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闻名全国的“龙江精神”诞生50周年时，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俞月亭的《龙江英雄谱》一书，这是对“龙江精神”最好的纪念。

《龙江英雄谱》收入《抗天歌》《玉枕人——1963年纪事》《又要堵江了！》《热浪》等4篇作品。其中《玉枕人——1963年纪事》原稿3万多字，当年《福建日报》发表时压缩为1.2万字。后经改写，本拟发表于《收获》杂志，惜因浩劫原稿丢失。收入本书的《玉枕人——1963年纪事》一文，是2008年重写的，增至4.8万字，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至于《又要堵江了！》《热浪》，则是作者当年采访时的副产物。从“榜山风格”“玉枕风格”激起的几朵浪花，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当时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龙江英雄谱》是第一部以“龙江精神”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几篇主要文章，当年在报上发表后，曾获得读者广泛好评。其中《玉枕人——1963年纪事》一文还受到著名作家巴金的肯定，认为“题材激动人心，写得也不错”。这几篇文章，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看过，每次看都很感动，5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所以我相信，这部报告文学集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龙江英雄谱》作为“龙江精神”的原创作品，它的主要特点，或者说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真实记录历史，全面展现风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龙江精神”的故事，主要是从戏曲和电影中了解的，而戏曲和电影（比如京剧《龙江颂》）着重介绍的是故事的一部分（即“榜山风格”），而对故事的另一部分“玉枕风格”则没有讲到。

同时，有些虚构情节也违反历史真实，比如说阶级敌人破坏堵江就是无中生有。所以，人们都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龙江故事。现在，《龙江英雄谱》的出版，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收入本书的《抗天歌》一文，是时任《福建日报》总编辑的孙泽夫同志带领9名记者，于1963年底深入龙海现场，经过半个月的采访，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由俞月亭执笔写成的；而《玉枕人——1963年纪事》一文，则是俞月亭独自一人深入玉枕大队采访后写成的。

作者告诉我，他们当年在龙海的采访，写稿全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对第二手材料未经核实一律不用。比如他写《玉枕人——1963年纪事》，第一次去采访用了二十几天，后来为了补充材料，又去住了十几天。为了保证真实，对于施工中的高难度操作，比如合龙口打桩的方式，他们没有亲眼见过，就请技术人员到现场演示给他们看。

为了做到真实，他们认真对待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当地的人名，有的叫狗屎，有的叫饭桶，有的叫臭头，听起来有点不雅，有人建议俞月亭写稿时不妨按照谐音给改一改，如黄狗屎可以改为“黄九使”。在当年发表的《玉枕人——1963年纪事》里，俞月亭的确改了，但在这次重写时，他觉得这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又改回了原名，认为这样更真实，更有泥土味。

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俞月亭是外乡人，不懂闽南话，但通过翻译，他很快熟悉了一部分方言，并且用得也很贴切，使文章增添了闽南味。如当地有一句流行语，叫“莫衰小”。“莫衰小”的意思，就是做人要有骨气，肯助人，不做孬种。“莫衰小”三个字几乎成了黄狗屎和玉枕人的“专利”。例如，黄狗屎在欢送参加打桩的汉子们时大声吼道：“同志们，莫衰小啊！”四十条汉子齐声回答：“莫衰小！”让人感到豪气十足。

《龙江英雄谱》最突出的贡献，是为龙海县（今龙海市）的堵江抗旱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景图。其中，不仅浓墨重彩地介绍了“榜山风格”，也浓墨重彩地介绍了“玉枕风格”。榜山公社首开风气之先，时间可以追溯到1960年。是年发生春旱，榜山公社发扬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让出33条港道的水，支援莲花公社1.5万亩受旱田地及时溶田插秧。《福建日报》记者江福全发了一条新闻，奏响了“榜山风格”的序曲。

1963年在遭遇特大干旱情况下，榜山公社又以“丢千七、保十万”的大气魄，为全县战胜大旱作出重大贡献，此举史无前例，理应大书特书。莲花公社的玉枕大队地处九龙江口，在堵江中承受的损失远大于榜山，而在大坝施工中又主动请缨，承担最艰巨、最危险的合龙口打桩任务，即所谓“用自己的手掐断自己的喉咙”，形成了令人敬佩的“玉枕风格”，同样也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龙江英雄谱》把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完整的“龙江风格”介绍给读者，弥补了过去宣传上的不足，澄清了戏剧的误导，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集中群众智慧，破解时代难题

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向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吗？摆在我们眼前的“龙江风格”，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但是，作为堵江抗旱斗争最大的精神成果，“龙江风格”来得也并不容易。

最初，支持堵江的“理论”只有四个字，即“丢卒保车”。那么，“车”和“卒”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为了破解这个谜团，俞月亭走进了玉枕大队。他知道，玉枕在堵江工程中损失最大，因此他们也最有资格回答这道难题。

在玉枕大队，作者在会内会外听到干部群众对于“丢卒保车”各种各样的解读。比如，有的人谈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响，说：“只要理气说直了，便是无收无吃都没关系。”有的人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特别是1959年“八二三”遭遇特大风潮灾害后，由于党的高度关切，驻军部队以及兄弟地区、兄弟社队的大力支持，仅仅用了半个月玉枕就恢复原貌。他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玉枕洲。不能过了桥就扔拐杖。”有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说：“要是我们不住在玉枕，而住在海澄或别的地方，我们想不想堵江？”有的统观全局，权衡利弊，提出：“先保十万，再保两千。有大局在，就有玉枕在。”有的将“车”与“卒”、大局与小局的关系，比作一粒谷与一袋谷的关系，说：“拿掉玉枕这一粒谷，一袋谷还是满满一袋谷；要是把一袋谷推倒了，看你一粒谷还能不能装满一麻袋！”有的人谈到玉枕人的性格，说玉枕人“莫衰小”，帮助别人从不吝啬，“这一次我们也不能让人看笑话，让国家受损失”。

群众的议论，或许比不上那些长篇大论，但他们回答了“车”与“卒”、大局与小局的关系问题，也从多方面丰富了“龙江风格”的思想内涵。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一次成功的实践。作家的高明就在于：他不以表现农民对堵江的支持为满足，而把打造“龙江风格”作为追求的目标。作者在《又要堵江了！》一文中说：“是的，所谓进步，所谓觉悟，不就是在一次一次不断的实践中慢慢积聚的结果吗？人们在实践中看到了真理，接受了真理，日积月累，就觉悟了，进步了，提高了，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吗？”

我认为，作者对“龙江风格”形成原因所作的这个分析，是完全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旗帜鲜明地礼赞英雄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

“龙江风格”又称“龙江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最可贵的品格是顾全大局，舍己为人，勇于担当，而这些优秀品质集中体现在堵江抗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身上。俞月亭在深入龙海采访，特别是对玉枕的采访中，倾注最大热情寻找英雄、了解英雄，勾勒出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一是成功地记录和刻画了黄狗屎这个重大典型。“龙江风格”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洋西大队支部书记邱程溪（京剧《龙江颂》中江水英的原型），一个是玉枕大队党支部书记黄狗屎，但此前的宣传中说得最多的是邱程溪，对黄狗屎很少提及，这是不公平的。《玉枕人——1963年纪事》一文详细介绍了黄狗屎的英雄事迹，弥补了过去宣传上的不足。黄狗屎是渔民子弟，性格倔强，为人豪放，乐于助人，敢于担当，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当地农、渔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一心为民，夙夜在公，把一生都献给了新农村建设事业，堪称玉枕的梁生宝（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主人公）式的人物。在此次堵江抗旱中，他从全局利益和玉枕的长远利益出发，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立下汗马功劳。俞月亭通过对玉枕的两次采访，把黄狗屎这个英雄人物的事迹充分发掘出来，这对宣传和研究“龙江风格”具有重要意义。

俞月亭在采访中发现的另一批英雄人物是事业型的，他们热爱水利事业，有的人本身就是水利技术员，如蔡昌、王三耳、高耳钩、蔡金等。他们业务精湛，经验丰富，足智多谋，指挥有方，为大坝顺利合龙等作出重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昌，在两次垮坝的紧急情况下，沉着应对，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俞月亭发现的第三批英雄人物，是闻名遐迩的玉枕打桩队。玉枕自愿报名参与打桩的共有40人，除14人负责后勤工作外，直接参与打桩的是26人，比如蔡木生、蔡允盛等。他们个个技艺高超，机智勇敢，在水上走梅花桩如履平地。打桩英雄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令九龙江两岸上千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读者朋友看了这些闻所未闻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一定会想：假如当初作家不去发现，不去记录，那他们岂不是要永远被埋没？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俞月亭功不可没。

作家热爱英雄，英雄需要作家。正如作家柳青通过写作与英雄王家斌（《创业史》里梁生宝的原型）结下不解之缘一样，俞月亭也通过写作与英雄黄狗屎、玉枕打桩队以及玉枕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借鉴传奇手法，讲好龙江故事

俞月亭同志大概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他主持拍摄的电视系列片《聊斋》曾享誉全国。在写作《龙江英雄谱》时，他也充分借鉴了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抗天歌》和《玉枕人——1963年纪事》都有这样的特点，把笔墨集中在对英雄人物、主要情节的刻画上。

比如，《抗天歌》在写到西溪大坝合龙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第一次合龙没有成功，指挥部决定：沉船！两条木船使劲地劈开浪峰，横卡在竹桩旁。一个穿着裤衩，袒露胸膛，全身肌肉深褐发光的大汉，“嗖”地从坝上跃入船中，接过一个个的沙包，堆在船里。五包、十包、二十包、三十包，船往下沉了，带着沙包和大汉往下沉，沉到大腿了，沉到腹部了，沉到胸口了……岸上，几千人大声呼喊：“快起来！”个个拳头捏出一把汗水。只见大汉不慌不忙，“呼”的一声跳进旁边那条事先绑好的空船，人们嘘出一口气，数千只手向他挥动。接着，大汉又跳入第二条船……

《玉枕人——1963年纪事》在介绍大坝合龙的情况时，谈到打木桩，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个钟头以后，第一排三根木桩打下去了。顾不得休息就动手打第二排第三排，二十六个玉枕汉子分成两班轮流上场。打第一排时，因为靠近坝身，护桩的人还有一个斜坡可以立脚，这时却连这一点依靠都没有了，要把这一丈八尺长的木桩送出去插进急流里，而且要保持垂直，就要有人抬着木桩，踩着刚打下去的木桩往外送。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蔡木生和青年蔡允盛自告奋勇地说了声“我们来！”就抬起木桩踏上了只有碗口大的桩头，一步一步走出去就跟小说里练武的人走梅花桩一样，但梅花桩下面是平平的陆地，现在他们的脚下却是翻滚咆哮的波涛！

《玉枕人——1963年纪事》在介绍向合龙口扔沙包的场面时，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

工地上一声呼喊，民工们便扛起沙包，争先恐后地奔向合龙口，将沙包扔下急流。

“呀，都这么扔下去，沙包填不严实，就会漏水，一漏水，岂不又要垮了？”站在一旁的王三耳急得叫起来。

但这时的人们一门心思只顾着扔沙包，想早一点将合龙口填满，谁也没注意到这位老水利的提醒。倒是让杂在人群里扛沙包的蔡木生听见了。他顾不得多说，当即把衣服一脱，手一扬，喊了声：“玉枕的小伙子，跟我来！”快步跑到合龙口，“扑通”一声跳进了急流里。紧随着，又有七八个玉枕青年跳了下去。其他大队有的社员猜到了他们的用心，也“扑通、扑通”跳下去一些人。他们潜到一丈多深的水底，冒着被巨大的引力吸进窟窿的危险，发现小漏洞就把沙包拉拉整齐填密填实，遇到大漏洞就浮上水面抱一个沙包潜下去填满，一直到合龙全部结束，把所有合龙口的漏洞堵得严严实实，又检查一遍确保安全后才泅上岸来。

阅读上述段落，我的眼前仿佛出现《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和阮小二、阮小五兄弟在江面上神出鬼没地与官军厮杀的身影。

总之，文笔生动、富有传奇色彩，也是《龙江英雄谱》的一大特点。

“龙江风格”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出版《龙江英雄谱》一书，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龙江风格”也称“龙江精神”体现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理想信念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阅读《龙江英雄谱》书稿以前，我收看了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龙江风格”与《绝命后卫师》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故事，但在历史上都以顾全大局著称。他们为什么能够顾全大局呢？就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崇高理想的英雄群体。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天险，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他们为的是夺取长征的胜利，为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龙海县榜山公社和莲花公社玉枕大队以一千三百亩、两千亩田地被淹或被旱为代价，支持堵江抗旱，与全县人民共同创造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奇迹，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夺取全县农业丰收，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件事都说明，理想和信念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现在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龙江英雄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永远不能丢。与理想信念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龙江风格”与雷锋精神，都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雷锋精神讲的是如何做人。《雷锋之歌》唱道：“1963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啊，应该这样行！……”雷锋，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龙江风格”讲的是如何做事，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道德准则，并且超越地域界限，走向全国。

我至今还记得，1991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时，安徽、上海等省市就是发扬“龙江风格”，顺利解决了局部与全局的矛盾，取得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龙江精神”作为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它与雷锋精神融为一体，不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而且也必将成为建设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因为出版《龙江英雄谱》一书是我的建议，所以俞月亭同志就把作序的任务交给我。说老实话，我实难担此重任，但友情难却。啰啰唆唆讲了这么多，就算是我这过来人的读后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