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福建长乐”作为前缀，称自己为福建长乐人。时人也多以福建人目之，称其为“长乐郑氏”“长乐郑振铎”“长乐郑西谛”。事实上，福建长乐仅是其原籍。根据陈福康先生写的《郑振铎传》，郑振铎祖辈即从福州迁徙到了温州，郑振铎自己也是在温州出生、长大的。那么，何以郑振铎有如此之强的闽乡情结呢？

我想首先应该是根深蒂固的籍贯观念在起作用。我国自古极为重视户口登记，今日依然。至少在人口流动日益便捷和频繁的今天，籍贯是一个人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是一个人不至于彻底迷失的方向标。当然，在郑振铎生活的那个年代，籍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要比今天强太多了。更何况福建长乐郑氏枝繁叶茂，自从郑氏家族唐末从河南迁至福建长乐，已经代代生活了1000多年。

首占村郑氏家族自南宋嘉泰年间从长乐福湖迁到首占，也已过去了700年。历史上首占村郑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明清时代进士就有6名，举人20多名。村里至今还有郑氏宗祠。客居温州的郑氏一家不可能不对此挂怀。因而虽然郑振铎在温州出生、长大，也许在他的观念里，温州只是“寄籍”之地。他的祖父、父母当然更是作如是想。

其次，我猜想跟郑振铎一家人在温州的生活状态有关。根据陈福康先生的考证，郑振铎的祖父郑允屏在少年时便双亲亡故，大约在1895年，祖父为投靠在温州当道台的表亲而从福州迁到了温州。这本就是为稻粱谋的无奈之举。

在温州，郑氏一家的生活也并不如意。祖父只是在道台的手下当幕友，做一些文书工作，收入不可能太高。而祖父共育有三男三女，迁温时大多都还没成年，家庭负累不小。长男，也就是郑振铎的父亲郑庆咸，刚能帮助父亲分忧，就精神出了问题，治疗无效后去世。父亲去世时，郑振铎只有十一二岁。家庭沉重的负担再次全部压在了祖父一人肩上。

又过了六七年，连祖父也去世了。家庭的重担这次全部落在了郑振铎的寡母身上，她上要伺候年迈的婆婆，下要拉扯3个未成年的孩子，日子的困苦可知。而且她也没有好的挣钱门路，只能靠帮人家缝缝洗洗来挣点微薄的家用。因而在郑振铎以及其父祖辈眼中，温州只是他们不得已的客居之地，真正的家还是在福建长乐那个叫首占的小村庄。祖父去世后落叶归根，最终仍葬回了福建长乐老家。

再次，郑振铎强烈的闽乡情结与家庭的熏陶也不无关系。虽然生活在温州，但从祖父到他的父亲，似乎都不把自己当作温州人，也不与当地人通婚。郑振铎的母亲也是福州人，得知郑氏一家要迁温，十六岁即嫁给郑庆咸，随即随郑氏一家到温州定居。郑振铎的二叔郑庆晋似乎早逝，三叔郑庆豫长大后出外就学，早早离开了温州，先是在京师译学馆，后赴西班牙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职。祖父的3个女儿，除三女送人外，长女嫁给了福州陈家，次女嫁给了福州李家。仅从婚姻关系上就可以看出，郑氏一家有着极其强烈的故乡情结。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从小听着福州话、吃着母亲做的福州菜长大，郑振铎有强烈的闽乡情结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这种强烈的福建人情结，郑振铎才会在北京读书期间，直接以福建人的身份积极参加福建同乡会活动，因而也得以结识许地山、庐隐等一帮福建才俊。也是在福建同乡会，他遇到了初恋情人王世瑛，王当然是福建人。虽然郑振铎没能和王世瑛走到一起，但他后来娶的高君箴恰也是福建长乐人。

纵观郑振铎的一生，他的闽乡情结可以说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写文章署名，常写的是“长乐郑振铎”；他刻印章，刻的是“长乐郑振铎”“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他编印书籍，书名也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他结交了一大批闽籍好友，如庐隐、冰心。他也常为母亲会做一手好福州菜骄傲，常请闽籍朋友到家中吃母亲做的福州菜，慰藉乡愁。冰心在《追念振铎》一文中就回忆称，在郑振铎遇难前不久，在国庆节观礼台上，郑振铎还向她发出邀请：“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冰心说这就是郑振铎与她最后一次交谈的内容。

在郑振铎遇难前10天，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中，他这样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