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汪辟疆以治近代诗享誉海内。他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以笔记的形式，收录、整理了大量清末民初诗坛掌故。其中“林琴南佚诗”一节记录了“林纾《感事》诗触张之洞忌”及“张、林在京相见”二事，似乎尚未被学界所重视。然而，参照张、林二人生平事迹，又可见汪氏的记录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本文对上述二事进行初步的考辨，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明晰有所裨益。

由《感事》诗引发的龃龉

《旁记》“林琴南佚诗”引《畏庐琐记》，收录林纾逸诗《感事》一首：

甲申马江之衄，余曾有《感事》诗云：“禁垣特简出群才，父老倾城洗眼来。画省香炉夸侍从，赤车院牒耀舆台。期门秋老军容冷，夜月芦花鬼哭哀。自是符离关小劫，魏公鼻息正如雷。”偶尔感喟，出之无端，弃去不复存稿。不意竟为同里王某所闻。

中法马江海战后，林纾作诗一百余首，“类少陵天宝乱离之作”，但“逾年则尽焚之”（张僖《〈畏庐文集〉序》）。《感事》是少数传世之作。据说，林的同乡王某后以此行谤讪事：

数年后，适某相国督粤，见余代王福昌所拟《火药条陈》，大赏其精彩。立召人，询稿所出，王以余告，相国大为激赏，尝于广坐称之。已而询及同里王某，王力诋余，且诵此诗以触相国之忌，于是复加怒骂。

王福昌乃林纾好友王寿昌之兄，曾留学法国学习火药技术，归国后为火药专家。《火药条陈》不见于林氏文集中。据汪辟疆所言，某相国即张之洞。若干年后，林纾才知晓此事：

及祥符沈公督学闽中，累擢余高第，以积劳卒于官，因挽以联云：“吾师大节，得司马公一字之诚，生平兼道学儒林，余渖犹沾循吏传；闽士私评，与宋文正千秋为偶，贱子尤感恩知己，斜阳独吊去思碑。”此联为上海《万国公报》所访载，相国复见之，谓闽人郑君篯云：“某某良有才笔，惟持论不公耳。”郑君举以告，余均一笑置之。

祥符沈公即沈源清，乃林纾老师谢章铤之座师。据谢氏言，“光绪丁丑，余应礼部试，出祥符沈公房”（《祥符沈公祠陷壁记》），“岁庚寅，今兵部侍郎祥符沈公以谳事莅闽，遂留视学”（《国子监生王君介轩墓志铭》）。沈源清来闽视察刑狱事务，后留闽视学，其间力主设立“闽学书院”以光大闽学，深得士子敬重，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一月卒于任。

林纾挽联中的“司马公”即司马光。“诚”是司马光为人为学的核心。“宋文正”是宋人范仲淹的谥号。去思碑又名“德政碑”，是地方百姓为离任的官员所立的纪念碑。林纾对沈氏评价极高。而这似乎也让张之洞深感不平。

《感事》与张佩纶

不过，《感事》所指斥的应该是张佩纶而非张之洞。其中缘由，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林纾在战后曾多次抨击清军“主兵者”。他曾与好友一道拦住钦差左宗棠，当街状告指挥官张佩纶、何如璋等人。事后，张、何等人亦遭清廷贬逐。而此时，张之洞正在两广总督任上，与马江海战并无直接关联。

其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感事》与张佩纶关系更为密切。张佩纶到闽前，曾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也多次上疏主张回击法国侵略者的挑衅，因而得到朝廷的信任并委以“会办大臣”的重任。《感事》首句中的“禁垣”指代皇帝或朝廷，“特简出群才”意在凸显朝廷的赏识与擢拔。另据1884年《述报》第4卷刊发的名为《钦宪抵闽》的报道：

张幼樵钦宪于前月十一日行抵马尾地方。闽督何小宋制军檄委闽县罗大令大佑先日预备行辕，出境近十二日，制军率各属至接官亭，恭请圣安，随同钦宪入城，驻节北门皇华馆。都人士望切云霓，莫不争先快睹，人山人海，摩肩击踵。十五日，制军在两广会馆肆筵相款。十六日，钦宪及制军、穆将军赴长门一带会勘炮台。十九日回辕。闻钦宪谈及统领海字营张镇军得胜，迎接时队伍不整，特乏荼火之容……

“张幼樵钦宪”即张佩纶。张氏到闽时，士民争睹其容颜，与次句“父老倾城洗眼来”相合。诗的次联分别化用了杜甫《秋兴八首·其二》中“画省香炉违伏枕”与《后出塞五首·其四》的“照耀舆台躯”来描画张氏神采。“画省”即中书省。“赤车”指显贵者乘坐的红车。“舆台”指奴仆，与第三句的“侍从”相对应。而“夸侍从”与“耀舆台”意在从侧面夸赞张佩纶——连仆从都如此气派不凡，其主人的风采更可想而知。

颈联却话锋一转，直言军容不整之事，即《述报》中所言：“闻钦宪谈及统领海字营张镇军得胜，迎接时队伍不整，特乏荼火之容。”继而提及战败后的萧瑟与凄凉。尾联则以用典的方式表露诗人的态度。“符离关小劫”典出南宋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隆兴元年（1163年），由于指挥不当，宋军在符离一役惨败后便全线崩溃，导致宋廷不得不再次屈辱地与金议和。末句中的“魏公”即“符离之战”中宋军主帅、魏国公张浚。其与张佩纶同姓，有暗指之意。

“鼻息正如雷”化用了苏轼词作《临江仙》中的“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这一方面抨击“主兵者”漫不经心、视战事如儿戏的态度，另一方面，“鼻息如雷”本指家童，也流露出诗人以“竖子”贬斥主将之意，语气近似于谩骂。因此林纾才觉得“出之无端”，立即“弃去不复存稿”。

平心而论，《感事》在诗艺上并不算出彩。若排除他人恶意曲解的因素，《感事》似不应触张之洞之忌讳。因而，此条记录在真实性上值得推敲。

张、林在京交往

《旁记》还引林纾《畏庐琐记》，记载了若干年后张、林在京相见之事：

余于前清某科应南宫试，文中偶用《管子》成句，曰：“诸侯皆令已，独孤国非其国也。”某相国以淹雅称，被命为总裁，将令字下一巨点，斥曰：“不通。”后余睹落卷，莞然。后十年，余至京师，相国忽以人介绍，与余相见，出王廉州及石谷画册见示，过从甚欢。一日，相国忽问曰：“君曾应春闱乎？”余曰：“老母见背后，遂不北来。”相国曰：“仆为总裁时，君亦在试否？”余笑曰：“第三艺用《管子》，公斥为不通，故未获售。”相国大踧踖。余大笑，乱以他语。相国曰：“老悖，老悖。”

林纾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后，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故以《管子》制艺应发生在1898年。林纾与张之洞见面，是在该场考试“后十年”，即1908年。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到京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病亡。此间，林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林、张二人若在京相见，当有可能。

但是，上述记载也存在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是时间。据上文所言，林纾参加会试的时间为光绪八年至二十四年，然而此间张之洞正任职于两广与湖广，必无法在京总裁科举。实际上，张之洞亦无主持科考的经历。

其次是《管子》成句。按文中口吻，林纾似乎对己文颇为自得，对“某相国”的批评深不以为然，而从“老悖”又可见后者似乎也承认改卷失误且懊悔不已。此成句出于《管子·霸言》篇：“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会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据清代考据学大家王念孙（1744—1832）的论述，“诸侯皆令己独孤”中的“令”当为“合”之讹误。此处的“合”乃结盟之意。

王念孙主要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其考据学著作在彼时影响极大。在会试中竟引讹误之句以制艺，可见应试者之孤陋，也无怪主考会“将令字下一巨点”、以“不通”斥之。若有留心于当时学术，定不会以此制艺并为傲，而“某相国”也断不会以“老悖”懊悔自责。因而，这条记录或出于他人讹传或杜撰。

有意思的是，汪氏《旁记》中关于林、张交往的记录皆引自林纾《畏庐琐记》。然而，《畏庐琐记》皆无载录。究竟是现今流传的《畏庐琐记》尚有遗佚，抑或是他人的杜撰而导致汪辟疆先生的误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辨析。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