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瓷系山海——将乐窑宋瓷精品展”在上海展出。千年前，将乐窑的瓷器经金溪，顺闽江，至福州、泉州等地的贸易港口，沿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千年后，对漳州半洋礁一号沉船、上海青龙镇遗址等的考古发掘，唤醒了这段尘封的记忆。
将乐，一个偏僻的闽北山区小县，何以能够通过一条溪流，便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寻觅·窑火千年
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武夷山脉东南一邑，因“在将溪之阳，土沃民乐，东越王乐野宫在是”，遂得名“将乐”，县名沿袭至今。丰富的瓷土、燃料资源，穿城而过的百里金溪，为将乐地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历史尘埃中的某个璀璨瞬间，窑火第一次在将乐点燃。泥土，在时间的低吟和火焰的赞歌中，奇迹般地化为造型各异的陶瓷，温婉地拥抱着这里的人间烟火，静默地诉说着此地先民的审美情趣。
斗转星移，曾经遍布将乐各村镇的窑火渐次熄灭，无数精美瓷器深埋黄土。连世居于此的将乐人，也不再听闻“将乐窑”的名号，记不起这片土地上釉彩斑斓的辉煌过往。
上世纪80年代，文博专家和民间收藏者以其专业之能和热爱之心，让将乐窑声名再起。
“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将乐县首次发现了宋代窑址，随后在各个遗址、窑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将乐窑瓷器。”将乐县博物馆馆长林薇说。遗憾的是，当时的考古发掘未能找到确证将乐窑起源的直接证据。
直到2003年，当年8月，将乐县大源乡西田村，福银高速公路邵武三明段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挥汗如雨。现场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接近一个被埋藏了数千年的秘密。突然，一声惊呼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泥土中挖出大量碎陶片，地下很可能有“宝贝”。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将乐县博物馆的专家闻讯而至。
经过抢救性发掘，大源乡龙渡树林顶遗址显露真容，陶釜、罐、豆、杯、支座、纺轮等数十件文物标本相继出土。这是将乐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成批出土陶器。其中，从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的陶支座格外令人振奋。陶支座是窑场用来烧制陶器的辅助工具。专家们推断，墓葬主人是一名制陶师，并由此推断在新石器时代，将乐地区陶业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可以想见，自那时起，将乐地区的制陶师就不断精进技艺，从陶到瓷，从青铜时代到唐宋时期，用钻研与劳作换来将乐窑的盛极一时。
2016年12月中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乐县博物馆组织队伍对将乐县万全乡碗碟墩一号窑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北宋中晚期的青白瓷、南宋时期的青瓷，以及独具特色的酱釉瓷。这些瓷器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器型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碗、盘、碟、盏、罐、瓶、壶、文房、明器等。
专家们在此发现了沿用至今的分室龙窑，并可明显看出从斜坡式龙窑向分室龙窑演变的痕迹，这为探讨福建省分室龙窑的起源提供了直接证据。林薇介绍，分室龙窑将龙窑窑炉内部窑床上设置数道挡火墙，墙体将龙窑内部原本连贯的空间分隔成为若干个单独的窑室，挡火墙底部砌筑有数量不等的通火孔，可以实现分室升温、选室烧制，减少废品率，提高烧成质量，充分体现了将乐先民在陶瓷业方面的智慧与技能水平。
此后，更多的目光向将乐窑投来。
2017年9月，“将乐窑暨中国南方地区宋元青白瓷学术研讨会”在将乐县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镛城，这次大会确定了将乐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的特殊地位。
2019年1月，“乐土瓷韵”福建将乐窑文物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将乐窑文物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外公开展示。
……
经过一次次发掘、研讨、展览，将乐窑以更加清晰的发展脉络、更为丰富动人的面貌以及不容忽视的研究和收藏价值，呈现在世人眼前。
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福建文博》编辑部主任陈邵龙总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近现代，将乐窑火绵延数千年，是福建地区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宋元时期，将乐陶瓷业在唐五代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烧瓷技术，窑业水平与景德镇窑、龙泉窑接近。这一时期，将乐窑业生产规模扩大，窑场林立，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将乐窑”。
听潮·海丝珍品
炎炎夏日，穿城而过的金溪是将乐人乘凉避暑的好去处。对关注将乐窑的人来说，这一溪流水还有着别样的意义——把将乐窑瓷器送上海上丝绸之路，让世界看到将乐的瓷文化荣光。
金溪，闽江支流富屯溪的支流，古称西南溪，是沿河各县的水上运输要道。金溪河面宽，水流量大，以前河面上常见大量竹排，运输木材至闽江下游。
代表着宋代将乐窑辉煌历史的碗碟墩窑址就在金溪边上。当地老人还记得，在窑址下面的金溪河边，原有一座运输货物的古码头，后因修建公路被填埋。
千年前，碗碟墩窑生产的陶瓷正是在这里装船，顺金溪而下，在顺昌直通富屯溪，后沿闽江而下，到达福州、泉州等重要贸易港口。
彼时，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泉州港客商云集。瓷器，正是当时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在海外价比黄金，供不应求。宋代《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多起考古发现印证了将乐窑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
2007年至201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海域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了五代至清代不同时期的沉船或水下遗存地点，出水遗物以外销陶瓷器为主，其中宋元时期福建地区不同窑场生产的青白瓷器尤为多见。
漳州半洋礁一号沉船出水了一批外销的黑釉瓷、青白瓷、陶盆、漆盒等。其中一组青白瓷标本，从其白胎、胎体稍厚、青白釉、圈足施釉不匀等的特征及其制作、烧造的工艺遗痕来看，与将乐县南口窑址芒口印花碗的特征最为相似，应是将乐南口窑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的产品。专家分析，该船应是从福州港载货始发，开往东南亚地区。
上海青龙港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2010年至2016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大量外销瓷，将乐碗碟墩窑址的产品就在其中。
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也发现有将乐碗碟墩窑的青白瓷和酱釉瓷。
将乐窑的特色珍品宋代凤首瓶也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将乐陶瓷业发展的影响。
祥云轩将乐窑博物馆内，馆长余学云正在向参观者详细讲解镇馆之宝——宋代将乐窑青釉莲纹点彩凤首瓶。眼前的凤首瓶器型端正优雅，釉色莹润自然。口径间塑一凤首，凤冠、凤眼、凤眉均点染褐彩，形神兼备。腹部的莲纹装饰恰似凤羽。
余学云介绍，凤首瓶约出现在三国末年，流行于魏晋南北朝。随着审美改变和东西文化交融，唐宋时期凤首瓶以新的面貌出现。瓶口采用四瓣花造型、颈部装饰弦纹，这些手法在西亚金银器中十分常见。“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将乐窑的产品远销海外，工匠也根据海上瓷器贸易的流行风尚不断调整工艺，从外来器具中获得灵感。将乐窑凤首瓶正是东方韵味和西亚风情的巧妙结合。”他说。
传承·古窑新生
千年前，将乐窑何以兴盛？
天时地利之外，人的因素不容忽视。
从西晋到宋代，我国北方几度干戈四起，中原先民大批南迁。位于闽北山区，居于闽江上游的将乐在当时堪比“世外桃源”，是中原先民的避难良所。北宋文学家杨时在《资圣院记》中写道：“将溪居闽之上游，地险而隘。鱼稻果蔬，与凡资身之具，无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乱，人乐居焉。”
南迁的中原先民中不乏制瓷工匠。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在将乐重燃窑火，给将乐陶瓷业注入生机与活力。陈邵龙在论文中写道：“据族谱、地方志等资料考证，宋代曾有多批江西（景德镇）的窑工来到将乐筑窑生产各类陶瓷。”能工巧匠，尤其是江西、浙江地区窑业技术人员的流入，使将乐窑业盛极一时。
追寻古代工匠的足迹，让窑火再起，是将乐当代制陶工匠们的追求。
取泥、清洗、拉坯、修坯、晾干、上彩、烧制……在将乐县安仁乡蜈蚣鼻大南坑自然村，陈振云父子以传统柴窑烧制陶瓷技术，经营着福建省唯一在烧的分室阶梯式龙窑。大南坑柴窑自宋元烧制至今，比著名的德化月记窑还要早上600多年。
自小在窑厂长大的陈振云，毕业后并没有选择从事陶瓷业。“那时候觉得做陶瓷活不下去。”他说。
直到2013年，表哥曾长和的一句话戳中了陈振云的内心，“你在这里干，最多是住上大房子、开上好车，但你回去把柴窑的工艺传承下去、弘扬开来，这个地方会记住你”。当时陈振云在厦门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当业务主管，这番话勾起了他心中对陶瓷的眷恋。
与此同时，随着多项考古工作的开展，将乐窑的名号被越来越多人知道，制瓷、建窑的手艺价值开始显现。陈振云果断辞职返乡，接过父亲的班，成为大南坑陈氏手工陶瓷制作的第十代传人。
陈振云多年不从事陶瓷业，一应工序都要重头练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每一个环节都熟稔于心。学习自家手艺之外，他还到中国美术学院系统学习陶瓷制作技艺，在将乐县的古街古巷、博物馆等深入了解本地文化和习俗，广泛学习传统文化，博采众家制瓷之长。
终于，陈振云被认定为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将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将乐分室龙窑建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需要守正，也需要创新。陈振云不断试验，研制出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厘米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给雕刻好的陶瓷瓶或陶瓷板装上LED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更多传承人正在成长。2017年起，将乐县职业中专学校与陈振云合作开办学徒制订单班，筛选对陶瓷制作感兴趣的学生，由陈振云授课。“通过校园教学、陶瓷厂研学，让更多人对制瓷手艺感兴趣。”陈振云说。
更多力量在“将乐窑”这个招牌下聚集。2021年3月25日，将乐县陶瓷技术协会成立，陈振云当选为会长。传承、弘扬将乐窑制瓷技艺，促进将乐县陶瓷行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工巧匠们不再单打独斗。
2024年将乐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突出特色，围绕西山纸、龙池砚、将乐窑等非遗工艺，以杨时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明为主题打造特色伴手礼和文创产品”。
历史悠久的将乐窑正以新的面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