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传记文学》｜钟兆云：万千草叶任品评——我的传记创作与《传记文学》四十年欢途
来源： ｜ 作者：钟兆云 ｜ 时间：2024年12月05
年少的传记情缘
读传记，是我年少时干得最欢的一件事。不管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还是各路名人，遑论版本横排竖排、繁体简体，逢着便读。之所以显得有点饥不择食，盖因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三侠五义》《海公大红袍全传》《隋唐演义》等一大摞话本演义，成了小学生中的“故事大王”。之后，受爱读书的父亲和老师指点，想着对照正史推本溯源，于是接着啃《三国志》《宋史》等，也找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对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的经典人生来个囫囵吞枣。中学语文教材节选的《陈涉世家》《鸿门宴》片段让人不解渴，就找《史记》跳跃式看。读罢刘邦、项羽面对秦始皇出行阵仗发出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之不同感叹，顿觉书卷里纵横着一股英雄豪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值得高山仰止。此外，我也早早读起了拿破仑的传记，还从“项羽力能举鼎，况拿破轮（仑）乎？”—— 这个演绎了一幕历史大剧的无厘头比较论中，暗爽于自己有了天下之事、中外之人皆关联可论之心得。写传记，我是野生的，在跌跌撞撞中纯属自然成长。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写传记何尝不是如此呢？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大江南北风靡“三毛热”，我哪怕要备战高考了，还是阅读了大量三毛的著作，收集了不少资料，结合其颇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写就5000余字《三毛的足迹》，在云南《青年与社会》杂志1988年第1期发表后，旋即被多家报刊转载，所得60元稿费当时够我一学期花销。后来，我遇上台湾一些作家曾提及此事，此作收入个人集子《野云飞》时不忘自嘲：“以二手材料写成此传略，算是我从事传记写作的第一件作品。”未出茅庐，我就许下心愿：今后多接触名人，不仅受引导和启发，还用文字记录他们的人生，与大家一同分享，实现文学梦想和“修齐治平”的人生抱负。遇上《传记文学》，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参加工作之初，不知是单位阅览室订有《传记文学》杂志还是单位对面邮局书报角有售，反正初见之下就相见恨晚了。记得那时还是双月刊，读到得劲时，就寻思不仅要当忠实的读者，还要成为它信赖的作者。1992年年底，我采写完近30000字的传记文学《空军司令和他的农民弟弟》，便跃跃欲试想投稿过去。担心高不可攀，编辑部又不退稿，就专门对手写稿作了备份。没想到，很快就在翌年第4期杂志刊出，这算得上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创刊不到一年的《中华文学选刊》马上在当年第5期全文转载，继而多家报刊群转。这一年我24岁，已出版向“毛泽东百年诞辰暨才溪乡调查60周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与故土》一书。此书汇集了诸多人物极有张力的热忱故事，连同我当年的采访经历，至今回味不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老家闽西武平县是当年的“中央苏区县”，与广东省和江西省毗邻，周恩来、贺龙率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曾影响于此，这里也是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进入福建的第一站。我的二姑丈曾宪宽受革命潮流影响，毅然投身革命，解放前夕在团长任上英勇就义。我从小听着伟人传奇和红色故事长大，加上读过不少侠义类古典书籍，崇尚英雄的情结积微成著。1984年武平一中建校60周年时，我的处女作摆上了校史展陈，从中也意外得知一文一武两位杰出校友：武将乃已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文官系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红旗跃过汀江”“赣水苍茫闽山碧”，在这个诞生过无数英雄的地方，必然也诞生崇尚英雄、记录英雄的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在原本营养不良的高中时代，我节衣缩食，买了《林默涵劫后文集》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大学毕业之初“妾身未分明”，却远赴北京“追星”，得时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题词：“多读、多看、多思、多写。林默涵题赠兆云同志 1990年七月。”两年后赴京再度拜访，林老得知我有志于传记创作，建议我多向叶永烈学习。20多年后，我和叶永烈老师一同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住楼上楼下，曾专门谈及林老对他的赞誉，他对林老印象甚好。我们都认为林老该有一部传记，可惜那时他已辞世多年，我们也都因故未能为他操觚染翰。此前此后，我虽写过几篇有关林老的短章，到底不成气候。为了致敬家乡这位老一辈“文曲星”，我再作《林默涵协助周恩来纠“左”》一文，交由《传记文学》刊发，编辑部给出的评价是：“一篇史料性很强的好文章。”我亦将此文的发表告诉了叶永烈老师，他曾给我一段文字鼓励：“钟兆云先生在历史与文学的道路上求胜探宝，硕果累累，可喜可贺！”2016年5月，我受邀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王蒙先生亲口提及，他到文化部工作后，打过交道的文化界领导中，林默涵是最有历史经验和领导胸怀、境界者之一，他对林默涵特别尊重，也有幸几次得到过他的关心、帮助和提携。会上会下，包括王蒙、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在内的一干知情人，都鼓励我来做林默涵传记，我虽有心，可手头创作未了，又涉及经费、出版等事宜，轻易不敢答应，至今引以为憾。
一直到22岁，我都没读到刘亚楼将军的传记。1991年，史诗巨片《大决战》系列开始公映，刘亚楼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两片中均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情节展现，我内心深为乡贤校友的杰出表现骄傲。偶然看到他22岁当红军主力师政委时所拍英姿飒爽戎装照，心头突然一个照亮：我22岁就来写他的传记。面对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一些熟人特别是长辈少不得泼来冷水，一个初出校门、毫无军旅经历的年轻人，要为这位逝世近30年的高层人物立传，绝非易事。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大姐亦不乐观，后来撰文称：“对于这位小老乡（要为亚楼同志立传）的愿望，我很支持，但看到他年纪很轻，心里也不免有些忐忑。但是后来他干劲十足，来来往往不辞辛苦地走访了很多单位，采访了很多老同志，到处收集资料，每每看到关于亚楼同志的一点信儿、几段文字、相关文章，便要收集起来加以考证，他对亚楼同志的感情，对写作的执着和刻苦认真，让我十分感动。”既打定主意，我就一意孤行，从难处着手，也作为自己是否适合干传记的试金石。采访刘亚楼的农民弟弟、失散老红军刘亚东后，我有感而发，率先创作了小型中篇《空军司令和他的农民弟弟》，算是投石问路。《传记文学》的刊发及产生的转载效应，让我对立传信心倍增，自筹路费远赴京津沪、黑吉辽等地觅史访踪。前后历经四年，四易其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接到书稿后，都伸出橄榄枝，最后我还是根据传主的人生走向将此书交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百战将星丛书”首批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首印2万册，旋即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一年左右加印，继而获第四届当代军人最喜爱的军版图书一等奖。当时，全国有50多家报纸连载此作，一些读者每天等看连载不说，还剪报收藏，其后我曾获一位老同志辗转赠送的剪报，好几位开国将军或其后人还主动约我写传。通信联络方式比较单一的年代，又不认识《传记文学》的具体编辑，“编写往来”的互动不多，事隔多年在此补上这一声感谢。红色革命是中华文明里的一章鸿篇巨制，在闽西大地随意弯腰，都能拾起一段朴拙大气的岁月，是往昔不容忽视的履迹，亦是当下仍需弘扬的精神。革命深处的故事里有宏伟的梦境，叫我思绪怀念绵延，尽可滔滔书写。单看一串串响当当的人名，心里便密布起绵绵阳光，再也绕不开我那份原始的探究心理。也就是传记有这般魅力，从前所知，多半是道听途说，待走近那段历史，豁然开朗，原来真实的人物是那样耐人寻味，激发我的立传之志欲罢不能。在等刘亚楼一书审稿、出版的同时，我又开始创作已故开国副总理邓子恢的传记，并采访到了邓子恢夫人陈兰大姐等亲属。我“故伎重演”，将先行创作的《农民知己邓子恢》一稿投寄给《传记文学》，并于1997年12月下旬收到责任编辑何炳济先生的来信：大作《农民知己邓子恢》已收到，经审阅，本刊拟发1998年第二期。此稿请勿投递他刊。信中“又及”，选几幅与文章有关的照片寄去，“不胜感谢”。如今翻看这份档案记忆，备感亲切。何炳济先生是《传记文学》编辑部第一位与我具名通信的编辑，虽然缘悭一面，我却一直珍藏着这封信。那些年我也在一家杂志当编辑，与众多作者常有沟通，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是编辑的底色。30岁那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随即参加第五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代表大会。有报刊记者到下榻地专访，称我是与会青年作家中唯一一位通过传记作品获得代表资格者。我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却记得清楚，飞抵北京参会那天，我就拿到了七年磨一剑、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炉的长篇历史小说（或称传记体小说）《奇人辜鸿铭》。三卷本的厚度和散发出的油墨清香，让我在与会众多眼睛的注视中幸福了一回。说到这部在传记基础上创作的160万字超长篇，我得回顾小学时从村团支书那里借阅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团支书见我喜爱，就送我作了小学毕业之礼，此后这本书一直陪伴我读大学。我在书中认识了众多有趣的人物，其中便有辜鸿铭，为我创作其人其事打了个提前量，也因此早早结识了辜鸿铭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的黄兴涛教授。他一直鼓励和支持我一起来为这位几乎被世间遗忘的文化怪杰画像，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和精神。此书修订再版时，他专门写来推荐语：“此书以辜鸿铭人生轨迹为线条，重现清末民初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宏阔的历史场景，刻画出了一个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探寻民族复兴的文化怪杰。书中人物和事件，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虽不乏文学描写，却也符合历史逻辑、人物性格特点，对学术界争论较大的一些问题则用艺术手法予以‘存疑’，供有心的学者和读者带着阅读的兴趣继续挖掘。”时至今天，我和学富五车的长江学者黄兴涛教授仍惺惺相惜，承蒙他抬爱，曾称：“吾兄从事传记写作三十年，寄情志于豪杰，探真相于历史，文史交融，政学两通，细节生动，背景宏大，勇于评析，善于描摹，惠泽今人，传诸后世。”我们谈及年轻时读过的人物词典，皆认为书中那些词条恰也是一个个人物小小的传记。继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后，我的不同传记作品还先后获得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首届华侨文学奖等，并作为获奖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和海内外一批文学“大咖”同走红地毯。传记称得上是我的创作之本、创作之源。2008年我进入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就读，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就我一人写传记。身居其中，虽然不少同学也相当认可我这位全班最早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创作数量及质量，还给纸糊上几个第一的桂冠，却不免在交谈中让我显得落单。我也想着转型，以便有资格和他们交流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其人其作其事，为此开启乡村小说三部曲的创作。各类题材多了，却也没有疏忽传记。“鲁院”毕业不久，我即发起成立了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还创办了《传记》季刊，并获CN（Q）刊号，准许向海外邮发，拉起一支队伍决意为传记文学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白手起家创办省级传记文学学会及刊物，不仅得倾注心血，还补贴进不少稿费，并得化缘。当过十来年编辑的我，再来主编《传记》的执着和认真，可从几期刊物的卷首语中窥斑知豹。如2013年春季号《传记》卷首语（节选）：“在妇女节之际，本刊和读者一起重温那些关于母爱的动人段落……母亲的爱，充满了牺牲和无怨无悔。她们放弃了一己悲喜，成全了子女和千千万万的人。人间冰冷的角落，都被她们的爱照亮。这一期的《传记》主要记录了这些母亲的大爱故事，她们心系国家，情怀高远。冰心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我们有理由铭记这些守护了千万子民的母亲，使许许多多行走在途中的人，始终被母亲柔软的关怀笼罩。”如2015年《传记》“冬曲”卷首语（节选）：“人生中一幕幕活生生的沧海桑田，是记忆中绕不过去的坎。天真的我们在遇见别离时，心中自有无限感慨：‘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除了岁月，还有自己’。当岁月沉淀下来，别离只是一种形式，心还在一起。别具生活情味的《父亲的烂漫往事》兴许也是如此。走了，散了，却感觉从未分开。寒冷的冬季来了，目光却开始温柔，内心却开始有温度。因为心在，情在。”我担任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创会会长兼《传记》总编辑期间，包括卷首语中提到的《父亲的烂漫往事》等文章，自然先供本刊。那时我已年过不惑，喜欢听各类人等絮絮叨叨，一鳞半爪地挖掘各自的人生轨迹，写成一段人情长长的文字，供各自的岁月温故。古往今来，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一路浩浩荡荡下来，历史所铭记与颂扬的，不外乎是“美好”的人，这是历史的“有情”，但用情总有耗尽的一天，用心方可抵过岁月。我始终相信，人经过磨砺，到最后愿倾诉的是心底深处的柔软，愿忆起的是不灭的情怀。因此，我不仅写伟人、名人，也把目光和笔触投向一个个普通人。《父亲的烂漫往事》等文，既是生活的点滴，也是情感的怒放，生命中有所怒放，笔头不生锈，心安即是吾乡，亦是归处。2018年3月，《传记文学》编辑部和我取得了联系，约我写党史军史方面的稿子。我当时刚完成改革开放元勋项南的传记，得知刊物正在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专栏，每期一篇，我就上传了项南主政福建期间开创对台贸易却让自己“受伤”的稿子，不仅想试看《传记文学》是否有意此类稿件，还期待能唤起世间对项南其人其事的关切。编辑部接稿后第一时间的回音，让我如遇知音：“稿子挺好的，准备发在我们《传记文学》改革开放40周年专栏里，可以吗？”不久收到第7期样刊，很感亲切，这家多年未见的杂志，竟有不少佳作可看。我信手写了几句读后感发给编辑部，编辑部老师则夸拙作史料丰富、艺术性强，并请我继续撰写项南的相关事迹。于是，便有了《特区有了春天的故事》一文，第9期《传记文学》一经发表，《作家文摘》等报刊马上转载。其间，编辑部再向我约稿并建议：选取项南提出在福建修建高速公路这一开拓性事件，讲述其前后过程，包括收获的各方评价等，这样更加符合《传记文学》纪念改革开放栏目的主题。显然，编辑部对我笔下的传主——项南产生了共鸣和共情，与其说是我的笔触打动了他们，不如说是项南的改革开放精神感动了他们。《项南和他的超前“高速”梦》在当年第10期杂志继续上了封面要目，我结合连着两期所发文章，送去表扬：“高速的春天，春天的高速！”哪个编辑不希望得到作者、读者的好评呢，编辑部老师道的却是：“过奖了，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更是离不开作者的支持！”此后，编辑部老师经常发来短信：“您继续给我们写稿啊！”“您帮提提建议。”如是敬业精神，溢于言表，让人恭敬不如从命的同时，还生怕辜负美意。此后，我给《传记文学》做了几个小连载。《传记文学》的编辑们看得认真，就连引文、照片上的人物排序等，都没有忽略，找我核对确定无误后才刊印。有时发稿计划有变化或需调整时，也是及时告知。作者受到尊重和礼遇，唯有卖力写稿为报。我对《传记文学》的高看，还在于杂志重策划，厚古不薄今，能结合时政组稿发稿，每期都有亮点、重头稿。比如，举国上下都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努力的2020年，我所写的《项南：一个撑伞的人》在《传记文学》第12期封面专题发出后，旋即被2021年第5期《新华文摘》全文转摘，并上了封面要目。
本文作者在《传记文学》刊发、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项南：一个撑伞的人》（2020年第12期）
2022年7月，我收到刘宸芊编辑的约稿，说是杂志计划在翌年年初策划一个关于当代女性的专题，集结6篇文章，以在政治界、教育界和扶贫工作等重要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6 位杰出女性（个体或群体）为传主，展现当代女性的风貌，彰显“她力量”，向党的二十大献礼。我当时正忙于“世界菌草之父”林占熺教授传记《奔跑的中国草》一书的创作，想到林教授女儿林冬梅回国助力父亲的种种感人事迹，正好可以为如此优秀的女性单独做一篇文章。我在提供备选的传主后，刘编辑迅速回应：“您选择的传主很合适，写作时也可以更好地突出林冬梅博士对菌草事业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以及她不畏艰难，投身国家建设的生命历程对当代女性、对全体国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本文作者在《传记文学》刊发的《菌草使者林冬梅：愿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棵青草（2023年第3期）
稿件刊登后，我转去林冬梅在非洲菌草援外备受欢迎的视频，并告诉刘编辑，她父亲林占熺教授刚获评202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刘编辑说：“很受鼓舞！”我也开心地王婆卖瓜起来：“说明我选人不错，没辜负你们吧？”马上换来了一大堆感谢的表情包。一个人是否崇高，单研究他的五官难以看出个所以然，从事业着手倒可摸出个大概。这些年，我带进《传记文学》里的高尚“灵魂”，还有严家显、余佩皋、谷文昌等其人其事。一位著名教授看后自称被撼动了灵魂，还不无“眼红”，短信云：“兆云兄：羡慕你一直在《传记文学》发文，能不能向编辑也介绍一下我，我也加微信，试着投稿。”一本杂志，能有几个高水平、敬业且认真的编辑，一定能保证其品相和格调，吸引更多的优质作者加入书写和传递真善美的队伍，同时吸引更多的读者粉丝，我称之为“传粉”。《传记文学》杂志风雨兼程走过四十年了，为中国传记文学繁荣发展所作贡献有口皆碑。这株深刻着岁月纹理和年轮的大树，四十年间承载过多少繁枝茂叶，催生过多少草长莺飞、绿肥红瘦，滋润过多少读者受众？编辑部老师的约稿，让我蓦然想到《从文三十年述怀》中自况的“笑看人生把歌吟”“万千草叶任品评”之句。机缘巧合的是，与《传记文学》创刊相一致，今年恰逢我创作四十年，盘点我已经出版的50来部书、2000余万字，一半左右是传记作品，其余大小篇章则应了我主编《福建人传记文丛》时所作总序里的论断“所有的文章都是一种记录”。2016年，鲁迅文学院和有关单位举办“行走岁月卷帙梦——钟兆云传记创作30年座谈会”，同行和领导、朋友、读者的嘉勉纷至沓来。马照南先生的“三十载秉持太史笔，千万言舒卷东坡风”显然过誉有加，而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先生的寄语则让我心生向往：“愿钟兄再写三十年，再为当代文学添景象。”还有许多期许激励我踔厉奋发，如：“钟兆云是一位有崇高情怀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上也令人称羡，读后回味不已，久久难忘。这样的作家很值得看重。”（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何东平）“传记作家是挺立在理想主义的高地，用温情、敬意诠释历史真相的守望者。钟兆云兄即是这样一位作家。”（传记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兆云先生身上我看到了这种精神。兆云先生在传记的田野上，耕耘了三十年，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希望他能够一直坚守下去，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学者余世存语）“古人云‘必频登高而后无所惧’，钟兆云是永不懈怠的登高者，坚信有一天，他会抵达传记领域的高天。”（传记评论家李健健语）我也欣慰地收到了有关传主及家属的贺信和寄语，如：“事实证明，《父子侨领》是一部有感情、有史料价值、有学习意义的信史。借此机会，我作为传主之一，并代表我已故的父亲庄希老，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全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很感谢钟兆云先生精心为我创作了传记，那是我八十岁生日时中国福建送给我的最弥足珍贵的礼物……钟兆云先生的谦虚务实勤勉，让我看到了非常好的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塚本幸司）“这些年来你一直勤奋写作，笔耕不辍，一个又一个名人、伟人、普通人在你的笔下复活并鲜活地站立起来，让我们结识了他们……”（作家、项南之女项小米）让我特别高兴的是，《传记文学》编辑部专门为此发来了贺信：“对钟兆云同志过去三十年笔耕生涯中所取得的创作成绩表示由衷祝贺，并殷切祝愿其在未来的写作之路上继续跋涉，高奏凯歌，取得更大的进步与胜利……衷心祝愿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中国传记文学事业，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传记人’的努力下，发展壮大，共创辉煌。”面对自己与日俱增、体量有些庞大的传记作品，面对赞誉和批评，我既不会妄自尊大、自命不凡，更不会妄自菲薄，在我心中，那些字句恰如一蓬蓬草叶，公开发表和出版后，便是“万千草叶任品评”。诗言志，我曾如是表述自己从事传记的初心：“不奢闻达何累物，繁花拂袖养胸襟。”此前此后，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传记文学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展示会上，我作过《传记文学应与改革开放同行，更应为改革开放壮行》的发言；在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我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期文艺思想,组织队伍，繁荣福建传记文学的创作》的报告；在传记文学论坛上，我作《唯真实性不迁就艺术性，唯艺术能促成史家绝唱——人物立传叙事之我见》的交流……奇人奇事、凡人凡事皆可入传，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永无止境。曾自许，世间万物终将倾圮，唯有文字特别是文字背后作者的思想情感，可以长存天地间。传记写作就是我的一种生命体验。相比于其他文体的写作者，立传者可能更秉持“有情杯水可为文，无缘千金难动笔”，于我便是如此。我与《传记文学》共同成长了四十年，惑也不惑？个人体会是，相比于身边人物，要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到底不易，一切的主观评价，弄不好都要陷入争论的漩涡。但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历史是淘洗不了的，永恒存在。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形象，都是由其本人和传记作者共同塑造的，后人可以从那些“存在”中与之对话交流，产生感情。在创作出版50多部著作（多数为传记）之后，长篇传记文学《王良军长化星记》（暂名）不仅是我对英雄的致敬，也是对自己传记创作生涯赋予的一份深情。像之前那些传记一样，我在书中讲了一些热情的故事，故事里的人和事，从来没有在历史中代谢过，讲完了，空气中还有千回万转的余韵在打转，永远不会在时光里湮灭。兴许，这便是文字的魅力所在，传记也因此长生不灭。世间万物和人，无有不可立传，传主的形象靠传主本人和写作者共同塑造。书写之美，虽是无声，却令人难以忘怀，笔墨在宣纸上晕开，一提一顿一个转折之间，立传者及传主峥嵘岁月中的性格、审美、胸怀、作为，尽倾吐于方寸纸绢。叶经霜先生曾填《水调歌头 致敬钟师传记写作》一词，录之与“传记人”共勉：长忆殷殷语，春露到秋霜。俯仰日月轮转，只笔写沧桑。笔下王侯相将，字里家国情怀，回首往事长。衙斋岁月里，等身书为彰。文章事，千秋业，细思量。浮生看遍，清茶淡墨沁幽香。往还玉堂人物，来去乡亲父老，谈笑皆一般。西窗常半掩，好风自轻扬。此后岁月，传记写作依然是我的欢途，要是一如既往仍有《传记文学》同行，我也许能在更好的成长中，把自己也写成一部传记。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4年第11期
专栏·“我与《传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