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页。]，为引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救国、兴国、强国之路，作出奠基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余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沧桑世变、换了人间的70年余。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开局时，就选择了正确发展的道路，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辉煌的今天！毛泽东以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信念上的坚定不移，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作风上的实事求是，对新中国的谋篇布局起了重大引导作用，并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本文仅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略的战略筹划这一个视角，展示毛泽东对全党道路探索的引领作用。

一、初步廓清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基本理论的内容，为引导全党实践作好了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

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党的七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三篇经典著作，是其主要理论的载体。毛泽东探索理论的前提有两个：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只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毛泽东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与前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承担双重历史任务：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二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中间也“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666、685、650页。]。

创建新中国，是中国革命第一个步骤的成果。针对国民党在建国方针问题上，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反动思想倾向，毛泽东宣示，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区别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区别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709、675页。]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光明的新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6页。]。

由于新中国创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生产力十分落后；共产党经过革命第一步骤创建新中国后，还不具备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创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基础。由此，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阐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共和国经济构成理论。（1）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2）因为旧中国经济落后，“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3）“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但在这个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构成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两块基石，这时毛泽东已基本廓清其中的内容了。

抗战后期，毛泽东精辟论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以及工业化与共产党土地政策和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第一，“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 没有强大的新式工业，中国民族独立就没有巩固的保障，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如果共产党不能建立新式工业，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共产党要反对“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知识”。“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183、184页。]。第二，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故“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抗战爆发后，农民很快理解我们用减租代替过去没收土地，是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的政策。但这不排除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我们将实行“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83—185页。]。第三，“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 我们在中国和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要以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赞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三种方式的设想：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86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纲领、经济发展政策和目标作出进一步清晰界定。新中国是“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故经济将“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共产党将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保障不“操纵国民生计”而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和正当的私有财产；要进行土地改革，“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共产党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1058、1057、1078、108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和结论讲话中，特别明确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共产党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醒全党，“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进一步明确，新中国允许发展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操纵国民生计”的大资产阶级财产要没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 [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2—323、384页。]；显然此概念，不是泛指中国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敏锐注意到，陈云在七大发言中提出的共产党进城后，“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 《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的建议的实践意义和紧迫性；并在结论讲话中进一步引导说：“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6页。]

总之，在解放战争尚未展开之时，毛泽东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经济构成理论及政策、工业化目标及实施路径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均有重要论断。当时实践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推到历史舞台的重心，毛泽东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毛泽东的预见和战略研判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和历史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故在争取新中国光明前途的阶级大博斗中，对全党把准历史发展方向，探索和拟定正确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产生了重大指导作用。此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确定的理论和战略框架内丰富和发展的。

二、部署和指导全党深入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确立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抗战胜利后到1948年，革命力量由乡村向城市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把握解放战争全局，特别是全力指挥军事斗争，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同指挥解放战争的进程、城市接管的实践紧密结合，有着明显战略部署和引导的特点。

（一）部署中共中央深化土地改革，彻底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土地政策。国民党政府挑起全面内战的残酷阶级斗争现实，彻底堵塞了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逐步向新中国迈进的通道。最大限度地组织全国人民特别是发动农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成为当务之急。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将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作出土改“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等规定。

1947年春，国民党对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为彻底粉碎蒋军进攻，毛泽东提出“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除完成军事斗争任务外，“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1216页。]随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解放区推动土改工作。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拟订《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

《大纲》根据解放战争时局需要，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确定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该方针在实践中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故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进行土改时有所改变。但在当时军事形势紧迫的形势下却是完全必要的，并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毛泽东说：“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0、1252页。]事实正是如此。《大纲》的实施，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热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

（二）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杨家沟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的认识，着重引导全党纠正实践中“左”的错误。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宣言中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

第一，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页。]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囿于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没有明确提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的财产[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2页。]。解放战争的发展，已完全突破联合政府的框架。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形成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大资产阶，叫做官僚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第二，提出新中国经济构成的主体框架。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5页。]尽管1940年毛泽东已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并定义“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但在此没有明确列入；合作社经济没有单列，包含在毛泽东所列的第二种经济成分中。这种思想认识状况，与当时解放区的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列入的都是已经较成熟的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是一个敏感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分寸感极强的实践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4—1255页。]

第三，明确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原则。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最基本的任务；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对待富农和地主一般要有所区别，土改后农村产生的新富农经济允许存在和发展。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经济政策上所犯过的“左”倾错误，绝不允许重复，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1、1255页。]。

第四，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6页。]。

毛泽东报告中上述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与实践原则的确定，为指导解放战争进程中的解放区经济建设和接管城市的经济恢复，提供根本遵循；为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的探索，奠定思想基础。

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后，党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特别是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再次阐明土改政策。同月，毛泽东还修改补充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全面提出纠正土改中“左”倾偏差的原则和方法，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毛泽东批示：“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等[ 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毛泽东还先后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给他的关于西北土改情况报告；朱德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的信，批转各地。这一系列努力，引导全党纠正了土改及工商业劳资政策方面出现的“左”的错误。2月至5月，毛泽东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一系政策指导性文件[ 主要有1948年的：《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2月3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2月2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2月15日），《关于工商业政策》（2月27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3月1日），《关于情况的通报》（3月20日），《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4月8日），《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5月24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5月25日）等。均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将党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具体转化为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强有力地指导纠正了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有力助推了前线军事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指导纠正实践存在的错误偏差过程中，对党的政策的重要性作出深刻论述。他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经验也“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6、1298页。]毛泽东的引导，对于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三）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并积极引导全党深化与完善认识，促使“比较完整的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方针的设想”[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4日7版。]形成。

1948年春，毛泽东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后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随后，毛泽东在河北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确定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作出在中原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次会议意味着，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将推翻国民党统治，筹建新中国的斗争提上日程。会后，人民解放军在豫东、津浦、苏北、晋中、襄樊五个方向对国民党军展开夏季攻势，毛泽东全力投入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接管，恢复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的任务日益突显。毛泽东未雨绸缪，考虑到党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委托刘少奇集中精力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刘少奇经过深入研究，9月13日代表党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比较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理论；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重要理论观点。[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同日，毛泽东在结论讲话中充分肯定刘少奇的研究。他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毛泽东还提出“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毛泽东在结论讲话及刘少奇讲话时的插话中，对刘少奇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观点作了重要补充。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判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外部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和工农矛盾。[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页。]第二，关于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形式问题。刘少奇谈了经济上的和平竞争；毛泽东进一步补充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5、6页。]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问题。刘少奇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并预见“和平转变有极大可能”[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页。]。毛泽东肯定刘少奇“两个阶段的过渡”“讲得好”；并补充“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页。]

另外，毛泽东在9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全党财经工作有着紧迫指导意义的三个实践问题。一是实现解放区的财经统一。要“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金融、货币发行须先统一。二是向全党提出，“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必须“学习工业和做生意”。三是批评党内存在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论调。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称“新资本主义”不妥。因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大，但不起决定作用；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起决定作用。“我们反对的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37、138、139页。]毛泽东的指示，对促进解放区财经统一；加强全党在城市接管中，学习财经工作的自觉性；正确认识解放区经济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恰逢中共东北局向中央报送，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刘少奇审读并并修改了。在对《提纲》大量补充中，推进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一是明确“过渡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二是明确“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0页。]三是进一步充实了他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会前，关于新民主主义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对《提纲》“修改得很好”，并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进一步修正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通过对东北局《提纲》的修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成分构成的理论得以确定。此前，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都少有论述，东北局的《提纲》弥补了这个方面[ 参见《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页。]。1949年1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经济建设方针，去年九月会议讨论了，基本方针决定了。“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是对的，与九月会议讨论的精神相符。”“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此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在1948年12月25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中，揭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管理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另一条是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必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54页。]这一观点的提出，进一步完备了党中央九月会议前后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

总之，这个阶段，毛泽东因集中精力于军事斗争指挥，少有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专门理论研究，但在思想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研究和土改的顺利进行高度重视。在1947年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为党中央的探索提供根本遵循；此后，分派刘少奇主持土改，专力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在毛泽东运筹帷幄、统筹兼顾的战略指导下，党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已有成熟认识，为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拟订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政策，作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三、领导全党确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和总政策，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提供明确的工作路线

伴随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是解放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全局问题。1949年1月，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使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创建新国家，建设新社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紧迫的任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全面转移已水到渠成。顺应这一转变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能够指导解放全中国、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带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方针和政策。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新中国的建国方针。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了精辟论述。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工作重心转移后，全党要城乡兼顾，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6—1427、1428页。]

毛泽东深刻揭示国情并完整地论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现代性工业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此而产生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31、1433页。]毛泽东精辟论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不同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发展方针。

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郑重宣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1、1080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再次重申：革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且国民党政府“没有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7、1433页。]可以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工业化确定的重要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且解决土地问题后，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不能削弱，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同时要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要“同外国人做生意”，“有生意就得做”，现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外交方针紧密相联。毛泽东在报告中精辟论述了新中国“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项外交方针。[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1435、1434—1435页。]随后，三项外交方针在筹建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完善。一是进一步明确，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国际格局决定，新中国 “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为首的反帝战线一边去找；没有这种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成功。[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1475、1473—1474页。]二是国际上任何国家要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做生意，必须断决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85、293页。]三是郑重宣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和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新中国只同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外交原则，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外经济工作的正确拓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论述，成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引导全党落实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毛泽东、党中央委托刘少奇赴天津视察，指导城市接管中的经济恢复工作。视察期间，刘少奇按组织原则嘱薄一波将他在天津活动报告毛泽东。结合刘少奇天津视察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参见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这16个字包括：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四面”；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八方”，史称“四面八方”政策。

“四面八方”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是毛泽东总结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推进对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创新概括。“四面八方”政策，深刻揭示了临近新中国成立时，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成熟。刘少奇视察期间，结合天津实际，积极阐述毛泽东创新概括的“四面八方”政策，以及提出运用这一政策“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6页。]的途径。刘少奇说：“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80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城市接管、经济恢复、生产发展、新的经济制度和新型对外经济关系建立中，“四面八方”政策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薄一波回忆说：“有了这个重要政策作为遵循，我们在指导平、津的经济工作中就更加自觉了”[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08页。]。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方针，会后提出的“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以及这一时期提出的与外交方针紧密结合的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原则等，凝聚全党的智慧，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战略筹谋，指导完成了筹建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任务，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刘少奇6月代表党中央秘密访苏前形成的党内报告提纲[ 参见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6年6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431页。]中，以指导成功实现与苏共沟通，赢得前苏联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二是其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9月周恩来主持拟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使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方针政策，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施政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思路。

历史的变化与发展是客观的；如何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惠及什么样的人，能否顺利发展，是由人决定的，其中阶级领袖组成的政治集团的运筹帷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下一系列理论宏文，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作出准确的战略研判，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深刻揭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国家发展前途，领导全党在七大制订了创建新中国的基本路线。随后，在争取国内和平，应对内战，进行反攻，战略决战、筹建新中国一系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导全党并凝聚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在1947年中央12月会议上，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其后，基本确定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理论；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及其后，全面提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和总政策，为《共同纲领》的拟订提供理论指导，使党在历史巨变中形成的理论与方针政策，以建国纲领的形式圆满收官。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页。]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与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未雨绸缪，对新中国新民主义经济基本方略的预先筹谋有着紧密关系。理论的成熟，保障了实践的成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熟事定，举必有功。世势千姿态百态，繁化多变；前人永远无法给后人提供一劳永逸解困化危的方案。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和前瞻性的战略筹划，强调“要注意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1版。]。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对于党和国家从容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都至关紧要！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