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闽西老红军邓六金同志诞辰100周年。邓六金同志17岁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女红军战士和中央苏区妇女工作领导者，参加了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华东局，她担负抚养教育红色后代的重任；建国后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六金同志都能坚定理想信念，奉献自己的博大爱心，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她的精神崇高，风范长存。

从童养媳成长为妇女工作领导者

邓六金于1912年9月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被取名“六金”。由于家中生活极端贫困，邓六金出生不久就被送给邻村做“望郎媳”。五六岁时，为生计所迫，她开始帮养母下田劳动，养父还带着她走东村、串西村给人剃头。她多次目睹地主、乡丁在年关之夜上门逼债，将她家刚刚上桌的一点过年的肉饭和豆腐连锅端走的情景。家庭的苦难、命运的多舛，使她深感旧社会世道黑暗，锻炼了爱憎分明、敢于反抗的精神，渴望追求光明。

邓六金是幸运的，这种机会终于降临。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入闽，三打龙岩，占领上杭，在闽西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红军的影响下，邓六金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她坚信不合理的社会一定会被推翻，穷人一定有出头的日子，只有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于是毅然打破封建枷锁，在全村第一个剪掉辫子，全身心投入组织儿童团、赤卫队、妇女会等革命工作，由此她成为村里第一个“红军通”。她年小胆大，热情高，工作积极，不久，就被推选为乡妇女会主席。她向群众宣传革命，宣传妇女解放，配合红军将地主的财物分给穷人；创办识字班，从乡里请来先生讲课，挨家挨户动员大姑娘、小媳妇出来学文化。

由于工作努力，邓六金进步很快。1931年9月，邓六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中共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中共上杭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长。1933年后先后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长。邓六金成为中央苏区妇女工作领导者之一。这期间，她在宁化、泉上、长汀等县，积极组织妇女识字、唱革命歌曲，宣讲革命道理；发动妇女动员扩大红军，踊跃送子送郎参军，上前线抬担架，慰问红军，掀起扩红热潮。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征集被褥、准备冬衣、筹款、募集草鞋，支援革命战争。她还组织妇女发展生产，送公粮支援前线。

邓六金深知妇女要干革命、要提高地位没有文化不行，所以对开展妇女识字班活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她的努力下，省苏妇女部发文要求“每个妇女每天至少要认识和写熟3个生字，3个月后要认熟270个生字”。各乡之间开展识字比赛，10天检查1次，对于成绩好的给予适当的奖励。同时举办识字班、工农补习夜校，每个妇女都要加入识字班和工农补习夜校。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使相当一部分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广大妇女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劳动妇女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她们由此对苏维埃政府、对工农红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邓六金自己更是带头学习，仅半年时间就认识了不少字，逐渐能写路条和标语。她还编写唱过民间山歌，利用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革命道理。通过学习，邓六金从一个一字不识的童养媳成长为革命干部，不仅能看书读报，而且能独立开展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邓六金参加革命后，“扩红”一直是她的一项主要工作。1934年，为响应中央苏区“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她回到家乡“扩红”。她认为，要动员乡亲们参加革命，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革命。在她的鼓动下，两个姐姐先后参加了红军，从而带动五里八乡的扩红热潮，不到半个月就提前完成扩大红军100多人的任务，受到表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对邓六金姐妹的工作表现特别满意，称赞她们是闽西革命中“土窝窝里飞出的三只金凤凰”。

千难万险长征路

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必然会有曲折，更加严峻的考验又来到邓六金的面前。1934年10月，邓六金随中央主力红军踏上长征路。开始，她和其他几位妇女干部被分配加入中央机关卫生部的队伍。进入贵州后，被集中编入中央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任副团长。后来，中央工作团又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任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不仅有中央苏区德高望重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还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红军大姐、领导夫人，以及红军师团级伤病员等。

长征每一步，都历经艰难险阻。在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追兵的险境下，邓六金除了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外，还得在人手不够时背伤病员或抬担架。有一次，为了不掉队，邓六金抬着担架追赶队伍，体力透支到了极点，胸口发闷，一股腥热气味直向上涌。她知道自己快要吐血了，但仍坚持着。担架上的伤员看到邓六金举步维艰，劝她停下来休息。邓六金眼看天色快晚，说什么也不肯。“我们一定得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邓六金喘着粗气，话还没说完，鲜血就从嘴里喷涌出来。抬担架的老乡和伤员都劝她停下来，邓六金没有争辩，她抹掉嘴边的血迹，又招呼老乡抬起担架朝山上爬去。老乡感动得流下眼泪，直夸邓六金是个罕见的坚强女子。邓六金几次累吐血后，妇女队长刘群一再劝告她不要再抬担架了，邓六金嘴上虽答应，却依然常常抬担架。

长征途中，有一次邓六金得了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体弱得像要瘫在地上，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根本无法治好病。干部休养连的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想把她安置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拖累部队，邓六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死也要死在行军路上。”战友危秀英主动要求留下来陪她，邓六金死活不让，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她们就以树枝为手杖，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山路艰难前进。她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坚持住，不能掉队。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深厚的战友情谊，使她们得以战胜困难，经过四天四夜，终于赶上了部队。

夹金山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把它称作“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爬山时，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有齐腿深，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大口气。而且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加上空气稀薄，衣单天冷，脚步越来越迈不动。邓六金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当看到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时，几个女战士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帮助把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前拉后推着向上爬，终于把伤病的战友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邓六金又累得连吐了几口鲜血，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只得连滚带爬下了山。

茫茫草地，处处都是陷阱。邓六金她们带着需要照顾的老同志和伤病员，各自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群，手拉着手，缓缓地向前行进。困难难以想象，因为草地太潮湿，不能躺着睡觉，邓六金她们就四个人背靠背地站着睡；由于荒无人烟，粮食断绝，她们就一路拔野菜、摘树叶、挖草根、喝冰水以填饱肚子。有一次，邓六金等女战士吃蘑菇中毒，昏迷过去，幸好一位同志发现，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

邓六金等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就是凭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后来回忆说：“邓六金同志是吃了苦头的。她在长征一年中抬担架的日子多，她任劳任怨，牺牲一切，艰苦奋斗，是一位英勇战士、无名英雄。”休养连党支部书记董必武赞叹邓六金她们道：“这是许多男子望尘莫及的。”福建人民尤其是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籍子弟兵，为长征的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要贡献。长征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更锤炼和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里面也包含着闽西儿女的优秀代表邓六金等女红军的一份功劳。

到达延安后，邓六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长；1936年9月担任甘肃省庆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翌年5月又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邓六金经常带着背包下乡调研，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她针对当地妇女受旧观念束缚，很少参加劳动的状况，撰写《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一文，作为社论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响亮地提出妇女参加劳动是最光荣的事业，坚决反对妇女参加劳动羞耻的不正确观点。她走村入户做妇女思想工作，鼓动进行抗战支前，求得妇女翻身解放。由于忘我操劳，有一段时间邓六金身体非常不好，马海德医生建议她要多休息，她坚决不同意，表示只要让她工作，比吃什么药都管用。她就是这样一个为了革命、为了工作连命都可以不要的革命者。

倾心培育革命后代

在延水河畔，邓六金与我党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江西苏维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山相知相爱，后来喜结连理，成为一对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工作，邓六金与曾山总是分多聚少。婚后两天，曾山便先行出发赴重庆、南昌开展工作，邓六金则辗转数月到了皖南。后来虽在皖南得以重逢，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夫妇时常几个月见不上面。邓六金同志到东南局工作后，先后任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淮南路东根据地乡党支部书记等职。积极参与组织当地妇女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成立妇女抗敌会、妇女协会、妇女救国会，因地制宜开办识字班、夜校，组织缝衣队、洗衣队，动员妇女送亲人参加新四军，拥军支前，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大喜事，但邓六金有了孩子也无法照顾，大儿子被送回江西吉安老家让奶奶抚养，二儿子体弱多病也没有时间照看。对此，邓六金心中常常感到愧疚。她为了革命的大家顾不上小家，关心不了自己的孩子，却关心着无数别人的孩子。当她看到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孩子散落在农村和渔民家中无人照管，有的到上学年龄而无学可上时，心中充满怜爱之情：一定要让孩子们有吃有住有学上！她毫不犹豫地接受组织赋予的重任，和战友们一道白手起家，创办起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邓六金先后担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她为抚养烈士子女、培养革命后代，勤恳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邓六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和战友们到华东局、华东军区、地方政府四处求援，不光给保育院争取来了白面、大米、猪肉，还饲养奶牛、奶羊，解决孩子们的喝奶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的脸色红润了，个儿长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瘦弱了。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邓六金心里格外高兴。她经常穿一件洗得褪了色、肩头和膝盖打了补丁的军装来到保育院，照看孩子们，她嘱咐保育院的阿姨们：“千万要照顾好他们，孩子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天深夜，有个孩子发高烧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邓六金带上医务人员，连夜跑了100多里山路，在济南一所教会医院买来青霉素，终于把孩子抢救过来。

母爱无私，大爱无边。邓六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后代。这座红色保育院，孩子最多时有300多人，先后抚养、培育近千名革命后代。有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在前线浴血奋战无暇顾及，其中还有100多个烈士子女。孩子们缺少父母之爱，邓六金就寻找一切机会给予他们母爱，待他们像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亲切关怀，细心照顾。孩子们都爱叫她妈妈，在他们心目中，邓六金的确就是他们最亲切、最慈爱的妈妈。如今，当年那些被邓妈妈施以恩爱的孩子们不少都步入了重要工作岗位，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革命本色 心系老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英勇斗争，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翻身，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3年后，邓六金调入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务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曾担任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社会地位变了，但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信念没有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没有变，一心为民的思想作风没有变。新中国成立后，她的职务并不是很高，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兢兢业业做好后勤保障，认真履行职责，关心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为国家机关事务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1982年邓六金离休后，依然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担任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基金会理事，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妇女和儿童事业的发展。

邓六金夫妇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和老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注重言传身教，充分发挥表率作用，践行共产党人先进性要求。他们留给子女们的最好礼物就是艰苦奋斗的传统，经常教育子女们要知道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要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勤俭节约，从而养成良好的家风，儿女们都很有出息。

邓六金不忘老区，心系老区，把自己的生命与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紧紧连在一起。她与曾山多次回到江西老区调研。离休后，她还先后行程上千公里，到安徽、江苏、山东、江西、福建等地的20多个县市进行考察走访，了解民情。回京后，她立即向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提出了向老区增派医疗队、增投教育经费、挽救失学儿童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给闽西老区增拨了教育经费，加强老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她对养育过革命、养育过自己的闽西满怀深情，担任闽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为闽西发展建言献策。闽西的事情牵动着她的心。1996年闽西发生特大洪灾，她不顾年老体迈，深入灾区了解灾情，为老区争取资金支持，帮助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渡过难关。临终前她留下遗愿，将毕生积蓄捐给家乡学校，建设了全省一流的学校图书馆。家乡人民永远铭记她的拳拳之心、挚爱之情。

邓六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邓六金同志，就是要学习她坚定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格风范和优良的思想作风，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进老区加快发展，建设更加幸福和谐文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