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身份，偕庄西言、李铁民等人从仰光乘飞机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慰劳之旅。此次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曾两次到访贵州省会贵阳，一次是当年8月专程由昆明赴贵阳考察，另一次是当年11月经滇缅公路出国时路经贵阳。

陈嘉庚第一次到访贵阳期间，曾专程前往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考察。之所以要专程前往交通并不便利的图云关，一是因为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所在地，二是因为当时的救护总队队长正是其挚友林文庆之子林可胜。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陈嘉庚于1940年8月14日“近晚到贵阳，寓中国旅行社”。之后数日，行程安排得很满，他先后拜会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等人。

事实上，陈嘉庚还在从昆明赶赴贵阳的途中，他即将抵达贵阳的消息早已传至图云关，林可胜特意赶到贵阳相见。在贵阳，陈嘉庚不仅见到了林可胜，还见到了林可胜的一位重要助手。据《南侨回忆录》载：余到贵阳时，林君及周君来见，周君厦门人，在协和医大毕业，任总站要职，邀余往参观。

文中的“林君”即林可胜。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8岁时母亲黄端琼（黄乃裳之长女）病逝后，被父亲林文庆送去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林可胜后来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并于1924年10月回到祖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总干事和总队长等职。

文中的“周君”则指周寿恺。陈嘉庚与周寿恺虽然不熟悉，但与他的父亲周殿薰并不陌生。周殿薰，厦门名儒，比陈嘉庚年长7岁，曾任厦门图书馆馆长、厦门修志局局长等职。1906年，周寿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1925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林可胜和周寿恺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当时林可胜任生理学系主任，而周寿恺任内科助教。面对民族危亡，两人毅然放弃高薪，奔赴前线组织战后救护工作。随着抗日正面战场的不断西移，两人的工作地点也不断西迁，最后在图云关安顿下来。

陈嘉庚刚到贵阳，林可胜和周寿恺即赶来邀请其前往图云关参观考察，并介绍了救护总队的情况，陈慨然应允。关于此次图云关之行，《南侨回忆录》有如下记载：贵阳中国红十字会，主持人为华侨林君可胜，乃林文庆先生长子。自幼年送往英京留学，专习医科。将毕业时，适初次欧洲大战，即往战区服务。至战事告终，在英京医学校任教师多年。

文中的“贵阳中国红十字会”，其实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机构最大的区别便是它的工作有战地救护的内容。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和医防的需要，于1937年12月6日在武汉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1938年5月，因汉口危急，临时救护委员会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并由武汉迁至长沙，同年11月再迁至湖南祁阳，最后于1939年2月西迁至贵州图云关，林可胜正式担任救护总队队长一职。

在林可胜苦心孤诣的经营下，救护总队活跃在全国各大战区，功勋卓著。1940年前后，救护总队由组建初期的37队陆续扩充至178队，医务人员一度达3420人，规模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各界名流的来访也是常有之事，如林语堂、蒋梦麟、冯玉祥等人都曾到访过图云关，使这座边陲小镇一时增辉不少。

陈嘉庚抵达图云关之时，林可胜正在为滇缅公路禁运一事发愁。1940年7月，英国政府屈服于日本压力，下令从7月18日至10月18日禁止汽油、武器、弹药、卡车和铁路材料等五类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运至中国。当时，滇缅公路是物资陆运中国的唯一通道，而英国政府将医疗器具和医用药品等非军用物资也列入禁运范围，这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陈嘉庚还未抵达贵阳时，林可胜与英国政府关于放行医疗器具和医用药品的交涉已经开始。陈嘉庚在贵阳期间，从西南运输办事处传来一个好消息，英国人已经开放了滇缅公路的夜间运输，“滇缅路运输英已开放，但日间不可运，夜间任我自由运输”。尽管如此，西方国家的先进医疗器具在图云关仍极度缺乏。无奈之下，林可胜只好用国产器具代替。

据《南侨回忆录》载：“又种种医具，现不但无德意日等敌制之器，虽英美制者亦难办到。故所缺者，系用我国新发明器具替代，虽不及外物之佳，亦胜于无，此亦不得不教之。”

在物资缺乏的环境下，林可胜一切因陋就简。当时救护总队拥有用于运输的汽货车百余辆，并设有修机厂一所。林可胜办事极为认真，为了便于汽车维修人员快速分辨不同的零件，他将一辆报废的汽车油漆一新，每个零件旁都用中外文两种文字进行标注，《南侨回忆录》对此评价：“以作标本，令人见之容易了解，于此足见林君办事之精神。”

考察期间，陈嘉庚曾“往距贵阳数十里风景区游历”。林可胜因公务繁忙，竟然抽不出时间陪同，只好委托周寿恺前往陪同。陈嘉庚对此不仅没有任何不悦，反而对林可胜更加敬佩。

在图云关，陈嘉庚还向林可胜仔细询问了救护总队拥有的医院数量、前线受伤士兵救护是否及时等问题，当得知救护总队当时已拥有前线临时医院600多所、后方医院200多所，受伤士兵送到医院可以立即得到医治时，“闻后甚为喜慰”；当得知救护总队下设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经费不足，“逐月尚需加一万多元”，即表示：自1940年9月至12月“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1941年1月之后的赞助费，则等他回新加坡之后筹寄。

除了进行战场救护以外，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在图云关也开展民众医疗工作，因收费低廉，就诊人数众多，颇得人民称赞。陈嘉庚在图云关虽然只停留了短短的两天三夜，但他被林可胜“努力之精神”所感动，看到的是一个“终日勤劳工作，极少应酬”的林可胜，对其工作给出了“功德确实无量”的评价。陈嘉庚甚至邀请林可胜和周寿恺在抗战胜利后，“回到闽省改革卫生，多设医院以救济民众”。

1940年年底，陈嘉庚结束了回国慰劳之旅，返回新加坡，稍事安顿之后，“即汇国币二十一万元，交林君为补助医校之资”，兑现了自己对林可胜的承诺。

医学经验丰富的林可胜，他的大多数时间被用来研究医学，其实并不具备多少行政经验。他秉持红十字会“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理念，国外捐赠的药品和器材，只要是抗日队伍均可享用。一些国民党人对林可胜这一做法不满，遂向蒋介石“告状”，连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都听到了风声。据《南侨回忆录》载：数月后闻有党人向重庆报告，林君有共产色彩，致林君亲往重庆向政府辞职。

林可胜辞职一事甚至传到了美国，时任驻美大使胡适专门致电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切，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Smift也认为此消息为“中国之最大不幸”。在多方斡旋下，林可胜的辞呈最终被退回，但他在战场救护时“一视同仁”的立场，显然与国民党内部仍在秘密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理念格格不入。即使林可胜后来以军医视察总监的身份随中国远征军出征印度，国民党内部对他的怨谤从未停止。

在各方接踵而至的压力下，1942年9月，林可胜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去，辞去了他亲手创建的救护总队队长一职。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港澳与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厦门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