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英平，乳名兰茄，又名阮玉斋，福建省福安县顶头村人，1913年9月24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阮英平10岁丧父，2个姐姐均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尽管家计艰难，母亲仍千方百计送他进私垫。2年后阮英平辍学，到本村“一团斋”饼店当学徒。

阮英平性格粗犷刚烈，好打抱不平，绰号“雷公”，当地恶霸对他非常忌恨。“一团斋”老板胆小怕事，恐阮英平得罪这伙虎狼之徒，连累于己，故常露不悦之色，时出嘲讽之言。阮英平受不了闲言闲语，3年学徒期满即离开饼店，到外乡谋生。后来，他来到闽东水陆交通重镇——赛岐，在“旭记”茶行当茶工，结识了共产党员陈洪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福安农民举行的“五一”暴动和秋收抗租斗争受挫，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这时，陈洪妹的身分尚未暴露，隐蔽在“旭记”茶行当木匠。阮英平在陈洪妹指导下积极参加地下活动。1931年，中共福州市委派巡视员邓子恢到福安指导工作，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粮的“五抗”斗争，组织贫农团，建立武装力量，使当地的农民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阮英平也秘密回到家乡顶头村。这年冬天，他与陈洪妹一起在甘棠等地组织农会。1932年，经陈洪妹介绍，阮英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曾志、任铁锋等来到甘棠领导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民群众武装组织“红带会”便遍及附近三四百个村庄，“五抗”斗争日益高涨。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运动，派海军陆战队进驻甘棠，肆意抓捕吊打抗租农民，引起群众的痛恨和激愤。10月初，曾志、任铁锋在甘棠附近的莲花山上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举行甘棠暴动，消灭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阮英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积极投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10月23日凌晨3时许，任铁锋、陈洪妹率领200多名红带会员悄悄接近甘棠街。阮英平奉命搞掉敌哨兵。当他和另一会员假装挑水摸到敌海军陆战队驻地刘祠前面的井台上时，被敌发现，阮英平毫不犹豫地扑上前去，并高呼“冲啊!”埋伏在后面的红带会员高举大刀，梭镖蜂拥而上。经过一场血战，消灭了敌海军陆战队1个排，缴获步枪20多支、驳壳枪1支。战斗中，阮英平奋勇当先，受到同志们的赞扬。11月9日，阮英平带领一支红带会队伍与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五支队分别进驻甘棠西门堂林祠和刘祠。敌侦悉后，连夜派一个营的兵力偷袭甘棠。凌晨4时左右，驻在西门堂的阮英平发觉被敌包围，当即率红带会员冒着枪林弹雨突围到附近山上。第一支队的游击队员也冲出重围，但第五支队却被敌人困在刘祠内。阮英平见情即率队与第一支队配合，对围困刘祠的敌军来个反包围。在游击队内外夹攻之下，敌军乱了阵脚，仓猝退到刘祠后门山上。这时天已渐亮，甘棠的红带会员几百人在曾志、陈洪妹的率领下分数路赶来助战。经过一番激战，敌人溃不成军。这一仗歼敌几十人，缴枪37支、子弹千余发。几天后，叶飞在甘棠洋主持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福安南区苏维埃政府，由陈洪妹任主席，阮英平任军事委员。

此后不久，因“福建事变”而获释的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马立峰和范式人回到闽东，传达了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指示，决定趁敌人在当地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区性的农民武装暴动。1934年1月，震动闽东的赛岐暴动在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下一举成功。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在闽东地区全面展开的农民武装暴动中，阮英平率领游击队多次打击反动武装，战绩辉煌，很快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并被任命为中共(福)安(宁)德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这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敌破坏，闽东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6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县委联合组成中共闽东特委，阮英平被选为特委委员。

1934年，闽东革命进入鼎盛时期。这年冬天，国民党从闽、浙两省调兵10万，以王敬玖、萧乾为总指挥，对闽东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1935年初，苏区沦陷。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豪绅等地方恶势力互相勾结，对苏区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保存实力，成立于1934年10月的闽东红军独立师撤出苏区转战外线。阮英平带领一部分游击队被围困在安德县边缘地区。时值隆冬，地冻天寒，战土们衣着单薄，不仅忍饥挨饿，还要随时提防敌军追袭。处此逆境，阮英平以惊人毅力，坚持斗争，并对战土和群众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1935年2月的一天夜里，阮英平带着队伍冒雨悄悄来到马头岗，住在山上一座草寮里。夜黑雨狂，敌新十师在叛徒带领下跟踪而至，包围了山寮。枪声一响，阮英平立即沉着果断地命令战士们掀开寮顶，向后山突围。他一马当先，挥枪撂倒2个敌兵，带领战土们杀出敌人的包围圈。

当时，中共闽东特委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反“围剿”中先后英勇牺牲。敌人获悉阮英平仍在安、德一带活动，便疯狂地四处搜捕，还特地派新十师一个连驻扎在阮英平的家乡顶头村。敌连长抓不到阮英平，便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反动民团头子黄涛河知道阮英平对母亲特别孝敬，施毒计把阮英平的母亲抓起来当人质，企图诱阮英平上钩。阮英平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但为了煞下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他还是趁敌军外出“清剿”之机，带了几个战士冒险回到村里。乡亲们纷纷向他痛诉敌人的暴行。面对一片残垣断壁，面对乡亲们的泪水，阮英平朝天鸣枪三响，并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935年初夏，阮英平派人打听到叶飞在周宁县一带，便带着队伍来到周宁县溪底村与叶飞会合。分散在各个边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也先后辗转汇集到这里。8月，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叶飞主持下重建了中共闽东特委，由叶飞任书记、阮英平任组织部长、范式人任宣传部长。

这时，白色恐怖仍然笼罩闽东大地，中共闽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特委领导人独立挑起领导闽东人民革命斗争的重担。他们吸取前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形势，规定今后的任务，制定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总策略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特委还成立游击区办事处与苏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和范式人分别担任两个办事处主任。按照特委的分工，阮英平率闽东红军独立师的一个纵队在赛江以西的周宁、屏南、古田、政和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组织游击小队骚扰敌人，在游击区内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革命政权。8月上旬，叶飞、阮英平所部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周宁城北肖家岭伏击敌保安队郑重部400余人，打死打伤敌40余人，击毙敌连、排长各一人，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40多箱。

1936年初，国民党派遣省保安独立旅和王贵生部的一个营，气势汹汹地扑向宁(德)屏(南)古(田)苏区，梦想扑灭重新燃烧起来的闽东革命烈火。阮英平坚决执行特委关于反“围剿”的措施，积极组织游击小队骚扰敌人，组织力量挖炮楼，割电线，破坏敌人的“堡垒政策”，捕捉有利战机打击敌人，并运用“白皮红心”策略瓦解敌人的保甲制度，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

1937年初，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由叶飞任主席，阮英平、范式人任副主席。此时，闽东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不但拒绝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围剿”。中共闽东特委一面积极宣传抗日，一面奋起自卫。是年夏，敌五十八师2个团和地方保安团约4000多人进犯政和、屏南地区，采用残酷的手段强制移民并村。屏南根据地岩头村前后2次被烧掉十几座民房。阮英平在岩后的山林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些同志急于报仇雪恨，主张跟敌人大打一场。阮英平分析情况后指出：敌强我弱，从全局上看仍须坚决执行特委决定，等待时机，目前即使打赢了，可能招致敌人大规模的报复，群众将遭到更大的损失。会后，他从军费中抽出100元分给岩后20个重灾户，暂时解决他们衣食无着的困难，还把老幼安置到屏南潭头、东坑等村暂行栖身。8月，叶飞和阮英平率领独立师，在宁德桃花溪利用亲母岭有利地形，对尾追的敌保安独立旅第六连进行伏击，击毙40余人，活捉70多人，缴获步枪108支，机枪2挺、子弹2800发、手榴弹800多颗。9月，阮英平、范式人率部在浙江庆元、南阳边区痛击来犯的敌一个保安营，当场击毙其参谋长，缴枪40余支。

在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围剿”失利不断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只好派省保安第二旅旅长黄苏为代表与闽东红军谈判。黄苏对红军所提条件避而不谈，却坚持红军要改编为保安旅，并指名要红军派阮英平为谈判代表。阮英平在谈判席上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国民党许以师长之职的引诱，挫败了对方的阴谋。年底，在共产党一再努力下，叶飞、新四军代表顾玉良和陈仪终于达成协议。至此，胜利结束了闽东党和红军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

1938年1月，闽东独立师在宁德桃花溪集训，随即开赴屏南棠口，正式编为新四军第六团，由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1月14日，部队在棠口欢度元宵节，数日后即告别闽东人民，浩浩荡荡地踏上北上抗日的新征途。4月，叶飞、阮英平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千余人到达皖南岩寺待命。此时，由江南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各部，均已先后集中于岩寺。军部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受训。六团调去学习的有阮英平和营长陈挺。

1938年5月，阮英平、陈挺告别战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途经一个车站时，他们见站台上乱哄哄的，下车一打听，始知有9位青年学生发售宣传抗日的报刊遭国民党警察无理刁难。阮英平火冒三丈，挤上前去痛斥警察的行径。警察被驳得无词以对，灰溜溜地走了。围观的群众对阮英平的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后，阮英平和陈挺分别进入中央党校和抗大学习。阮英平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真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经常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延安学习期间，阮英平和陈挺还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了闽东革命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阮英平，陈挺于1939年9月离开延安，与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行，返回淮南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阮英平到达皖南军部报到，暂时留在军部担任政治协理员。1940年，阮英平从皖南到苏北出任一旅二团政委。1941年9月调任一旅政治部主任(即苏中三分区)。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调动重兵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阮英平身体日益衰弱，肺病越加严重，但是他全然不顾病痛的折磨，继续顽强地工作。

阮英平极其重视做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找同志们谈心，了解战土们的思想动态。他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具有一股强烈的鼓动力，战土们特别喜欢听。为了把分区机关报《挺进报》办好，他亲自审阅稿件，经常组织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从组稿到排版油印，每一个环节都认真检查，使《挺进报》越办越好。

阮英平认为必须抓拥政爱民、群众纪律等问题的落实。在他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指战员动员大会，会后各单位连夜讨论，全面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一项项加以认真核实。在随后召开的军民联席会议上，他反复强调拥政爱民工作的重要性，并让违犯群众纪律的单位或个人当场给群众赔礼道歉，该赔偿损失的也在大会上兑现。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对部队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教育，群众也深受感动。

阮英平非常关心、爱护和信任下级干部。他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很严厉，但只要对方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他就给予信任和使用。所以，他与下级的关系很融洽，大家有什么思想问题也都喜欢同他谈心。

1943年，阮英平病情恶化。叶飞命令部队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把他送到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即现在华山医院)治疗。

阮英平在上海治病半年后，又回一师师部休养。1944年冬，为了执行中央发展东南的方针，华中局和新匹军决定由第一师主力三旅和一旅3个团组成第一批南下部队，会同十六旅首先打开浙西的局面，再与浙东打通关系，控制浙江，然后相机向南发展。年底，病愈后的阮英平随第一师第一批南下。部队渡江南进，于1945年1月在苏浙边之长兴地区与十六旅会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以十六旅为第一纵队，浙东游击队为第二纵队，第一师南下部队为第三纵队。阮英平被任命为第三纵队政委。(司令员陶勇)

1945年2月，陶勇、阮英平率三纵队七支队到达安徽广德县以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苏浙皖挺进军”5个团的兵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新四军出击，新四军被迫发起进军浙西后的第一次反顽战役。陶勇、阮英平指挥三纵队，在一纵队主力配合下，经过5天5夜的激烈战斗，歼顽军1700多人，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2月底至3月初，国民党纠集12个团的兵力，发起第二次进攻，企图把新四军消灭在天目山或赶出浙西。在第二次反顽战役中，三纵队血战黄泥冲，在一纵队的配合下歼灭顽军3000多人，占领了天目山和临安城。5月，国民党调集14个主力师，向天目山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为打破顽军进攻计划，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强顽军作战，于5月15日撤出浙东、西天目山地区。顽军将新四军北移误为溃退，遂分兵向孝丰进犯，左兵团五十二师于19日闯进新四军伏击圈。陶勇和阮英平率三纵队全体指战员冒着连绵细雨，和一、四纵队一起，经过一夜激战，全歼顽军五十二师师直和所属一五四团、一五五团及三十三旅一个营。21日，新四军又移兵孝丰东南地区，大胆迂回包围，穿插分割，将顽军右兵团大部歼灭。第三次反顽战役结束，共歼顽军6800余人。

此时，浙南、闽东的党组织己得到新四军准备南下浙、闽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联系。正当苏浙军区部队欲挥师南下之际，日本投降了。阮英平随部队奉命北上，回师苏北，投入新的战斗。

解放战争开始后，阮英平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治委员。

1946年底，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党中央号召南方各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第二战场，牵制敌人的兵力。这时，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向中央请求派军事干部到福建领导游击战争。中央指示华东局派人，阮英平被抽调南下回闽。

1947年1月，当阮英平准备启程时，陈毅、张鼎丞向他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回闽的任务，并设便宴为他饯行。4月的一天清晨，阮英平告别首长和同志，踏上回闽的征程。临行前，他对妻子周础说：“不要难过，很快就要胜利了，等到全国胜利以后再见。如果我牺牲了，你也要坚强地工作、生活下去。把孩子带好，新中国还要靠他们这一辈来建设呢！”

1947年5月，阮英平回到福建，在福州会见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并被任命为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经过调查了解，阮英平认为闽东、闽北的游击战争之所以没有开展起来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八年抗战中党的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元气尚未恢复，一是抗战胜利后区党委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方面存在着“右”的错误思想。他认为，区党委机关不应设在福州郊区，特别是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应当深入到闽东、闽北的老革命根据地去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发展游击战争。阮英平向区党委提出，他应尽早地到闽东或闽北地区去开展工作。

1947年7月间，阮英平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他行装甫卸，便立即举办干部训练班，大力宣传全国的胜利形势，恢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农会、妇代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帮助群众创办供销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援群众发展生产。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开展游击战争，阮英平以江作宇、余三江率领的闽浙赣游击纵队第二支队为主力，将游击队改编为闽东人民谋生队，先后攻打宁德洋中、虎坝、赤溪、霍童等乡公所，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支，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保长和民团头子。同时，他还派出小分队，配合城工部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到周宁、屏南、政和交界的山区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大力发动群众，创造条件，恢复老根据地的党组织。

1947年9月，中共闽东地委成立，由阮英平兼任书记。随后又恢复了福安、宁德2个县委。

在阮英平等人的领导下，闽东重新燃起了革命烈火，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47年11月，以省保安第五团为主力的敌2个团进驻宁德，团部设在洋中，霍童、虎坝等乡各派驻1个大队。敌人企图利用“移民并村”、“清查户口”、颁发“国民身分证”等手段，割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阮英平决定把队伍分开活动，指定黄垂明、陈邦兴率领一支队伍插到周宁，江作宇、余三江另率一支队伍进屏南，自己与阮伯淇带一支队伍留在宁德。

可是，由于在阮英平身边负责财政工作的周阿奎等叛变，敌人掌握了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情况，开始大肆破坏地下党组织，搜捕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闽东革命力量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阮英平于12月下旬通知江作宇、黄垂明立即率领队伍到宁德虎坝乡天湖山集中。在这里召开了地委紧急会议，决定先给敌人一次打击，然后分头隐蔽，并由阮英平去福州向中共闽浙赣省委(1947年11月闽浙赣区党委改为省委)汇报反“清剿”的情况。

12月27日，地委紧急会议刚结束，获悉敌省保安五团大队副桂祖华带领五六十人企图绕过天湖山从背后袭击游击队。阮英平果断地把队伍迅速拉到贝垄楼后山，占领有利地形。当晚，敌人进入包围圈。游击队发起攻击，毙敌10多人。桂祖华被捉，当场镇压。俘虏中有一古田籍士兵，经教育愿意充当向导，带游击队袭击莒溪。阮英平把游击队员化装成敌保安队，连夜智取莒溪，缴了民团的枪支。一夜之间2战皆捷，缴获30多条枪和不少弹药。

为了保存力量，阮英平命令黄垂明、余三江等率部撤往罗源县，自己也撤到宁德梅坑乾楼。叛徒周阿奎探得行踪，带领保安团主力包围了乾楼。经过一场混战，阮英平突出重围。他与警卫员陈书琴一起抄小路准备去福州。不料半路遇大批搜山的国民党军队，在突围中他与警卫员失去联系。

1948年2月1日，阮英平只身来到宁德县洋中乡北洋大窝村范起洪家，佯称是宁德八都来的商人，因途中遭到土匪抢劫，来此暂避风险。范起洪接待了他，并答应为他带路去福州。

当晚，范起洪的邻居范妹仔家举丧，同村的周玉库前来帮忙。晚间，周玉库与阮英平同宿一房，发现阮英平身上带有黄金(部队的经费)，顿生谋财害命念头，乃与范妹仔密谋杀害阮英平。1948年2月3日晚，范起洪等3人佯称护送阮英平去福州，与阮英平一起动身上路。行至宁德县北洋炭山，周玉库、范妹仔、范起洪3人突然袭击，用乱棍打死阮英平，搜去他随身携带的金镯(重3两)、钢笔、手表等物，并把尸体埋于炭山一座山寮的废墟之中。

宁德解放以后，当地群众向人民政府揭发这伙歹徒杀害阮英平的罪行。经审查属实，罪犯周玉库、范妹仔、范起洪3人受到人民的制裁。

                                                                          (陈松青吴培贤)

出处： 《福建革命烈士传 4 解放战争时期之一》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福建省民政厅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