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协作会产生高于单个劳动的协同效应。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协作”的呢？

马克思论述了协作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作用，指出技术进步推动协作由简单向复杂转变，形成了协作的具体形式。协作广泛地出现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各个生产环节，不同的行业与组织之间发生结合提高生产效率。在古代社会，中国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完成离不开协作和组织分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马克思发现英国的一些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体化的协作，具体体现在“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固有的分工不断被打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生产从“个人行动”变成“社会行动”，协作出现了新的形式。“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的技术变革使得“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要素流动出现，“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协作促使“社会化”“共同的劳动”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具体方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然而这种生产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人类社会不断在进步发展，“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协作实现“否定的否定”。“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指出协作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原因在于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协作创造了生产力，创造出单个劳动所无法实现的生产率，也就是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协作为什么能提升效率？马克思指出协作在劳动过程中提高生产力的原因。

其一，协作具有同一性。协作符合行动的同时性，使劳动者在“同一个空间”集聚，为了“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实施“同一种操作”，实现“协同行动”。一方面，协作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协作提升了劳动者之间的沟通效率，“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瓦匠手递手把砖传送到脚手架，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特别在有限的短时间内，协作可以完成紧急的工作。

其二，协作具有系统性。协作是由单个劳动者相互联系结合形成的系统整体，单个劳动的总和与共同劳动有本质差别。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空间，协作下的劳动“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例如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使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较小的区域集中应用。由于“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协作节约了非生产费用，“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产生规模效应。

其三，协作具有社会性。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工人有计划地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指出，劳动的发展促使社会成员紧密结合，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协作过程客观存在着竞争的关系，激发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不甘落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协作能激发“个人的竞争心”“振奋精力”。此外，劳动者之间发挥了互补的作用。较多的工人聚集一起，个体的差异互相抵消，表现为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复杂的劳动过程也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例如，捕鱼过程中一人划船、一人掌舵、一人撒网。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指挥协调个人活动，执行生产总体运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指挥发挥着“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确保社会生产有序进行，“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以铁路举例指出，“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乘客必须服从铁路员工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管理发挥指挥社会劳动的作用，管理的生产过程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当大规模的协作出现后，资本家寻找特殊的雇佣工人行使管理的职能，“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另一方面，管理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指挥的协作生产，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指挥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资本家支付的是独立劳动力的价值并非协作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协作产生的超过单个劳动总和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家分文。如今，协作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大得多，资本家“不费分文”获得协作产生的生产力意味着剥削程度的加深。

社会化大生产日益深化，协作越来越重要。我们要用好马克思主义协作理论，提高部门协作、组织协作、国际协作水平。尤其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国际合作空间，提高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创造更大的价值。把握协作的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协作的集体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