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老，字廷臣，宋代福建路建州政和（现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人，生于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卒于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陈朝老仅为一名普通的太学生，一生未曾获取功名及官职。然而，其事迹却受到大儒朱熹的关注及称赞，并在宋代史书及元代纂修的《宋史》中多有记载。在《建安志》《（明永乐）政和县志》等福建地方文献中，陈朝老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陈朝老此人有哪些显著事迹？他为何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陈朝老出身于一个士人家庭。据《（明永乐）政和县志》记载，其父陈顺，字泽民，曾任江西吉水县丞。陈朝老自小聪慧过人，富有才名。在他7岁那年，祖父以雪为题，命其即兴赋诗一首，陈朝老挥笔立就，创作出“拥炉莫言冷，世间行路难”的佳句。这句诗中所蕴含的忧国忧民情怀，成为陈朝老一生的真实写照。
陈朝老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可追溯至元符三年（1100年），当时他是一名太学生。《永乐大典》引《建安志》记载：“元符中，诏求直言，朝老时为太学生，论事剀切。台谏受蔡京风旨，例以狂妄目之。置司考核，于是获罪者众。”此处“元符中”，据《（明永乐）政和县志》，当作“元符末”，即元符三年。
此年正月，哲宗病逝，徽宗继位。三月，徽宗诏求直言，臣民纷纷应诏上书。上书人主要分为两类，除了一些中下层官员外，还有众多的“布衣”，后者主要是太学生和州县学生。这些上书人主要基于对哲宗亲政时期极端政治的不满，并受到当时政治风向的引导，多将矛头指向在位的新党权臣章惇等人。由于徽宗刚即位，政治上主张调和，故对臣民的上书持欢迎态度，多次下令重赏上言者。因此，尽管陈朝老“论事剀切”，但当时不仅未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可能获得了徽宗的认可。
然而，随着朝廷政治局势的转变，徽宗放弃了和解政策，转而重用激进的新党蔡京。蔡京在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担任宰相后，实施了“置司考核”政策，即成立专门机构，审查上书人的奏疏，以确定其中是否含有“诬毁先帝”的内容。结果，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上书的官员被定性为“邪等”，被称为“上书邪等人”；太学生和州县学生也被记录在案，称为“上书进士”。当时，“上书进士”的人数多达千人，陈朝老便是其中之一。
朝廷最初对部分“上书进士”进行贬谪。在南宋宁宗庆元年间，朱熹在与弟子蔡元定的通信中提道：“近至政和，见陈廷臣（朝老）崇宁间以布衣上书论事谪居舂陵……陈乃政和人，议论鲠切，不易得也。”此处所说的“舂陵”即荆湖南路道州营道县，也就是陈朝老被贬之地。崇宁四年（1105年）八月，朝廷又将“上书进士”遣返回乡，并要求其亲属担保。因此，陈朝老在道州的居住时间应当不长，这也就解释了朱熹为何会说“陈廷臣在营道不久，故人少识之”。
陈朝老被遣返回乡以后，由于其记录在案，重新进入太学变得极为困难。鉴于朝廷已采用太学三舍法完全取代了科举制度，普通士人除了进入官方设立的学校外，几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取功名。因此，陈朝老大概只能流落于地方。
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由副相何执中接任。陈朝老先是上书论蔡京，称其有十四大罪，请求禁止其居于京城。接着，又上书论何执中，称其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担任宰相无异于“以蚊负山”。这一事件在宋代史籍如《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全文》以及元修《宋史》中均有记载，皆称陈朝老为“太学生”或“太学诸生”。然而，陈朝老当时并未居于京城，这里的“太学生”乃是一种身份，而非实指。一个重要的证据是，陈朝老论蔡京的奏疏全文收录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奏疏末尾有“臣久困羁旅，不能具纸墨，陛下不以臣不肖，愿诏有司给笔札，使臣得尽胸中之所言，写天下是非之实以告陛下”云云，明确指出陈朝老“久困羁旅”，可见他不在京城，而是困居地方。
陈朝老对蔡京的弹劾，对于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随后，徽宗一度将蔡京逐出京城，而陈朝老的奏疏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广泛传播，“其书出，士人争相传写，以为实录”（《宋史·蔡京传》）。但陈朝老对何执中的批评并未产生预期效果。数年后，蔡京又重返朝廷，但未能如往昔般独揽大权，故陈朝老的上书虽然激烈，但他并未遭受报复。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军挥兵南下，徽宗在情急之中下诏罪己，并将皇位禅让于钦宗。据史料记载，“时天下皆知奸臣误国，而用事者多受其荐引，莫肯为上明言。于是，陈东率在学诸生伏阙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指为六贼，乞诛之以谢天下”。《（明永乐）政和县志》等地方志皆谓“公与太学诸生陈东等上书”云云，详引奏疏内容，即指陈朝老时为太学生，且参与了此次上书。
《（明永乐）政和县志》所载内容可与宋代文献相互印证。首先，两宋之际的士人龚明之自述其宣和年间于太学求学，且与陈朝老“同舍”（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其次，南宋曾敏行记载朱勔在浙中为徽宗搜求珍奇花石进献，导致许多百姓破产，“故陈朝老以谓东南之人欲食其肉”（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此言正与论“六贼”奏疏内容相吻合：“朱勔父子渔夺东南之民……东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陈东《陈修撰集》卷一）再次，《永乐大典》引《建安志》称“（蔡）京益肆横，中外显要悉出其门。朝老上疏论京跋扈，将大不利于国”，此语亦与论“六贼”奏疏中“京天资凶悖，专权跋扈……包藏祸心，实有异志，有识之士，比之王莽”等语相契合。综上所述，可证实《（明永乐）政和县志》所记必有所据，陈朝老在宣和末年确实在太学就读，并参与了陈东领导论“六贼”上书事。鉴于陈朝老在当时的声望，他很可能是陈东之外的又一核心人物。
前已指出，陈朝老于崇宁年间从太学被遣返回乡，而在大观年间，他依然漂泊在外。然而，在宣和年间，陈朝老却再次出现在太学。推测原因可能在于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三度罢相以后，王黼执掌朝政，对时政进行了改革，朝廷对元符上书人的限制有所放宽。因此，陈朝老得以重返太学。
需要指出的是，《（明永乐）政和县志》称陈朝老因参与上书，受“编置道州”之惩罚。这一记载并不准确。实际上，在钦宗即位之初，由于对蔡京等人的强烈不满，朝廷很快采取了清除徽宗旧臣的措施。太学生领袖陈东在靖康年间不仅未遭受任何处罚，反而接连发起了数次上书。由此可见，陈朝老参与的上书得到了社会舆论支持，也体现了新君的意愿。因此，地方文献中关于陈朝老“编置道州”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陈朝老在崇宁年间所遭受的处分，相关记载混淆了时间。
北宋灭亡以后，陈朝老大概是从太学返回了他的家乡。据《（明永乐）政和县志》记载，高宗绍兴年间，朝廷曾三次下诏征召陈朝老，然陈朝老心怀山林之志，不愿与当权的秦桧为伍，“坚辞不起”，被学者尊称为“陈三诏”。尽管相关记载可能确有其事，但因缺乏宋代史料的佐证，故此处不再展开讨论。
审视陈朝老的一生，他在北宋末年四度上书，所论皆国家大事，批评对象皆为权倾一时的重臣。陈朝老不惧权势，勇往直前，可算是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典范。因此，尽管陈朝老生前仅为一名太学生，未曾获得任何功名与官职，但他的名字永载史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传颂。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