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位于福建省南部，地理位置独特，依山傍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有很长的一段海岸线。域内丘陵起伏，植被茂盛，内河纵横交错，水量丰沛。沿海地区可称为溪海过渡区，有4个主要出海口，分别是九龙江出海口、漳浦的鹿溪、云霄的漳江和诏安的东溪，是漳州与外界进行海洋贸易的重要通道。这些自然条件为漳州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古至今，漳州在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漳州更是成为不可或缺的节点。

两汉至隋唐时期，闽越人以及后来的“蛮獠”主要以船为交通工具，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活动范围南抵越南，北达江淮。隋唐时期，北方汉人陆续南迁，与土著居民相处相安，逐渐掌握水上生计，为漳州日后的海外交通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漳州人的海洋意识已然形成。他们面对狂涛了无惧意，所造海船坚固耐用，驾船技术娴熟，能够“操舟如神”。

宋代，中央政府在九龙江口的海口镇（今属厦门市海沧区）设置“场务”，“收海道商税”，沿海居民亦视海为田，泛海求利。绍兴年间，曾任漳州知州的廖刚在上奏文书：“平时海舟欲有所乡，必先计物货，选择水手，修葺器具，经时阅月，略无不备，然后敢动。则又必趁风信时候，冬南夏北，未尝逆施，是以舟行平稳，少有疏虞。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不仅详细描述了漳州海商的准备和航行情况，还显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宋代漳州海商的贸易路线主要有3条：北线往高丽、日本，不仅输出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还引入了高丽的人参、药材及日本的刀剑、漆器等特产，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物资互换。南线达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诸国，不仅进行商品交易，还参与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华人社区的形成和发展。西线则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锡兰以及波斯湾沿岸与东非诸国，不仅带来了珍贵的香料、宝石等商品，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中国与西亚、东非的直接贸易通道，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时至元朝，漳州的海外贸易航路与贸易国家相较于宋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渤泥作为东西洋的分界线，蓝无里作为大小西洋的分界线，漳州的海外贸易航路可以大致划分为4条主要航线：北洋航路、东洋航路、小西洋航路和大西洋航路。北洋航路主要连接中国北方沿海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虽然这条航线并非漳州独有的特色，但它作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反映了漳州在更广泛的海上贸易网络中的参与。而东洋航路则是指或从漳州直航，或经广州、海南岛中转，抵达交趾、占城、真腊等国；另有航线经澎湖、琉球抵达菲律宾等地，并进一步延伸至东南亚其他地区的航线。这条航线是漳州海商在元代最为活跃的贸易路线之一，不仅促进了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的出口，也带来了东南亚地区的香料、宝石等珍贵物品。小西洋航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连接漳州与印尼群岛。航路途经占城、真腊，抵达三佛齐、旧港、渤泥、爪哇等地。漳州海商与当地交易香药、纺织品等，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展现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西洋航路则是指从漳州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经蓝无里国，北达孟加拉湾，或西向至印度半岛28国，再横渡印度洋，连接阿拉伯半岛14国及东北非11国。虽然这条航线在元代的实际贸易量可能并不大，但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延伸的象征，展示了元代海上探险与贸易的雄心壮志。

明代是漳州海上贸易的扩张时期。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漳州沿海走私贩运盛极一时，以月港为中心，形成了广泛的民间海外贸易网络。月港地处九龙江出海口，地理位置优越，号称“闽南一大都会”。正德年间，月港民众“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远至倭国、暹罗、彭亨诸夷。嘉靖年间，诏安一带更是以宗族为纽带，进行规模性的集体走私。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在月港开设“洋市”，由官府监管民间海外贸易，月港进入了全盛期。明朝中后期，月港海商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开辟了多条海外贸易航路，其中包括西洋航路、东洋航路、北洋航路和东番航路。西洋航路是从月港出发，穿越大担与浯屿之间的航道，经过一系列地标如太武山镇海城、大小柑橘屿等，到达海南岛东北的七洲洋，最终进入中南半岛各港口及南洋群岛。东洋航路分为往吕宋国（今菲律宾吕宋岛）或猫里务国航线、往美洛居（今印尼马鲁古群岛）航线、往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航线、往文莱国航线，是漳州海商探索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航线。北洋航路是从月港北上，经泉州、兴化、福州、温州一直往北，横越黄海、东海到达朝鲜、日本的航线。而东番航路（台湾航线）是从澎湖航行至台湾岛魍港（亦称笨港、北港，今属台湾），是漳州海商前往台湾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末至清中期，漳州海商虽面临挑战，但依旧活跃于海洋贸易。他们或在国内广东、浙江等地贸易，或远赴暹罗等南洋区域经商，展现了坚韧的海洋开拓精神。如乾隆年间，海澄商户陈炳芳因从暹罗贩粮入闽获赏，龙溪商人吴竟购买暹王商船，海澄县吴让更是在暹罗经营有成，主政宋卡城。同时，龙溪潘振承在广州创办同文堂，一度成为广州十三行行首，彰显漳州商人的卓越才能。

从上述史实可知，漳州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不仅是商品交易的集散地，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漳州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外贸易往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漳州的海上贸易不仅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通过海上贸易，漳州与周边地区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海上贸易也为漳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和繁荣。

而漳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地位不容忽视。从宋元时期开始，漳州就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东非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月港的崛起更是将漳州的海洋贸易推向了高潮，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并在中国与东南亚、欧洲以及美洲的贸易中发挥重要枢纽作用。通过漳州这一节点，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同时，海外的香料、珠宝、药材等也通过漳州传入中国。

除了商品贸易外，漳州还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不同文化在漳州交汇融合。中外商船频繁往来，漳州月港的繁荣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来自海外的商人、使节、传教士等在漳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印记，中国的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他们。而大量闽南人到达海外，把闽南文化传播出去，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