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相较于“中国”“世界”“人民”这样相对具象的发问主体而言，“时代”无疑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实际上，时代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剖析与诊断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与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概念。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时代”的呢？

首先，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才能正确观察时代。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只有抓住了最为迫切、最为普遍的社会现实问题，才能真正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脉动，从而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牢固地基之上正确地观察时代，而非依赖于纯粹思想观念的玄想之上臆测时代前行的轨迹。西方的古希腊神话曾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等五个时代，基督教也有无罪时代、良心时代、人治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的时代划分方式，近代自然法学派则区分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两种人类社会的时代。这类诉诸神话、宗教、观念、教条与幻想的时代观察与判断方式，在马克思同时代的、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历史编纂家”身上仍普遍存在，“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比如黑格尔根据世界精神发展的程度，将人类社会分为只知道一个人自由的东方时代、知道少数人自由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和知道全体人自由的日耳曼时代，而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根据“类”“自我意识”“唯一者”等思想观念对时代进行的抽象判定与区分，则不一而足。中国古代社会也曾流行以“五德终始说”来解释王朝兴替与时代变迁。在实现哲学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拒斥了上述“纯粹观念式的时代观”，主张“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的思想的真理性应该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而“思想”一旦离开“现实利益”，就难免会使自己出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真正的现实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

其次，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洞悉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准确把握时代。观察时代的正确视角，需要在直面现实问题中获得，而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则需要在洞悉社会基本矛盾中实现，如此，方能准确把握到时代发展的脉搏。马克思认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实际上，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生产方式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体的生存样态这三个维度，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时代划分。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的使用上，“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据此，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大机器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同样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第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包含了二者的相互矛盾运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三，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的生存样态是不同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依此区分了三个时代：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物的依赖关系的时代和自由个性的时代。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时代划分标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以说，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对应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社会形态，以石器、铜器或铁器生产为主，人们之间主要由血缘、权力等因素主导的人身依附关系相连接。物的依赖关系的时代，对应建立在大机器生产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成为个人的普遍生存条件，个体在其揣着货币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自由个性的时代，对应大机器及其智能化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在吸收第二种社会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使社会财富复归于人，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实现。

最后，立足大历史观，明辨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辩证关系，才能积极引领时代。只有同时运用大历史观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充分考虑大时代的大趋势与小时代的具体特征，才能引领一个国家或民族勇立时代潮头。马克思不仅从大的历史时代分析人类社会的历程，而且也辨析其某一时期的“小时代”特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把资本主义分为15—17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17—18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和18世纪末以后的大工业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世界历史形势的新变化，判断人类已进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并且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毛泽东在肯定资本主义走下坡路、社会主义走上坡路的时代大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审时度势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强调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一方面，“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依旧处在大机器生产与“物的依赖性”的阶段，依旧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据优势的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特征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方案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选择。因此，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明辨大小时代的辩证关系，既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规律，又洞察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特色，才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才能积极引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