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仅仅数年的短暂从政生涯中，朱熹不遗余力地恤民隐、行荒政，其抗灾救灾活动足迹遍及崇安、南康、浙东等地，抗灾救灾治理经验被朝廷誉为“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并一度被下令予以全面总结推广，同时也在民间广为传颂，“大江分左右，万口说朱钱”（宋·赵蕃《春雪四首其一》）。

针对南宋“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的困难危局，朱熹从挽救封建王朝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出发，强调国家治理应该“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直言进谏，殚精竭虑。在南康军知军、浙东常平提举等不同任上，他都一直给皇帝上奏札或封事，乃至当廷面奏，反复陈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爱养民力”和“格君心之非”等良政善治的重要性，主张把解决当时社会经年饥荒、百姓逃难饿死等痼疾的方法，要放在“正君”“黜邪”“恤民”等一系列措施下通盘考量和谋划。

朱熹本人曾经多次被朝廷派去办理荒政，“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特别重视将处理地方性的抗灾救灾活动经验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愿景相结合，每次都有所成效。例如，在浙东提举任上，他安顿饥民生活生产，请求朝廷发放赈粟六百石救济灾区，“凡丁钱、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单之”。又如，南康军遭遇特大旱灾，朱熹坚持把旱灾之年减免百姓税赋和免除历年旧账作为最重要的抗灾救灾举措之一。

朱熹践行了儒家一贯倡导的“恤民省赋”等“民本”思想，所建立的一整套治理制度，都源于他每一次的救荒治理实践。首先，参加抗灾救灾时强调制度创新和对症下药。例如，他结合南康军严重旱灾的具体情况，接连推出旱伤委官验视制度、开场济粜、以工代赈等“组合拳”举措，要求各地摸清家底抓好赈恤济灾，确保灾区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同时倡导民众之间富贫相恤，劝谕人们互助救荒，实施多管齐下共治，上下联动发力施救，有效缓和了南康军旱情的加剧和蔓延，也为自己赢得了口碑和政声。

其次，首创社仓解决抗灾救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例如，崇安遭遇水灾，朱熹发现赈灾官员在救灾物资调拨上草菅人命，致使真正的灾民无法及时领取到救命粮，于是发动民众自建仓库储藏粮食，在物资调配上实行官督民办，由民间自我管理，并制定《社仓事目》加以总结和推广，还题诗社仓仓壁，勉励米仓管理人员要做到大公无私，管好当地老百姓的“米袋子”。朱熹首创的社仓这一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不仅保护了平民老百姓尤其是“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还能够让广大乡民以丰补歉，扶贫自救。

最后，推崇水利建设是赈灾治防并举的根本方略。在朱熹看来，“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把兴修水利视为“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他亲自身体力行，在地方官任上动员修筑了“文公堤”“千古紫阳堤”等水利工程，确保一方百姓免受洪涝灾害之苦。

南康军特大旱情爆发之际，朱熹刚好在连续上书朝廷要求辞职奉祠，但为了拯救灾民，他放下家事私事，毅然投身于南康军一系列的抗灾救灾活动中。浙东发生大面积的饥荒，朝廷正急需用人，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朱熹却抱着“上轸宸虑”的气魄，义无反顾地赴任去抗灾救灾，并且深入灾区现场“钩访民隐，至废寝食”。崇安闹饥荒，其时朱熹正以枢密编修官身份在等待朝廷的正式上任通知，本来是赋闲在家，可以不管事，但受当地府、县的委托，他与其他官员共赴灾区，一起协力抗灾救灾。为了安抚百姓，朱熹设法发放藏粟赈饥，还特地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核实当地受灾人口数量并一一分发到灾民手上，使其不致挨饿。

总之，不管是奏报灾情民情，还是一线赈灾济民，朱熹都亲力亲为，“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他在抗击灾情过程中“恳恻爱民，如己隐忧，兴利除害，唯恐不及”（黄榦《朱子行状》）的务实亲民作风，体现其毕生推崇的“足食之本在农”“爱民必先节用”等民本情怀，理应引起后世人们的关注和竞相效仿。

（作者系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