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是汉人社会研究的经典话题，也是客家研究领域的传统话题之一。《认同与符号：闽台客家民众的精神世界》（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认同与符号》）是刘大可教授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认同与符号》一书综合运用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客家民间信仰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崇拜对象的不同，《认同与符号》将闽台客家民间信仰分为神明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和自然崇拜四种类型，并据此将全书主体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定光古佛、三山国王、惭愧祖师、民主公王、义民爷等闽台客家民间信仰中的著名神祇为基本线索，其中重点探讨了惭愧祖师信仰。第二章关注客家祖先崇拜的两种表现形式，深入研究了闽台客家姓氏始祖崇拜的产生与演变、信仰内容及其社会功能，以及两岸祖训家规所建构的共有精神家园。第三章剖析了闽台固始传说与闽王王审知信仰的产生缘由。第四章则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伯公信仰”“槟榔文化”“儿童游戏”等闽台自然崇拜现象。《认同与符号》在历史脉络中动态且具体地阐述了两岸客家民间信仰的互动发展及文化认同关系，建构了包括“边界”“中心”“区域”等多个层次的客家民间信仰的空间维度。书名中的“民众”与“精神世界”，进一步凸显了《认同与符号》的主旨：聚焦于两岸客家基层社会，探究两岸客家人在民间信仰中所展现出的共同精神、情感和心理状态。

一、惭愧祖师：客家民间信仰的流动边界

在汉人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曾产生深远影响，它们以特定的信仰对象为核心，将信仰对象“神力”所辐射的地理范围和人群作为研究边界，对具体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以往的客家民间信仰研究也常借用“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着重描述某一民间信仰的历史溯源、地理分布、组织形式、仪式过程、传说故事等，进而探讨该信仰与其所影响的地方社会或人群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同与符号》在神明信仰研究中，借鉴了“祭祀圈”和“信仰圈”的方法论，但对其影响更深的是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该理论认为，族群的存在依赖其边界的界定，就像白纸上的图形，是线条（边界）赋予了它形状。族群边界的形成源于认同，即该族群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和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这种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祖源记忆”所激发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族群边界”理论并非先验地将族群视为不证自明的存在，进而为其寻找文化指征，而是更倾向于认为族群边界是动态变化的，形成族群的关键在于认同的建构。在《认同与符号》第一章中，刘大可教授以闽台民间信仰中处于边界位置的惭愧祖师为研究对象，与“族群边界”理论展开了深入对话。惭愧祖师研究在闽粤台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相对薄弱，刘大可教授通过大量田野调查，系统梳理了惭愧祖师信仰的起源、形态及传播路径，并将处在族群边缘的惭愧祖师与处于中心的定光古佛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惭愧祖师信仰在闽粤台地区的互动发展及其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这一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惭愧祖师的研究深度，是《认同与符号》对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

惭愧祖师又称荫林祖师。刘大可教授研究发现，闽粤台地区主祀惭愧祖师的寺庙包括惭愧祖师信仰缘起的祖庙、台湾惭愧祖师信仰所追溯的福建祖庙和多村共建的中心村庙；台湾的惭愧祖师信仰主要集中在南投县，这里的寺庙多由来自福建永定、平和、南靖三县的移民所建。闽台两地的惭愧祖师信仰在传说故事、形象、神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惭愧祖师信仰处于“族群边界”的独特人文环境。福建永定、平和、南靖等地是客家与福佬族群的交汇地带，惭愧祖师信仰随移民传入台湾后，逐渐演变为当地社会族群交往的纽带。台湾的惭愧祖师信仰受福建永定、平和、南靖民间信仰的影响，其出生地被认定为福建平和，祖师的造像风格与三平祖师类似，求医问药的神异功能则与保生大帝如出一辙。通过对比惭愧祖师与定光古佛，有助于清晰地勾勒出客家的“族群边界”。刘大可教授指出，闽台地区关于惭愧祖师的信仰故事、宗教性质和社会功能，与定光古佛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显著。定光古佛自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发展脉络清晰，其信仰以长汀、武平这两个纯客县为中心，“渐次呈差序格局向周边客家县市传播”。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定光古佛成为闽西客家族群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传入台湾后，其族群性更加凸显，成为彰化、淡水地区闽西客家移民的标志性信仰。惭愧祖师在福建的信仰中心处于闽粤客家的边缘与闽客交界地区，并向闽南、潮汕等福佬人地区扩散。然而，受周边定光古佛、三平祖师、三山国王等强势信仰的影响，惭愧祖师信仰的发展空间受限，其边缘性进一步增强。随着移民传入台湾后，惭愧祖师信仰的边缘性得以延续，成为“福佬客”群体的典型标志。

处在“族群边界”的惭愧祖师信仰勾画出了客家民间信仰的流动边界。在台湾地区，惭愧祖师信仰在内在形象、传说、神功、神性乃至造型上，与原乡相比有显著变化。刘大可教授指出，这些变化并不能构成台湾文化的自主性特征，他进一步用客家民间信仰的拟血缘制祖源关系对此展开论证。在研究“华夏边缘”时，王明珂提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概念，认为在我国西南及南方边疆地区，广泛存在的“兄弟祖先说”是人们应对社会合作、区隔与竞争关系的一种方式。刘大可教授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发现，闽西客家地区不仅通过“兄弟祖先说”建构虚拟血缘关系，还利用惭愧祖师信仰、定光古佛信仰中的“兄弟神明故事”，建构了神明的虚拟血缘关系，进而形成了基于共同神缘的神缘网络和庙际关系。该观点深刻揭示了客家民间信仰的重要特征，拟血缘制的祖源和神缘叙事为理解闽台客家民间信仰的差异提供了新视角。闽台客家民间信仰的差异并非对认同的否定，相反，“边界”实际上是对“认同”的再确认，而“兄弟神明故事”则是人们为了消弭差异、巩固认同而选择的“解决方案”。刘大可教授认为，闽台惭愧祖师信仰拥有共同的母体渊源和承递关系，其差异只是在传播过程中为适应环境所做的调整，是受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影响而产生的新特点，这恰恰反映了闽台民间信仰的根与叶、源与流关系。

二、中心及区域：客家民间信仰的空间维度

客家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祖先崇拜在客家人的民间信仰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认同与符号》第二章探讨了始祖崇拜，第三章则讨论了固始传说，这是一种“祖先同乡说”，其中以王审知信仰为代表的圣贤崇拜，也可以视为非姓氏的、集体的广义“祖先崇拜”。因此，这两章实际上都是围绕客家祖先崇拜的主题展开研究的。《认同与符号》聚焦于这两类民间信仰，建构了客家民间信仰在空间维度上以闽西祖地为中心，涵盖福建、广东、台湾的区域范围。可以说，《认同与符号》在对客家祖先崇拜的整体理解中，加强了对闽西“客家祖地”的论证，这是刘大可教授在客家研究领域作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

在《认同与符号》一书中，姓氏始祖被定义为闽台客家地区某一姓氏公认的开基祖先。刘大可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闽西客家地区有近20位被广泛认同的“客家始祖”。客家人“从现实生活立场出发，建构了完整的崇拜体系和多姿多彩的信仰生活。始迁地、始祖祠、始祖墓的建构，更是将姓氏宗亲凝聚在具体而实在的神圣空间内，通过举行重大的祭祀仪式和信仰活动，强化姓氏群体内部的凝聚和认同”。刘大可教授指出，姓氏始祖崇拜是一种文化基因，也是宗族内部凝聚力的源泉。大量台湾族谱证明，姓氏始祖崇拜在闽台客家地区普遍存在。始祖传说的建构激发了两岸民众内心的共鸣，从而产生长期且稳定的群体认同意识，构筑起闽台地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祖训家规是闽台客家祖先崇拜的特殊表现形式，不仅反映了客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宗族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家国互动的载体。

台湾同胞大多数源自闽南地区，其族谱文献显示，他们的祖先源自河南光州固始。固始传说在福建地区广泛流传，形成了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刘大可教授摒弃传统的考证方法，从人类学视角探究了固始传说的成因，发现其不仅受到帝王故里政经特权和中原正统观念的影响，还与地缘关系建构和圣贤崇拜等因素密切相关。固始传说在族群凝聚、文化认同、精神教育以及文化交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闽王王审知信仰是固始崇拜的伴生物，同样具有族群凝聚和人群整合的功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域的认同”。

《认同与符号》认为，边界与中心并非截然分开，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互动关系。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对某一具体信仰的探讨，而应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刘大可教授进一步提出，闽台两地基于共同的地缘、血缘及自然生态，可以“衍生出共同的物缘文化与区域文化”。同时，刘大可教授关注到一个在客家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物”的研究。这是刘大可教授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客家学研究进行的一次拓展，“物缘文化”或可成为客家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

“物”始终是全球史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对于糖、香料、丝绸、陶瓷、茶叶等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物”，学界从传播史和文化史角度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将看似平凡的“物”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关注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更将“物”与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相联系，从而揭示了社会历史的重要和根本性转变。“物”的研究价值，在于其背后的精神意义，而非“物”本身。刘大可教授选取在当代台湾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槟榔，作为对闽台客家“物”研究的对象。槟榔在我国拥有悠久的食用历史，因其防瘴、治瘴的药用价值，在南方民族中备受推崇，甚至被赋予了带有巫术性质的神秘色彩。在闽粤地区，槟榔逐渐成为祭祀鬼神的供品，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意涵：槟榔成为夫妻的象征，进而演变成为婚俗中的信物，成为儿童、山歌、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刘大可教授指出，槟榔文化随闽粤民众传入台湾，“形成了典型的闽台物缘文化，这种物缘文化是闽台文化根与叶、源与流关系的生动展现”。槟榔的大众性和普及性，以及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衍生出的文化意义，反映了闽台民众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共同的精神世界，槟榔已经成为一个跨地域的、共享的文化符号。

三、“认同的实践”：两岸客家的基层社会互动

两岸的文化认同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体现。《认同与符号》深入探讨了“认同”这一主题，认为“认同”是两岸客家民间社会互动的目的与结果。“认同的实践”即指社会互动本身。两岸客家基于民间信仰的“认同的实践”主要涵盖两个方面。

第一，台湾客家人的族群与文化认同。刘大可教授指出，台湾客家神明崇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除了宗族和聚落保护神之外，还承担着移民整合、族群保护神的角色。换言之，台湾客家民间信仰的符号性特征更为突出，其影响力也更强大。刘大可教授对定光古佛、三山国王、民主公王等信仰的研究，均强调了它们在台湾的符号性意义。台湾的定光古佛寺庙多由客家人建立，成为闽西客家移民抵达台湾的起点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三山国王和民主公王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客家族群的象征。刘大可教授通过对1993年和2005年两篇文献的研究发现，客家人群体是民主公王庙的主要资助者，肩负着传承客家文化的重要使命。民主公王信仰已演变为当地客家人的象征和符号。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持续的文化认同实践。

第二，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中的“回乡潮”现象，体现了台湾客家人积极践行“认同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客家乡亲积极回乡谒祖，寻访民间信仰的祖源和祖庙，建立了以神缘为纽带的两岸关系。《认同与符号》记载了台湾南投县惭愧祖师庙信众寻找祖庙的故事：管委会依据族谱和祖辈记忆及祖先牌位、墓碑等信息，最终在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太平村找到了祖庙，并连续三年组团护驾祖师回祖庙会香。此次行动是一次典型的“认同的实践”：南投县惭愧祖师信仰的源头在福建，虽然已分隔200余年，两地发展出不同的信仰表现形式，但在适当时机，同源信仰会产生出一种内在动力，促使处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信仰场域（更重要的是人群组织）重建联结和重构认同。自20世纪末以来，台湾各地寺庙纷纷返回祖籍地进行认祖归宗的香会活动，如以惭愧祖师为主祀的南投县庆福寺、以定光古佛为主祀的台北鄞山寺、台北县三芝乡（今新北市三芝区）公王宫以及以天后为主祀的云林县笨港天后宫等。这股“回乡潮”正是“认同的实践”的生动体现，通过两岸信众的持续实践及仪式性展示，基于神缘认同的民众认同感逐渐巩固。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象征，体现了两岸民众的“共有精神”。刘大可教授据此提出了增进两岸认同的实践路径，主张“实施闽台五大亲情延续工程，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这五大工程包括乡音唤乡情、共享宗亲亲情、姻亲延续、信众亲近和根亲文化建设，旨在充分发挥大陆祖地的作用。概而言之，《认同与符号》的研究为促进两岸基于民间信仰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清晰的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