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实　王炳庆

　　福建在秦汉之际建立了闽越国，当时基本上还是贵族有姓，百姓无姓，因此史载的姓氏不多。晋代以后，中原各姓陆续南下入闽，主要聚居地从闽北向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流域发展。在长期的迁徙与定居中，各姓氏逐渐发展为聚族而居，这种现象是福建姓氏分布的重要特点。许多中原士民都是举家或举族南迁，在福建定居以后，各宗族依靠宗族势力争夺土地和山场等生产资料，并依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实力来谋求生产资料和经济利益，因而促进宗族制度的形成和巩固，并在沿海地区形成海商家族。
　　一、福建姓氏渊源
　　1. 中原姓氏南迁入闽
　　从古籍上看，福建姓氏起源最早的是关于彭祖的传说。清代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中记载这个传说，说明至少在周朝，由于北方民族南下福建，福建姓氏由此而生。
　　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浙江地区的越族逐渐强盛，建立越国，越人进入福建境内，设冶灶制兵器，有姓名的有欧冶子，为有史可证的最早姓氏。后越国被楚国灭亡，部分越人在越王族率领下来到福建，同闽族融合而成闽越族，其首领驺无诸建立闽越国，在秦汉之际活跃于中国政坛。闽越国史料稀少，只记有驺姓和刘姓、吴姓等。然而传说却有秦时将乐女子李寄斩蛇的故事，汉初何氏兄弟九人隐居升仙的遗迹，说明秦汉之际，中原人民南下，中原姓氏已逐步在福建产生发展。后来汉武帝灭闽越国，徙其民江淮间，闽越人口顿减。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人民迁居入闽，丰富了福建姓氏。如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孙策进攻会稽太守王朗，王朗败走，乘船至候官，与候官长商升会合。孙策遣贺齐讨伐商升，商升乞降，其部将张雅、詹强不降，杀商升以拒贺齐。贺齐打败张雅、詹强，平定候官。此后，历史上记载大规模姓氏入闽的有：晋永嘉年间（307～312年）中原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主要聚居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沿岸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的地方。随着八姓入闽的还有非贵族的杨、钟、梁、翁、温、卓等姓。此外，蓝、雷等姓的少数民族也在隋末唐初进入闽西南地区。
　　唐总章二年（669年），闽广交界地区发生“蛮獠啸乱”，高宗以陈政为朝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率领府兵3600人，战将123人入闽，驻扎绥安县（今漳浦县）。陈政在福建进军不利，唐高宗命陈政之兄陈敏、陈敷率军增援，随军的有陈政母亲魏氏及子陈元光。其部众均为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人。随陈政、陈元光入闽的将士共8000多人，其姓氏有：陈、许、卢、戴、李、顾、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欧阳、司马、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在、唐、邹、邱、冯、江、石、郭、曹、高、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邵、金、种、耿、谢、上官、司空、令狐、薛、蒋等80多姓。
　　唐朝末年，北方战乱，光州固始县王审知兄弟3人随王绪起兵，后进入福建。史载固始县有18姓随王审知入闽，据新编《固始县志》考证，当年随王审知入闽的有约5000人，姓氏有王、陈、李、张、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廖、庄、苏、何、商、詹、林、沈、施、卢、孙、傅、马、董、薛、韩、骆、蒋、黄、包、袁、赖、邹等35姓。后王审知占据福建，大封诸将，这些姓氏在福建都得到较大发展。当今许多族谱都以随陈政、陈元光和王审知兄弟入闽的人作为入闽始祖，可见河南固始县是福建姓氏的重要渊源之一。
　　宋代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许多中原人士纷纷入闽，其中赵、简、游、范、杜、纪、程、姜、田、白、涂、袁、童、饶、华、凌、俞、钱等姓就是宋代进入福建的。元、明、清三代，福建增加部分少数民族姓氏，如畲族的盘、钟，回族丁、金、马、夏、郭、蒲、田、时、贤、蓝、常，蒙古族的萨、出，满族的粘、溥等。民国时期，很多满族人改为汉姓，满族姓氏因而减少。近现代人口大流动，福建的姓氏也大量增加。
　　2. 福建姓氏分布特点
　　中国人一般是以父传子的方式代代相传其姓，女子在一生中仅保留父系的姓，不传递给下一代。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这种姓氏传递发展为聚族而居，同姓大家族对外姓无形中进行排斥，在姓氏分布上产生相对集中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一个乡村由一个或几个大姓聚居，其人口占该乡村人口绝大多数，这种现象是福建姓氏分布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姓氏在全国各地分布是不均衡的，这是长期以来聚居与迁移的结果。据估算，在宋代，福建10大姓为陈（13．14%）、林（9．41%）、黄（6．62%）、刘（4．69%）、李（4．49%）、郑（4．02%）、方（3．53%）、王（3．47%）、吴（2．97%）、张（2．74%）。宋代福建人口从191万人发展到625万人，这些大姓基本上奠定福建姓氏的格局。根据2000年11月第5次人口普查，福建省人口3471万，10大姓氏为：林姓513万，占14．78%；陈姓486万，占14%；张姓229万，6．60%；王姓175万，占5．04%；吴姓173万，占4．98%；黄姓135万，占3．89%；刘姓124万，占3．57%；李姓114万，占3．28%；郑姓99万，2．85%；何姓63万，占1．82%。与宋代相比，大姓中只有何姓取代方姓，再就是林姓与张姓的比例有较大提高，究其原因，是林姓与张姓分布在闽东南沿海一带居多，人口发展较快的缘故。
　　福建姓氏分布的特点同人口分布是密不可分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也是大姓聚居之地。以福州为例，8大姓为林、陈、黄、郑、王、张、李、吴，这些大姓在乡村大多数地区是聚族而居。即使是小姓，也显示聚族而居的现象。以泉州市鲤城区为例，浮桥镇主要姓氏有吴、郑、林，其中吴姓为最大姓，在黄石、岐山、坂头、田中、金浦、延陵等村落聚族而居，占人口大多数。城东乡主要姓氏有魏、蔡、林、刘、郭；东海乡主要姓氏有黄、庄、林、陈、张、李、吴；江南乡主要姓氏有杨、傅、吴、蒋、陈；北峰乡主要姓氏有陈、吴、叶、王；河市乡主要姓氏有刘、王、陈、倪、杨；马甲乡主要姓氏有杜、吴、林、谢；罗溪乡主要姓氏有黄、赖、陈；虹山乡主要姓氏为彭。
　　福建姓氏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为迁出人口寻根谒祖提供便利，历史上祭祖、修族谱等传统，也使姓氏的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福建姓氏虽多，但大姓特征明显。福建十大姓人口2111万，占现有福建人口总数3471万的60．82%。
　　二、福建宗族的特点
　　1. 宗族聚居
　　福建宗族势力是随着北方士民不断移居福建而逐步形成的，北方士民迁移福建后为取得生存空间和地方上的统治权，同当地闽越土著的顽强反抗进行斗争。晋朝以后，中原士民为了增强生存能力，许多都是举家或举族南迁，如晋永嘉年间（307～312年）中原林、黄、陈、郑、詹、邱、何、胡8姓入闽，唐代的陈政、陈元光率府兵入闽开发漳州，五代王审知兄弟入闽，都是家族移民的典型。北方宗族在新垦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在福建的聚居形态，有的为一村一姓的村落，也有一村多姓的村落，这种聚族而居的社会习俗，奠定福建宗族制度的基础。
　　2. 各宗族间斗争激烈
　　在福建定居以后，各宗族依靠宗族势力争夺土地和山场等生产资料，是福建宗族制度的显著特点。如福安《甘棠堡琐记》载云：“宋元丰间，吾始祖祖美和公世居长溪赤岸，簪缨阀阅裔也。一日与青山致岐提刑谢公，乘舟过访苏江同窗友刘省元爱云公，见其门首海地堪以围塘，归而谋诸同志朱、金、郑各宦家而经营焉。吾祖围于南，是为南塘；朱、金、郑围于中，是名官塘；陈、苏、郑围于外，是为外塘也。先围筑海成田，后遂即其地而居焉。”（民国《甘棠堡琐记》卷上）林、郑、苏、陈诸姓依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实力来谋求生产资料和经济利益，这种宗族的共同利益，促进宗族制度的形成和巩固。
　　福建的宗族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显现对内团结和对外排斥的特点。北方移民们在排斥土著以后，各宗族之间为争夺生产和生活空间，借助于宗族的力量，互相排斥。如漳州龙溪二十五都良村黄氏家族，入据良村之先，有随陈元光入闽的庄、林诸姓居此，黄氏迁入后，依仗丁众势强，逐渐把庄、林等小姓挤出良村，成为大宗族。而仙都的村民也是如此。仙都是龙溪二十五都的一块小平原，原先有一些小姓居住，林姓迁入后，联络外地的林姓认宗，共同占据仙都，遂成大姓。
　　3. 宗族制度完善
　　宋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对福建宗族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各宗族的上层人物出于控制宗族势力的需要，依照朱熹设计的宗族制度，建立起组织严密、法度严格、由族长领导的宗族组织，用族规、家法约束族众，建立祠堂，设立族田，有的还办族学，通过祭祀祖宗确立族长权威，形成宗派。这种在理论指导下完善的宗族制度，是宋元以来福建的宗族制度的重要特点。其不良后果是频繁的宗族械斗和异姓压迫，甚至同宗不同支之间、亲朋不同姓之间，因小利争斗不休，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南宋以后，汉族社会战斗力衰落，屈服于外族统治，朱熹倡导的宗族制度难辞其咎。
　　4. 海商家族势力强大
　　宋元以后，福建海外贸易繁荣，家族经营海外贸易能迅速致富，增强宗族势力。如在宋末，蒲寿庚控制泉州海外贸易，有海船上千艘，蒲氏家族显赫东南。元中书左丞相伯颜率兵攻陷临安，宋臣张世杰、陆秀夫等奉端宗赵昰入福建。伯颜知道蒲寿庚在福建拥有海上势力，便派人潜赴泉州，欲招降蒲寿庚。蒲寿庚为了保全蒲氏家族的实力和禄位，向进军福建的元军统帅唆都呈表纳款。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蒲寿庚主持下，外洋各国相继前来要求通商，泉州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蒲氏宗族的财富不可计数。蒲寿庚死后，其长子蒲师文继任泉州市舶司使；次子蒲师武，官至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家族显赫数十年，直至元朝灭亡。
　　海商势力在明末发展到高峰。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随颜思齐等劫掠海上，亦盗亦商。颜思齐病故，郑芝龙成为魁首。郑芝龙以家乡石井宗亲为依托，发展家族海商，与明朝对抗。他起初只有船数十只，到天启六年（1626年）便拥有120只，天启七年猛增至700只。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政府授予海防游击之职。从此，郑芝龙以明将身份，讨伐海盗山寇，不断壮大实力，控制了整个福建洋面。
　　郑芝龙一面剿平海盗，一面抗击荷兰侵略，同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其商船经常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澳门和东南亚各地，鼓励私商出海贸易，并向他们收取船税。当时，海舶不得郑氏旗令，不能往来。每舶税3000金，岁入千万计。他还从经营台湾中牟利，用海舶载饥民数万人到台湾垦荒，每人给三金，三人合一牛。而从事垦荒者则以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因此郑芝龙为首的郑氏家族富甲八闽。郑芝龙开府泉州安平，海舶直通其内，贸易丛集，繁华不亚于省城。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福王朱由崧立，改元弘光，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翌年五月，南京失守，郑芝龙同弟郑鸿逵、侄郑彩与巡抚张肯堂、原礼部尚书黄道周等迎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郑彩为建国公，军国大权全归郑芝龙。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隆武帝责郑芝龙揽权扣兵。而此时郑芝龙已接清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及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的招降信，称降清可获授“三省王爵”。郑芝龙为保家财族产和权位，决心投降，被清军软禁。
　　郑芝龙被挟北上后，其子郑成功倾其家资犒师，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展开反清斗争。然而郑芝龙降清后，郑氏势力分崩离析，金门为郑鸿逵所据，厦门是郑彩、郑联的地盘；郑成功仅据安平这个弹丸之地，无法施展用兵才能，只好训练士卒。然而他一身正气，又有郑家巨额财富，队伍很快壮大。郑成功后来以厦门为根据地，在东南沿海抗清。清朝为消灭郑成功，乘郑成功往粤东，即令总兵马得功乘虚进犯厦门，郑芝莞闻报，席卷珍宝，弃城驾船逃避。郑成功妻董氏同子郑经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船。郑成功回师，清点损失，计被清兵掠去黄金九十余万两、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不可胜数。马得功此次偷袭厦门，使郑氏家族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给郑成功以后的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郑成功为了重整旗鼓，建立仁、义、礼、智、信五家郑家商号，出海经商，又迅速致富，有力地支持了抗清斗争，使郑成功军队发展到20余万人，战船千艘，开始北伐南京，但不幸失败。后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成为一代民族英雄。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了当时福建海商家族势力的强大。
　　（摘自《福建史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