创新，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福建学人最早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严复则于洋务运动时期出国留学，在戊戌时期成为了倡导西学的维新巨擘。

一、林则徐——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林则徐1785年8月出生于福州一个穷苦的读书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在道光年间。在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清朝国势由盛转衰，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底层农民不断起义。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殖民者不断企图扩大在华利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逐渐密切，经济和文化冲突也愈发凸显。林则徐就是在这种国内外环境下开始接触西方的。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士大夫阶级，对西方文明的主流态度是轻视的，将其视为“夷狄”。这种看法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缺乏世界常识，另一方面，这也是出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本能反应。华夏文明最初是在与其他文明相对隔绝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文化心理中缺乏“多元并存”这一要素。在以儒家“礼乐教化”的价值规范中，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世界”一说。“天下”的中心自然是华夏人。在华夏人周边的则是未开化的“夷狄”。

千百年来，这种“中国”与“夷狄”的天下观主导了士大夫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相较于周围民族而言，长期处于文化高位，无论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还是科学技术，都比“四夷”先进。而“四夷”也乐于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乐教化”。这种接受过程被称为“用夏变夷”，通过中华文明由内向外的传播，中华文化圈也在不断扩展。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认为文明的传播只能有这一种模式，即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

出于这种国际思维，来华的西洋人自然也可以归入“夷狄”之列，其学术文化和风俗习惯，也自然不必重视。若有士大夫对外国知识感兴趣，就显得十分异类，是值得羞耻的事。有些极端的守旧者甚至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能够顶住世俗的压力，主动认知西方，与当时朝廷中大部分大臣相比，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林则徐向来主张严禁鸦片。在湖广总督任上，为了搞清鸦片的来源和洋人的情况，解决鸦片泛滥的问题，他能够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以务实的态度、求知的心态去获取外国知识。他一到广州就开始延揽人才，“访悉近来情事及夷商轻藐所由来”[2]。他不论背景，尽可能地召集熟悉广东情况和西洋事物的人，不仅包括在野官员、学者幕僚，还有商人、通事、引水、买办、工人，以及基督教徒、教会学校的学生、华侨等。为了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他下令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中外文书刊，并延请了一批外语人才进行翻译。林则徐甚至还将在外国洋行、医局中服务且略知外国情况的佣人招入麾下。其搜求人才方式不拘一格。

林则徐能够以较为平等的态度与外国人进行交流。在广东禁烟期间，虽贵为钦差大臣，却能够放下身段，利用一切机会来接近西方人，了解世界。虎门销烟时，他允许美国的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记者前来参观，顺便向他们询问有关国外情况和国际知识。一次，有一艘英国商船“杉达”号在广东洋面遇风沉没，获救船员被迫在广州滞留。林则徐趁此机会请该船的医生修订致英王檄谕英文本中的错误，了解鸦片生产过程以及英国、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地理知识[3]。考虑到当时外国人与清朝官方向来不直接交流的陈习陋规，林则徐与外国人交往的态度和方式可谓是特立独行的。

为了更加及时地获取国外信息，林则徐对外国人出版的报纸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开官方译书之先河。1839年春，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英国商人出版的《广州周报》，以及《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等英文报纸，主要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时事报道和评论，以及鸦片生产、对中国禁烟政策的反映相关的报道。此外，报中所载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殖民活动也被摘译出来。林则徐下令按时间顺序整理这些译稿，“统订数本”，按期呈上。这项工作从林则徐到广州后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革职，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其中，保存至今的六册《澳门新闻纸》，就是其中一部分。通过翻译报纸，林则徐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如1840年3月，他在一封信中提到“顷澳门来禀，谓英夷到一兵船，想已鉴入。查此船即九月新闻纸内所说要来中国调停各事者。今即来此，只可严防”。[4]同月，他还从“新闻纸中抄译夷信六封”进呈道光皇帝，在奏折中强调：“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5]他还提醒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注意搜集外国新闻纸上的情报。正是由于对新闻纸的重视，林则徐增长了国际关系知识，对自己的对手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这些知识在防备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除翻译报纸外，林则徐还注意搜集和翻译外国书籍，了解外国法律制度。他组织摘译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该书原名直译应为《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物上的自然法则》，出版于1758年。《各国律例》摘译的是其中涉及国家间战争、封锁、禁运等敌对措施，为没收洋商鸦片找到了法理依据。

林则徐组织摘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极大地扩展了他的国际视野。《四洲志》的原著底本为《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著。原书于1834年在伦敦出版，以后又有多种版本，厚达1500多页。林则徐选择性翻译了有关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历史地理的内容。因译者将南、北美洲合为一洲，故命名为《四洲志》，译文共有八万七千余字。据学者考证，《四洲志》于1839年编译完成，但一直没有出版过。林则徐1841年赴河南调任途中，在镇江会见魏源，将《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了他。魏源在此基础上丰富资料，编撰了《海国图志》。也就是说，《四洲志》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依靠《海国图志》得以传世。林则徐虽不懂英文，但对译稿进行了润饰和补充校订，文字典雅流畅，且含有他本人的心得。《四洲志》的编排与原著大不相同，原著者是英国人，自然以欧洲为中心，然后再述及其他各洲。林则徐将其改为以中国为中心，由近及远、由东及西。对于原著中一些涉及中国边疆和邻国的错误和不妥的提法，林则徐也做出了更正。此外，林氏还用中国史籍对原著进行了补充。

除各洲各国历史地理外，《四洲志》还记载了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民情、国际贸易等信息。既包括美国、法国、瑞士等国的民主制度，也有相对落后的俄国、土耳其等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和农奴制。书中特别记载了世界近代的殖民史，以及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些内容使林则徐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无法置身事外，只有奋发图强才能够求得生存。

从《四洲志》的内容来看，林则徐对世界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他以求真的精神，主动了解西方和世界格局，对世界地理、主要国家、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有了总体的把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抛弃中国士大夫不屑了解外国、盲目自大的傲慢风气，以“知己知彼”的态度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中形成了初步的近代国际观念。他很重视这期间搜集的世界各方面情报，被遣戍新疆期间也随身携带。他的幕僚陈德培曾摘录了一小部分，编辑成册，名为《洋事杂录》，共88页。陈氏自称这只不过是资料的“千百之一”罢了[6]。可见林则徐收集的有关世界资料之丰富。其勤奋探索的精神着实可敬。

林则徐还是最早意识到中西在器物文明方面有差距，并表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人，是“师夷长技”思想的滥觞。他曾在与友人的私信中赞叹西洋武器的优越性，在他看来，清军与英军的差距，在于是否有精良的火炮和水师：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精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7]

于是，为了整军备战，林则徐组织摘译了有关西欧火炮使用的书籍，并对明末传入的有关火炮的书籍进行了校订，训练部队使用西洋火炮。此外，他还注意研究外国的军舰，曾派人秘密绘制各种欧式战舰的结构，进行分析。为了提升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他通过西洋军火商以及派人到澳门和新加坡等地购买欧洲生产的火炮，还购买了两艘商船改装成欧式军舰。此外，林则徐向朝廷提出制造欧式战船，他自己则带头“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用洋式”[8]。

尽管林则徐最早认识到中国在器物上落后于西方，但是他迫于清议的压力，终其一生都没有公开的宣扬西方知识和器物。他对西方的了解，虽然有所局限，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可称冠绝一时。他对西方的探求毕竟是出于理政治军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仅触及浅表。直到戊戌维新时代，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才突破中西“体”“用”的传统思维模式，以更加开阔的思维来审视中西文化。

二、严复——中国系统引介西方进化论第一人

严复1854年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一个医生家庭，比林则徐晚出生近七十年。他出生前后，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也如火如荼，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他一生的命运和经历与这内忧外患的年代紧紧相连。

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留学生。他七岁入私塾读书，1866年因家境贫困进入福建船政学堂，1876年被学堂派往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不仅增长了近代科学理论知识，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他不满足于学习海军知识，对西方制度、文化、思想多方涉猎，试图从制度和价值观角度来探求西方强盛的原因，探索“坚船利炮”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严复优异的学术表现和郭嵩焘等驻英官员的力荐，他被清政府确定为教职人选，得以免去上舰实习，在学院继续深造。

回国后，严复即从事海军教育事业。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严复在总办北洋水师学堂之余，积极投身救亡运动。他的西学翻译，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严复译著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天演论》。这部书借助按语介绍进化论学说，比较了西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的不同，联系中国实际，警醒国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从1895年开始翻译到1898年出版，共用三年时间。这三年也是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思想不断高涨的时期。这部书的出版，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无论是桐城派的旧学人吴汝纶，还是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对其赞不绝口。之后，他又相继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与《天演论》一起，被称作“严译八种”。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严复不仅用翻译名著的方式唤醒民众，而且还善于运用国际战略眼光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戊戌前后，严复就已经在思考世界格局了。他对中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作用，做出了创造性的阐发。他指出，中国的独立自主是维护世界均势的关键所在，“惟中国之终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而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9]，中国如果贫弱不堪，为某国所吞并，则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打破国际均势的威胁性力量，将会对全球局势的稳定构成威胁，会引发各国之间的战争。而中国的自强则会使列强打消侵略中国的意图，进而维护世界均势。

他批评清政府国际视野的狭窄，认为中国统治者缺乏国际关怀和历史进化观：“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10]，“风俗之移，性情之易，三四十年便已不同。薄物细故，随在可验。况上下数千年，中更万变，陵谷迁移，黑白倒置，不可胜言，而犹执古术以驭之，以千百年前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世变；以一二人之意见，强齐亿兆辈之性情，虽以圣智，不能为谋”[11]。

洋务运动时期，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增多，很多学者放弃了自大的中国中心观，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对等的。“春秋战国说”成为了流行一时的国际关系解释。王韬认为西方各国“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春秋战国时之列国。”[12]彭玉麟也说“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然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13]以春秋战国的历史来理解和形容新的世界局势，固然是中国人在国际观念上的进步，但这种认识仍不够准确。

严复就反对以“春秋战国”思维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他指出：“古之战国务并兼，而今日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丹麦、瑞士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14]与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以获取对方领土和人口为主要目的，而是代之以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争夺。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大国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彻底战胜小国，“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完全之算也”[15]。既然目前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多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那么中国自强后，可以采取商贸手段来与各国贸易，使双方获利，自然可以维护国家安全。

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严复主张要坚持开放，而且要积极应对开放的结果。他以国际金融变革影响中国粮价为例，揭示出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事实：

数十年来，泰西日本皆废银而用金，故其银为无用而价跌。彼跌之则我不能独腾，而吾银亦日贱，于是前之受银者，降至七八折不止，而官始困矣。至于谷贵，则其祸尤烈。二十年以前，编户之家，月得三千，有以资八口，至于今则养两人殆不足。夫如是，则前之三餐者，今则两餐矣；前之两餐者，今则一餐矣。甚且如颜鲁公举家食粥者有之，饥饿不能出门户者有之。[16]

虽然全球性的经济风波严重冲击国内经济，但绝不可重拾“闭关锁国”之法。在他看来，闭关自守虽可得一时之安逸，却会使中国与世界潮流渐行渐远，终不免亡国灭种之命运。正确的态度应是“强立不反，出与力争”。他对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结果是乐观的：“庶几磨厉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哉！”[17]

较之洋务派思想家，严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也具有更系统深入的认知。他明确指出西方的强大武力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体现，而科学技术的昌明又与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西方人的治学精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上的特点则是“屈私以为公”[18]。可见他已然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大要素——科学与民主，有所体认。他信奉进化的世界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19]。对于晚清思想界流传的“西学中源说”，严复认为这纯属自欺欺人。中西文化虽然有不少相契合的内容，但双方各有其源头。而且西学相较中学，其体系更加系统完善。

与林则徐等仅做到“开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的同乡前辈相比，严复思考中国问题的视野无疑更加宽阔，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超越了“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0]的洋务派，提倡西方国家优良的学术传统、先进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世界观。他对世界格局和中西文明的理解，远过时人，诚如王栻所评论的，“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21]

三、近代福建知识分子国际视野养成之内外因素

近代福建，除林则徐、严复两位以外，还涌现出很多以国际视野著称的知识分子，如在外交领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沈葆桢、搭建中西文化沟通桥梁的陈季同等。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教育经历和地方人文精神相关。

清朝中后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日渐衰败，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的活动逐渐通过广州、澳门、南洋诸国等口岸向中国传播，拉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以马礼逊为代表的传教士出版了大量介绍西学的中文书籍和报刊杂志。传教士开办的学堂也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翻译人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各海上强国开拓中国市场的愿望日益迫切。在保守的中国贸易政策和小农经济的双重障碍之下，西方殖民者试图用鸦片来开拓中国市场。林则徐一辈的福建学者最初关注世界知识，是出于治国安邦、对敌斗争的需要。到了严复的时代，正值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官员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福建船政学堂就是其产物。

福建学者的学术背景和教育经历，也是其善于主动探索国际知识的重要原因。清嘉庆道光时期，国势转衰，有识之士开始从学术上寻找救国之道，于是善于阐释义理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经世致用的学风也悄然兴起，此风在福建尤盛。学者一方面寓政治于学术，另一方面则复兴“实学”传统，关注现实，以求解决实际问题。有代表性的经世学者有龚自珍、魏源、姚莹、张穆、梁廷枏，以及林则徐、贺长龄、陶澍、徐继畬等督抚大员。他们治学的追求就是以匡济天下为己任，提倡变革，不因循守旧。由于他们的倡导，经世实学在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高潮。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是传统的，但与守旧派相比，他们更加面向现实，喜欢吸收新鲜事物。这使得他们在中西文明交汇的近代社会中，能够主动地接受和追随时代的变化，在“求变”的过程中吸收西学内容，正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与外国的关系。梁启超曾评价经世学者“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22]。

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生长于福建，所以在福建，闽学就成为了理学的代名词。闽学从南宋到晚清，在福建的流传绵延不绝。朱熹的理学思想中具有务实求真的实学精神。汤用彤曾这样评价理学的积极意义：“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23]理学的长期流行也深刻塑造了福建学人的文化品格。林则徐生长在福建，深受本地闽学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对林则徐有重大影响的林雨化和郑光策就是理学传承人的代表。

郑光策是福建鳌峰书院的山长，林则徐早年在福州鳌峰书院求学七年，受过他的指导。郑氏是一个有心用世的学者，对逐渐僵化的乾嘉考据之学深感不满。因此在主持书院时注重讲求“明理达用”的学问，“凡经世有用之书，必当渐知讲求”[24]。在郑光策的点拨下，林则徐钻研了各种经史典籍，树立了学以致用的经世之志。

在林则徐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林宾日、宗亲前辈林雨化举办的学术活动对他日后不拘一格接受西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802年，林宾日和林雨化等人发起了文人团体“真率会”，组织读书论道活动，林则徐也常和父亲一起参加。这个团体“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古今”[25]，反对泥古、庸俗，主张“纵谈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思想非常开明[26]。林则徐长期受到熏陶，自然养成了务实、敢于突破传统的个性。

严复早年虽不走科举之路，但也有深厚的理学根基。他少年师从黄少严学习儒学，“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27]。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时，他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理学著作的研究非常透彻。尽管他是以西学启蒙中国的第一思想家，但其对西学的吸收和利用仍以理学的要求为旨归。从他的西学传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致力于翻译经典，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崇尚民主自由，但并不主张在中国进行革命。他认为中国变成现代国家的关键在于是否“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改革要“斟酌新旧”，既不能复古守旧，也不能全盘西化，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基于此种认识，他在翻译西方经典的同时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思想，还以理学的立场来解释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在引入现代学术的同时不忘保持民族特色。

综上所述，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严复的援西入中，他们国际视野的成因各有不同。林则徐培养国际视野是抵御外夷的需要，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对外关系。到严复的时代，中国已然门户洞开，西学大量涌入。相较之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制度明显落后。走向世界，吸收新学成为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因此严复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对国际局势的思考更加深入和理性。林则徐和严复的国际观念和西学观念差异，体现出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重视程度、获取西学途径的变化。即从正视西方的存在、了解国际常识，到深入学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获取新知的途径也从林则徐时代的搜求外国报纸书籍、访问知情者，演变为大规模翻译西书、派员出洋留学。

近代福建涌现大批汇通中西之学的思想界领军人才，不仅因为其地处沿海，便于对外交流，人民思想活跃，也与当地流行的闽学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息息相关。在中国近代史上，继林则徐后的各个时期，福建都涌现出了具有高度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时期，沈葆桢以办理船政闻名，其主政的福建船政学堂催生了“船政系”知识分子群体，学堂学生刘步蟾、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等都曾出洋留学，为中国的海军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的佼佼者如陈季同、严复的影响力则超出军事领域，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放异彩。戊戌时期出现了维新派重要成员林旭、翻译家林纾。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留日学生方声洞、林觉民为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可以说，福建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力求创新的文化品格和批判精神，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变革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注释：

[1]孟子：《孟子·滕文公上》。

[2]梁廷枏：《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页。

[3]《中国丛报》，第8卷第2号，第77页。

[4][7]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6、306页。

[5][8]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0、443页。

[6]陈德培：《林则徐〈洋事杂录〉》跋》，《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11][2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7、482—483、367页。

[9][10][14][15][16][17][18][19][2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62、62、62、80—81、82、2、1—2、48页。

[1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1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7页。

[21]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页。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23]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24]林则徐：《郑苏年师〈抱膝图〉遗照诗引》，《林则徐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25]林则徐：《先考行状》，《林则徐全集》第五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8页。

[26]林宾日：《真率会社规二十事》，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大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7]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