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引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被称为“处事之要”，视为儒家修身学问中待人处事的总纲领、大原则。这句话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自朱子引入书院学规，天下书院多有以“正谊”冠名者，其文化内涵与由此积淀而成的传统自觉，值得我们深思。

“正谊”的“谊”，是“道义”“正义”之“义”的本字。“义”字则是“仪”字的本字。汉以后习惯将“谊”传写为现在的“义”字，所以《说文》说“谊”和“义”是古今字。要正确理解“道义”“正义”这一组合词中的“义”的内涵，须回到“谊”字上来考察。

“谊”是会意字，“言”“宜”为“谊”，表示适宜的言行。以言行的适宜，表示人应遵循的道理、规范，即名“谊”。在后代虽借用了“义”的字形，但意义没有改变。

朱熹所引的话是互文的关系，上句“正其义”，下句“明其道”，“道”和“义”意思相通，合称“道义”。道义不是空谈，首先表现为正确、合宜的言行。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算正确、合宜？在传统文化的共识中，是以天道为标准。言行要如何符合天道？要能够达成人与人的和谐，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就符合天道，就是适宜。

朱熹重视人类社会秩序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其中特别提到了“君臣有义”，此处的“义”是强调君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以共同的道义信念为基础。所以“义”的内涵，近指君臣关系，引申而言，则指天地之间的公道、正理。正谊（义）就是正确的道理，因为天道是天地之间公开的关系、普遍的真理，所以也称“公义”“公道”，“公”与“正”在这一情境中语义相通。说“公”，是相对于“私”而言，天道昭昭，大公无私，但是私心会阻碍我们看到公义的存在。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是说：为人处世，只需要关心是否符合道义，不必担心对自己有没有利益。这里的“义”和“道”是指公义和公道，“功”和“利”是指小功、私利。为了方便理解这句话，只要在关键处各添加一个字就能明白：“正其（公）义，不谋其（私）利；明其（大）道，不计其（小）功。”“大”和“公”，“私”和“小”，互文见义。所以传统文化思想中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要追求大道、公益，让所有人都得利。

要过好人生，必须“正其义”“明其道”。学会从天道公义的立场关怀人群、社会，着眼于整体的人生，而不必只操心自己当下的利益。因为当我们为共同体的他人谋利益的时候，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这就是《大学》中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道理。循天道公义行事，才是对人群、社会，也是对人群、社会中的自己真正的利益。在这里，义和利，并非如常人所理解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正义是最高层次的利益。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天”是万物的源头和共同体，其运作自有其不偏不倚的平衡法则。天不是有人格和欲望的神明，不偏爱某个人，也不对某件事有所期待，所以说“天道无亲”；作为整体而常与人互动，所以“常与善人”，言行合于天道的人是善人，顺应天道自然得到良性的回应，此即“天道好还”。以恶对待他人者，终将落入恶和苦。以善对待他人，必定会收获善和乐。

所以“正其义不谋其利”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从外在强加给我们的教条，而是天道之自然。只要我们的动机是利众，用心本乎良知，做事不只是为一己之私而投机取巧、中饱私囊、损人利己，那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是因为来自最好的动机和用心。因为当初是秉承良善的用心，事情在一开始就步入了正轨，初心不改，贯彻到底，就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用心即是“正其义，明其道”，就是心存公道，自利利他。所以孔夫子说考察一个人、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察其所安”。安即安心，意思是说，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一件事的好坏，最要紧的是考察其人其事的动机、最初的发心。所以有道的人，看到的不是眼前暂时的私利，而是千秋万世的道义和德业。

近代政治家于右任曾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人活在特定时空中，一个人的存在，只是很有限的时空。将个人的空间拓展为天下，一生的时间延长为万世，我们就活出了永恒无限的生命。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