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纪念古田会议召开95周年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与《人民文学》、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联合策划并组织了“走进红土地 抒写新时代”全国著名作家创作采风活动，旨在通过文学的力量，深入挖掘红色历史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展现红土地上发生的感人故事与不朽传奇。
来自全国的十来位著名作家深入基层，亲身感受红土地的厚重与温暖，用心聆听历史的回响，用情描绘新时代的画卷。经过辛勤创作，多篇饱含深情、笔触细腻的文稿应运而生，由《人民文学》集中刊发在今年第12期。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红土地上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更展现了新时代下红土地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希望。
即日起，福建党史方志网站每天刊发一文，以飨广大读者。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一次美好憧憬。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够激发更多人对红色历史的兴趣与敬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0月15—16日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阐释等方面的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闽西山村，呵护着三十六岁的毛泽东，承载起他陷入革命和人生双重低谷的岁月。
革命陷入低谷，是因为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内部围绕如何建党建军的大原则，发生了激烈争论。六月下旬，在闽西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还背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不得不离开红四军。
没有毛泽东挂帅的红四军，日子很不好过。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后来说：“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不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八月间，陈毅离开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军中靠同样背着“警告”处分的朱德来孤掌大局。红四军“三巨头”分开了，内部出现了危机。
溶洞与竹寮
毛泽东七月上旬离开红四军到上杭那天，显然很不痛快。随行的江华曾回忆：“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候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意气难平的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把他“赶出红军”。
让毛泽东更为痛苦的是，得了一场大病。闽西山区的夏天，蚊虫肆虐，他染上恶性疟疾，俗称打摆子，好一阵，坏一阵，再加上脚病、便秘等，颇受折磨。他先后在上杭县古田镇的苏家坡和永定县岐岭乡的牛牯扑养病。一听地名，便明白这里是偏僻的大山深处。
苏家坡村外的半山腰，有一个天然溶洞，叫圳背岩洞。洞里空间不小，中间有一块突起的石头。毛泽东两度在这个洞里休养，第一次是七月下旬，第二次是十月下旬到十一月。白天，为了安全，他化名杨子任，常常费力地爬山进洞，发病时则被人背入洞中，在那里读读《龙岩县志》《长汀府志》之类的书，有时陷入沉思。其实，当时能找到的书很少，逼得毛泽东在苏家坡时，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本《模范英语读本》，实际上是民国时期的中学英语课本。精神好时，便请人来洞中谈话。比如，毛泽东在洞中，就和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讨论过“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因洞里潮湿，晚上回村睡觉。来来回回，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位古怪的杨先生是干什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知道当年的杨先生便是毛主席。如今，苏家坡人在洞口树立一块“主席洞”的牌子。
时局和病情都在恶化。毛泽东在八九月间，又被抬在担架上，转移到永定县岐岭乡金丰大山深处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村。不久，国民党的民团听说有“赤匪”头目，要进村搜查，地方党组织干脆在大山更深处盖了一座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客家竹寮。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二十八天。因为附近的山地曾被称为饶丰山，他便用毛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上“饶丰书房”，挂在竹寮门口上方，依然是一派风雅。
“书房”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也非闲情雅致。虽然比不上年轻时住过的岳麓书院，除了读书、写作，更有邓子恢、张鼎丞一大批闽西干部经常出入，听他讲如何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天下大计”。饶丰书房，竟有了些岳麓书院的气息。只不过，毛泽东从一个求学的书生，变成了讲学的先生。如今的网络，称毛泽东为“教员”，看来也不无来由。
有人碰到这位杨先生，感觉他谈吐不凡，还一头长发，定是大人物，便把消息传了出去，引来国民党六百多人的保安团进山围捕。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大将的粟裕率一个连在前面抵挡，枪声越来越近。情急之下，一位叫陈添裕的农民，硬是背着毛泽东跑了十来里的羊肠小路，才脱离险境。
生“死”·担架·诗词
住在山洞和竹寮里的毛泽东，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十月二十一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九月）暴死”。
这样的消息，在外界引发一阵情感波澜。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诗悼念，称颂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并世支那两列宁”。无独有偶，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徐雉的浙江作家，大革命时期和毛泽东在南昌曾有一面之缘，还向毛泽东索要过一张名片。他发表一篇题为“嫌疑”的小说，说到主人公因写了一篇《毛泽东的名片》的文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
一九二九年的毛泽东，就这样被文学界第一次写进了诗词和小说当中。
不光国内有人相信这个误传的消息，连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相信了。《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称“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还说“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毛泽东果真完成了他的使命？没有，远远没有。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毛泽东，依然要生龙活虎地去完成他的使命，而且充满诗意。
其实，处低谷之境，革命者和诗人的激情，在毛泽东心中并没有停止涌动。
却说毛泽东牛牯扑脱险后，被人用担架抬到了永定县的合溪乡继续养病。九月下旬，红四军攻占“铁打的上杭”县城后，朱德在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通知毛泽东回来参加“八大”，毛泽东疟疾正发作，加上个性倔强，竟回信说，“我反对敷衍调和的、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看来他心里对红四军“七大”的遭遇，还存有不小的火气。收到毛泽东的回信，红四军前委也动了气，又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毕竟要服从组织，病得支不起身板的毛泽东，只好让人用担架抬到上杭县城，但争论了三天也没有结果的红四军“八大”，已经结束了。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毛泽东又被担架抬回了合溪乡。担架上的毛泽东并非不关心红四军的命运，他为红四军打下上杭而高兴，而且突然来了诗兴。这期间，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出来了，下阕直陈：“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这“分田分地真忙”，断非虚言，是对闽西土地革命的一种白描。毛泽东在七月间指导的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只没收地主和福会公堂的土地，对中小地主和反动分子的家属，要给予出路，要保护工商业者，分田按乡村人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这个政策一落实，在闽西的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数县范围内，约有六十万无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闽西“金瓯一片”的土地革命形势，渐入佳境。
十月十日前后，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再次来到上杭县城。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竞秀，黄菊遍野，溪流潺潺。十月十一日，正好是重阳节，这是个让诗人抒发人生感慨的日子，毛泽东不由得移情于景，涌出一首《采桑子·重阳》。下阕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此词作于何时？原题“重阳”即已明示。作于何地？过去一直说是上杭县城汀江之滨的临江楼，现在也是这样宣传的。但是，一查毛泽东一九六三年编辑《毛主席诗词》时的清样稿，此词开始题为“江西广昌县路上作”，接着改为“广昌路上作”，最后才改定为“重阳”。这说明，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此词作于“路上”，而非“楼上”。说是“广昌路上”，或是作者记忆所误，因为重阳节前毛泽东并未去过赣南那边的广昌，一直在闽西永定县的牛牯扑和合溪乡养病。毛泽东既然对“路上”作词的印象如此之深，那么此词应是“上杭路上作”，也可以说是“担架路上作”。
在秋气逼人，菊花惹人的担架路上，毛泽东抛却了传统“悲落叶于劲秋”的凄绝感伤，突显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豪情和乐观。这是全诗的诗眼所在，是对生命、对革命、对闽西大地和自然秋色的礼赞。
这次进上杭，命悬一线的毛泽东，竟然奇迹般地迎来转机。在县城，终于找到一名西医治疗，用了当地极其珍贵的金鸡纳霜（奎宁）。有人说，当地没有这种药，是中共闽西特委派人到上海搞来的。
但是，毛泽东进城只十来天，危机再次来临。敌军逼近上杭，毛泽东和邓子恢率闽西特委机关只好撤出县城，回到那个有天然溶洞的苏家坡继续休养。
从文昌阁到万源祠
十一月下旬，一匹快马从前线给毛泽东送来一信。信是接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写的，大意是：我这次到上海中央去了一趟，现在回到了部队；我们争论的问题解决了，红四军“七大”是我犯了一个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也盼你回队。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巨头”又齐聚会合了。他们要干更大的事情了，毛泽东和红四军的命运将发生根本转折。
其实，养病之初，在毛泽东刚刚离开的蛟洋，他就干了一件大事。他以前委特派员的身份，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地点是上杭蛟洋的文昌阁。
为祈求文化昌盛，许多地方都建有文昌阁。蛟洋的文昌阁造型独特，是宝塔式与宫殿式的结合，从外面看有六层，里面实际只四层。一至三层分别供有孔子、文昌帝君、文魁星塑像。据说自乾隆年间建成文昌阁，当地果然文运亨通、才士辈出。辛亥革命后，文昌阁改成广智小学。
文昌阁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养病的第一站。刚到这里时，邓子恢等人筹备的中共闽西“一大”，准备在七月十一日开幕。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认为准备不够充分，代表们对党的土地政策、政治工作、党务活动，以及如何武装群众进行军事斗争，当地的经济现状如物价高低、洋货买卖、农业收成等方面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不利于党代会做出决议。他让已经聚在一起的代表们又分散下去搞调查研究，会议推迟九天才开幕，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的报告从国内外大形势说起，提出要把闽西和赣南两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这是建立中央苏区的最早谋划。
毛泽东对闽西工作的要求也很明确，就是要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可惜，在毛泽东参加各项决议讨论时，病倒了。但闽西的革命形势，却迸发出异常的活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回荡着毛泽东声音的文昌阁，确实灵，成为闽西革命的宝地，甚至被喻为党的发展在闽西的“红船”。
对整个党和红军的发展来说，在闽西最有名的“红船”，无疑是上杭古田镇的万源祠。因为著名的古田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
万源祠由廖氏家族始建于一八四八年，故称廖氏宗祠。有意思的是，一八四八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那一年。取名万源，看起来作为宗族祠堂，也是有些追求的。比如，建筑中随处可见一些诗书礼仪贤孝方面的故事彩绘，特别是大门口青石条外侧镌刻的那副对联“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真有些守正纳新的意味。而古田会议，无疑是守正创新，可谓是“思想宗马列开红军新境界，风格重国情树中共好传统”。
万源祠是坐东朝西的两进四合院，古田会议的会场设在后厅。左厢房是毛泽东、陈毅会议期间的办公室，右厢房是朱德会议期间的办公室。“三巨头”相聚，有了人气，也有了热气。但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闽西的天气却异常阴冷，只好在会场里摆了一些火盆。九十五年过去了，在用三合土压磨而成的地面上，代表们当年烤火取暖时残留的黑色碳迹，还清晰可见。似乎在提醒到这里参观的人，一九二九年冬天万源祠里的一把火，一直映照到了今天。
经过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养病期间的思考沉淀，毛泽东对红四军“七大”“八大”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逐渐清晰了。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党的队伍，建立一支什么样的红军队伍，特别是怎样去建立，这些问题，他都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吃一堑长一智，开代表大会，是异常严肃的事情，不能像红四军“七大”“八大”那样没有预案去搞极端民主化。必须精心筹备，在程序上确保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事先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会，启发大家谈问题，还参加讨论。接着召开各级党代表的联席会议，鼓励大家发表意见，指出党和红军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还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的讨论，研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办法。会前，毛泽东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八个决议案（统称《古田会议决议》）。做足了功课，红四军“九大”只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开了两天。
古田会议最重要的贡献，是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两年多的经验教训，澄清和批评了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明确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受党的绝对领导。还有，在农民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以后，尚需经历一个在思想上入党的过程。为此，党史称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大原则。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彻底诞生了。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
从文昌阁到万源祠，毛泽东主导的闽西“一大”和古田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召开的两个最重要的会议，相隔近半年时间，跨越毛泽东从发病到痊愈的一头一尾。
战马上的大转身
对毛泽东来说，一九二九年显然是在愉悦的气氛中结束的。他和红四军，乃至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来了一个大转身。
翻过年来，毛泽东在古田镇的协成店写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月七日那天，便意气风发跨上久别的战马。这匹战马是当时担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此前赠送的，毛泽东称他为“闽西傅先生”。半年没有指挥打仗了，这一次，他率领红四军一部，经闽西的连城、清流、归化、宁化诸县，翻越武夷山南部，西进赣南纵横驰骋，为土地革命开疆拓土。
毛泽东这一转身，告别了担架。骑在马上的毛泽东，何等豪迈，再次涌动诗情。极目武夷山下，迎面而来的是“风展红旗如画”；挥师西进赣南，他的感觉是“风卷红旗过大关”；红四军兵锋所指，是“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观场面。如此这般，不正是他在古田镇畅想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风景吗？
毛泽东这一转身，暂别了闽西。骑在马上的毛泽东，难免回首望望，或许感慨万千。在他的身后，半年岁月，跌宕起伏的革命和人生，经历的一洞一寮、一“死”一生、一阁一祠，还有一副担架和两首诗词，渐渐嵌入闽西土地，成为永恒的闽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