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100年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这场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并没有被淡化和忘却。科学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自觉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孙中山不愧为辛亥革命的主帅和旗手，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主要业绩。 

　　孙中山提出了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创建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严峻形势下，不同的力量围绕近代中国急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重大课题进行了不同的探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农民阶级提出了朴素的斗争纲领，进行了多次反抗乃至战争；戊戌维新派提出了社会变革的方案，并作出了付诸实践的尝试。他们的活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缺乏自觉的认识，因而无法提出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难以胜任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无疑是比较先进、科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中心课题，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较之单纯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纲领要优越得多。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获得了三民主义的指导之后，才具有了比较完全的意义，从而跨越了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阶段”，步入更高的正规时期。

　　孙中山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创建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1905年，孙中山创建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相对于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资产阶级维新派松散的“学会”等，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发挥了“革命的中枢”的作用。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中国同盟会领导的。

　　中国同盟会的创建标志着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中国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纳为斗争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中心课题的高度概括，是比较明确、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它同兴中会初创时的政治纲领相比有了长足进步，主要是明确了共和制度的诉求和补充了社会经济方案。较之同时期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政治纲领，则具有更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第二，中国同盟会在组织方面有所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由会员每4年公开推举一次。第三，中国同盟会的骨干大部分是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其所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增加了中国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密切了中国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第四，在中国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他周围聚集了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等一批颇有威信和经验的领导人。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肩负起了领导重任。第五，中国同盟会制订了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1906年秋冬之际，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制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供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时遵循和应用。除具有纲领性的《军政府宣言》外，其他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实施方针、政策问题。第六，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中国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中（汉口）、南（香港）、北（烟台）5个支部以及下属的各省分部，在国外建立了南洋、欧洲、美洲和檀岛4个支部。仅在1年多时间里，加盟者就达万余人。以上这些特点，使中国同盟会摆脱了先前许多革命团体的局限性，真正成为指导、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核心力量。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同盟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辛亥革命这场全国范围的武装反清斗争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孙中山是“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领导了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从事的“战争事业”的坚决倡导者。从组建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把反清武装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终重视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摒弃了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一般的农民战争。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及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必须诉诸革命的暴力。推翻了清朝的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对于革命暴力手段在斗争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并非一开始就很明确，而是在经历了挫折之后才逐步认清的。民众的自发反抗和农民战争曾给他以影响，但最终使他踏上武装反清斗争路途的还是政治活动的教训。1894年，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才“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因为指望统治者来将国家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官方迫于形势而作出的诺言只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所以，孙中山1894年创建兴中会后立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来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展开的多方面活动，包括宣传鼓动、筹款、联络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反清武装斗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马上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准备武装起义。1907—1911年春，孙中山在华南、西南地区策划了8次起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钦州马笃山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曾亲登镇北炮台轰击清军。对于遍及各个地区的反清武装斗争，孙中山也极力给予策应和支持。

　　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特点，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而没有基本的民主和权利。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任何反抗都会招致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甚至连堪称“跪着的造反”的维新运动也以“六君子”的血洒街头而夭折。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尔作出的“改革”姿态，实质上都是为了苟延残喘的狡猾手段。以清末鼓噪一时的预备立宪为例，无论迟迟不能兑现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已经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都没有改变人民的无权状态，以致立宪派也普遍感到失望。因此，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手段，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和实践了这个道理，这对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大有裨益。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几乎没有离开“战争事业”，从开始组织革命团体时就进行了几次反清武装斗争，到中国同盟会时期更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

　　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所策划的多次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造成这种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很多：没有练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从外面“输入”械弹以及战斗人员；各自为战，不相联属……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致使起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难以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贬低反清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持续不断的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一次次悲壮的战斗激励了群众，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每一次武装起义都为最终推翻清政府积累着胜利因素。“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更成为辛亥革命的序幕。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指出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共和制度的捍卫者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引发革命烽火遍燃的时刻返回祖国，建立共和制度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任务。他旋即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组建和主持了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成为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在短暂而又极其困难的三个月里，他力求对新生的共和制度有所建树。只是由于形势迅速逆转，革命实际上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临时政府面临着各种压力：西方国家均未承认共和国；临时政府甚至没有预算和财源；革命政权缺少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非袁莫属”的呼声甚嚣尘上……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支持的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攫取后，孙中山又举起旨在捍卫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与两次护法运动的旗帜。

　　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但他们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仅由于当时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对手相比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无法挣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正如孙中山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的：“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历史进程往往会出现暂时逆转，但决不会停滞不前。辛亥革命后的惨淡岁月持续没有多久，就出现了新时代的曙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类带来了理想和希望，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取代。迭遭挫折而“愈挫愈奋”的孙中山积极迎接历史的跨越，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他带着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投身新的战斗：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革命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孙中山由于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逝世。其时，“革命尚未成功”，但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神州大地。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终于得以圆满完成。

　　（执笔：张磊  温宪元）  

（出处：人民日报 201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