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回味无穷的“项背”
孙绍振
（孙绍振，1936年生，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福建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历史人物如何进入学者和作家之笔，向来受到关注。钟兆云写项南，便是如此，我也一直期待有加。他今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第12期的长篇报告文学《公仆榜样》，题目无疑来自习近平总书记所撰纪念项南之文《长者风范，公仆榜样》。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钟兆云为此写作，用了三十来年的准备。
1989年国庆前后，我在担任福建省“青春·校园·社会”征文比赛评委会主任时，从众多来稿中读到钟兆云《一个业余记者的暑假》，眼睛为之一亮，和几位评委毫无争议地将其评为一等奖。我看出这位还没迈出大学校园的获奖者是写作的好苗子，但一个文学爱好者且不说走多远，能耐住细水长流、撑多久都是个问题，何况是他这个听说要被召回山区县执教的年轻人。
没想到，那个年头让众多有志留城学子叹为“蜀道难”的“定向委培协议”，竟没有成为钟兆云头上的“紧箍咒”，他居然破天荒地留在了省城，还分配到了省委某部门。据他后来说，功在文学，他在学生时代就陆续发表了十余万字习作，还挣着稿费读完大学，幸得一位爱才的伯乐高看，得以突破种种险阻，开了彼时福建教育界农村定向委培生改派留省城的先例。这个奇迹，在我当时执教的高校后来也难得一见。何况他是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因为高考数学成绩严重拖后腿，在扩招的浩荡“皇恩”中，才得圆大学梦。
“屌丝逆袭”后，兆云就一直没有怠慢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写作，继续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而且受着那个得了一等奖的征文指引，扎入纪实题材创作，经多方采访、查阅档案，26岁就出版了《百战将星刘亚楼》一书，受到海内外四五十家报刊同时连载，获得了全国大奖。接着，他又埋头写起了一百六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辜鸿铭》。省直机关的笔杆子渐渐有了点小名后，几个大部门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虔诚的报恩思想，却使他未改门庭，没成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这一个，还让人诧异地谢绝了有望调入首都的工作，以及省委某重要领导可能委以的秘书之任，甘之如饴地留在冷门单位，为的是能不负伯乐领导的期待和看重——这位伯乐曾开诚布公，挖空心思把兆云引进来，就是希望他坐得住冷板凳，日后成为有作为的党史专家和作家，打开党史宣传和教育的一方天地。他在心底牢牢记住了这话，虽然他毕业时，省城四个单位同时有意收留，但他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这位恩公坚定的决心，只怕别人会知难而退没个下文，谁不知道留城“难于上青天”呢。把他领入门的领导离休后，兆云特作《贵人》一文，感叹并赞美当时的风气和人心之好。我听说这事后，对这位在文学圈内时有接触的后生有点刮目相看，觉得他身上着实洋溢着客家人的纯朴、实诚、有骨气、重情重义等一干特性，而我的学生中，有不少与他同龄且出色的客家人。
兆云写项南，一大原因我想也是为了报恩，不仅因为项南是他学生时代的偶像，造福过福建人民，曾让他多次“望其项背”，还因为项南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落实了这位后生的请求——为其所著《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作序，那天早上还为此附了一张纸条，是为项南“绝笔”。兆云后来和我说起这份感动时，双眼模糊，流下了泪，说自己当时向项南遗像鞠躬时，就立下了要为这位“非常之人”立传之心。兆云之所以要和我说上这些，是因为他看过我写项南的纪念文章，而且从我这里挖到项南有恩于我的一段珍贵往事，自然而然也把我引为“项粉”。
在写项南前，兆云已有不少传记文学、报告文学作品问世，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学术论文等在内，洋洋上千万字。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印证的也恰是他的勤奋和执著。
传记创作是以坦诚与谦卑心态，戴着镣铐跳舞。传记文学由于是文学和史学的结合，受限更多，某些情节是“打入冷宫”还是摆上台面，素难把握，想要写好委实不易。优秀的传记作家需要具备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多重视角，所以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司马迁的《史记》人物列传、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以及路德维希、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均出自伟大作家之手，经得住岁月的考验。作为一位在传记文学领域不辍笔耕三十年的作家，兆云的传记作品并不限于党史题材，还面向文化、教育和国际商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如他自况的“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力”“传记创作需要真情真意，必须将真进行到底”那般，其传记作品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他把最宝贵的年华、火一样的热情，都献给了纪传体文章的创作，《公仆榜样》的价值和意义为他新增了“一说”。
与兆云相识多年，他直率健谈、谦逊温和，却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是个温吞水般的老好人，这从他矢志树碑的人物也可看出端倪。刘亚楼、邓子恢、江一真、项南乃至辜鸿铭……哪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好人、骑墙派？！项南逝世当年，兆云写《项南在福建》，就因故差点闯祸，新书还未褪去温热就被省里某“左”公勒令封存，但他并没有因此“谈虎色变”，骨头反倒越发硬朗。二十年后他顶着多方压力，不遗余力地宣传、讴歌他心目中认定的“非常之人”项南，始有这部让人拍案叫好的《公仆榜样》，如是这份“执拗”让人感动。
项南是政绩卓著的改革家、造福百姓的实干家，自始至终都拥有真挚、坦荡、如榕树虬根般不屈的精神。兆云这部新作品不啻是致敬这位至今仍遭受不平待遇的先贤的一瓣心花，他的创作动机，以及这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别有韵致的文本，和项南的背影一样，耐人寻味。
在我看来，兆云与其说是借《公仆榜样》向项南感恩、致敬，不如说是感恩和致敬那个炼成了项南那代公仆、造就了光风霁月精神的非凡时代。能不畏压力，坚持为时代书写，并再三向高层呼吁能还项南一个公道之人，也必然能为读者所感动。
这也是我事隔三十多年后，对兆云的新了解、新认识，并对他寄予新厚望。
（作者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立像
——读钟兆云长篇报告文学《公仆榜样》
傅 翔
（傅翔，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一级文学创作。）
有的人你一辈子也不可能写，有的人你不写则永不得心安。对于连着30年书写各路英雄的钟兆云来说，项南正是他心中久久不能放下的一块“巨石”。熟知钟兆云的人一定知道，他对项南这个人物怀有怎样的敬意，又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感情。据说，他曾在讲座中为项南数次哽咽，当众洒泪；据说，他在写项南的传记中几度泪湿衣襟，泣不成声。就是这样一位真性情的汉子，二十年来他遥遥地引项南为知音，终于得偿夙愿，为我们捧出了一部过硬的作品——《公仆榜样》（刊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12期），成功塑造了文学艺术中的“这一个”公仆形象。
项南，一个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急先锋，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不谋个人私利的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一个勇于改革、无畏无惧、大公无私的“项大胆”，一个一心为民、为民解忧、爱民如子的“项青天”，他的身上凝聚了太多感人至深的事迹，也留给了今天太多的财富与启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价的“长者风范、公仆榜样”，项南正是这样一位敢想敢做、爱憎分明的好干部，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人格魅力，他的故事与传说流芳后世。
迄今为止，《公仆榜样》是我看到的有关项南作品中最打动我的一部。读之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与升华。它出自一位作家兼历史学者之手，不仅力求真实可信，而且力求传达出项南这个人物的全貌。无论是历史与社会对其评价，还是他的内心与精神世界，作者都深入刻画，精雕细琢，有出处，有来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廓清了历史的迷雾，还原出一个真实可信的项南。就这点来说，作者的匠心不说，用意可谓良苦，也从另一个侧面提供出一份文学版的信史。正是有了这种对人物或人物史料的有效处理，这部作品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当然，作为报告文学，作者更看重的是如何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并不急于为传主正名或打抱不平，而带着充分的自信，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不厌其烦地采集到许多详实的细节与故事以正视听，也采访了尽可能多的当事人以证其言。作者在这里下的功夫是显而易见的，也令人感动。毕竟，作为一部关于一个政治人物的报告文学，真实与生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后世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样，真实性与文学性都是作者的追求。
洋洋30万言中，作者用一支灵动的笔，展开了对项南鲜活生动的描摹与刻画，因此，我们看到了远多于史实的细节与想象。也许，在作家心中， 如何让项南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英雄的形象更加富有人格魅力，更加丰满与传神，才是他矢志不移的目标。作为一部非虚构的文学作品，这点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以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达到真实可信，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文学要求，过多的虚构与想象不仅无益，而且有损人物的真实。
显然，作者不仅希望这部书为社会所公认，还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为此经过了精心准备，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不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就单说采访那些当事人，由于时过境迁，其中的难度就可想而知。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这部报告文学就是写出了特定的社会关系造就的特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了特定的影响。如果不顾人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不把人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就不能写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在撰写这个当时备受争议的改革家时，作家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群体中的人，他抓住人物的特质，把项南置身于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而深入到项南与身边这些人物微妙的关系中，揭微显隐。一个不计个人得失，一往无前，心胸宽广，襟怀坦荡的改革者形象，就这样映入眼帘，并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作者不避讳，不回避，我们由此读到了一个更真实可信的改革英雄，并借此向主人公和他那一拨思想解放、无私无畏、运筹帷幄、光风霁月的先锋人物表达敬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刻写项南的“好”，而以别人的“坏”来衬托，他对历史人物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
作为改革先锋，项南的功过是非评说甚多，如何真实地再现与还原，如何塑造这么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书中，作者没有掩饰，没有偏袒，客观直书，也正是由此，项南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丰满。正是这种争议、这种矛盾下的深入刻画，历史与人物才有了更丰富、更真实的内涵。也正是对争议、矛盾深入骨髓的追溯与剖析，作者情不自禁，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情与眼泪，我读之也常常热泪盈眶。
当然，要达到上述要求，选材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在众多的人物与事件之中，如何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取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以及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这是一种智慧。对于项南而言，作者截取了项南在改革开放两个先行省份之一的福建执政的这一段时间详加记述。项南在福建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其间所做的事可谓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作者在海量的资料与素材中加工、提炼，有的一笔带过，有的摒弃不用，重点写了大念“山海经”、兴建厦门特区、“松绑”、打好“台侨牌”、情系生态民生及催生民营经济“一枝花”、躬身扶贫等大事件，从而鲜明地刻画出了项南的性格，也表现出他那非凡的功绩，从而也揭示出历史的进程与时代的变迁。
在作品中，作家不仅重点写了几个历史的大事件，也花费了很大的笔墨在项南的人格魅力的塑造与刻画上，如“老将先行”“舍我其谁”“天地人心”“匍匐扶贫”等章节，就更为有力地触及了项南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这些事件与故事显得格外鲜活与生动，这显然得益于作家对细节的把控能力。正如茅盾所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非虚构作品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的发展方向。兆云无疑深谙此道，他掌握的细节绵密细腻，新颖别具。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让我们对项南的形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与发现；正是因为这些花费了大量心血的细节，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更加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可亲可敬的改革家。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公仆榜样
钟兆云
（钟兆云，闽人，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现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校思政课特聘教授。出席过全国第五届青创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九、十届全国代表大会。15岁开始发表习作，迄今已著有2000万字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刊物，屡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入选各种选本，并被英译。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若干，获奖若干。有长篇电视连续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
他的去世，对我来说，少了一位可以就教的良师，失去了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同时，也使我们这些过去常常聆听他那些真知灼见的后来者，时时感到肩上承担的继往开来的责任。
——习近平：《长者风范，公仆榜样》
第一章 老将先行
天降大任，开路先锋低调上马
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长过英群叫了部伏尔加牌旧式轿车，前往福州火车站接新任省委书记项南的秘书，到月台后吃了一惊，项南本人也在这趟列车上。
1980年底，福建省委就忙着为项南到任做准备，项南坚决不同意派专人赴京接他，只要求送去一大捆省情材料。项南预定启程南下的前一天，省委接北京来电，说项南同志临时有事推迟动身，两位秘书先打前站。如此一来，接站这事儿就交给过处长了。谁知这是项南玩的一个小“把戏”，为的是不让省里兴师动众。
过英群傻眼间，头戴鸭舌帽、身着老式棉袄、脚穿一双黑布鞋的项南，已来握手了。他醒过神来，一边恭请项南到贵宾室，一边急急找电话要向省委秘书长报告。项南拍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不必惊动其他同志，我们现在就走！”不由分说地，他已迈开流星大步向前。过英群在两位秘书示意下，只好帮他们提箱拎包，跟在项南身后，内心忐忑着，随人流出了车站。
停在广场一旁的老爷车，在冬日朝阳的映照下，闪出一片亮光。在过英群看来，像是冒出了一股寒碜气。看到一位六旬开外的老头笑呵呵地坐上了副驾驶座，司机老洪还打趣地问：“过处长你不是说接两个秘书吗，怎么一下来了仨，是哪个领导的亲戚搭顺风车吧？”
“别胡说，这是项书记。”过英群边说边使眼色。
“项书记，项……”司机噤声。
过英群和两位秘书依次上了车。前二后三，加上行李，就显挤了。“挤一下不要紧，挤一挤也暖和……”项南快人快语，让初次见面的司机很快就消除了拘束和紧张感。
引擎发动，老爷车上路后的呜呜，在司机老洪听来，却像是一首歌。这位被随意点将的省委车队司机，倍觉精神，以前总嫌这车低档，没想今天还坐上了高级首长，新来的省委书记就是他开这部车给接来上任的！
像项南这样堂堂一个省级大员，从千里之外悄无声息地走马上任，还真是不多见。
过英群事后责怪项南秘书何椿霖、鲁恩琦，那天不该跟着项书记“合伙”骗人，害得他被省委秘书长狠批了一通。两位秘书却都说：轻车简行是项南同志的老习惯了。他当农机部常务副部长时，家住离部里四站地的公共汽车站附近，自己骑自行车上班，那车啊，除了铃不响，啥都响。后来大家都有意见，说万一出个交通事故可怎么办。他就来了个折中，偶尔才坐小车。
那些年，过英群接送过不少大干部，还没遇见过这一出呢。上车后，他呆呆地望着面前这人的背影，在回答对方抛出的话题时不觉都有些走神：福建情况这么复杂，眼前这么个温和的老头，镇得住吗？他的腰杆看上去直是直，可都这把年龄了，不会被压弯吧？
不独过英群，项南南下履职时，就有人这么明里暗里，当面背后，抛出过一问又一问。
此时的项南，年过花甲，面对迎头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却依然是青春做伴，雄姿英发，年初倚马而就《展望八十年代》，起笔就放言：“八十年代，中国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他为国家许愿，字里行间透出预言家的世界眼光和对这个国家的一往情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他清晰地感受并强烈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时代正伴着春天的脚步款款而至，一个千年未遇之变革，在向有志者召唤。
“狂飙为我从天落”，1980年年底，恢复工作不过两年的他，就被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使命相中了，要向南履职，回到家乡福建出任一方疆吏。是年9月2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摸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此，中南海先是决定派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替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任命农机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项南担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一年后任第一书记）。
他们是彼时走出过国门为数不多的高级干部。不同的是，任仲夷去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项南去的国家不仅多，而且除了社会主义的“老大”苏联，还有资本主义的“老大”美国，以及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两位老将思想解放，受命分头率领两省先行一步前，就具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并抱有巨大的热情。拿项南来说，不止一次地向中央领导提出对资本主义要有个辩证看法，应对经济等体制进行改革，还积极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在香港得知深圳罗湖湾群体逃港事件后，忍不住在日记上感叹一番：“没有大胆的改革，经济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1981年1月12日，45次列车迎风南下，项南思绪飞扬。当年跟着从事中共地下党和“特科”工作的父亲项与年离家，还是个伢子，而今带着“第二次革命”的伟大使命还家，却已是花甲之年，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赴任前，中央领导先后密集找谈，表明中央高层对此任命的重视。
受命之日，他就知道，此去没有回旋余地，更无退路，如果福建和广东“先行一步”的试验成功，就能以点带面地在全国推开，即使失败也不致全盘皆输，动摇根本。然而，他更明白，这种“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改革开放的全国一盘棋中，“摸着石头”过不了河，失去自身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不说，重要的是势必影响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堪称“街亭虽小，干系重大”。他也知道，去有特区的地方做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先行者，必定面对层出不穷的禁区和雷区，还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发问，甘做改革开放马前卒的项南心口如一，话语铿锵，那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毫不逊于年轻人。人言“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却倒过来说“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并称发明权归叶剑英元帅。顺序一改，境界大变。
项南向南，热气腾腾地从冰天雪地中启程。意外接到省委新书记的过英群，只是觉得这个老同志精气神不一般，哪知竟是如此不一般。省里对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还在评头论足，对外开放的大门只是微微露了一条缝。再就是干部政策、地下党政策、华侨政策、台胞和知识分子政策等的落实工作基本按兵不动……林林总总的问题，加剧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这个看似一团和气的新书记，能改变什么呢？
眼前的身影虽然高大魁梧，但过英群还是给他打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多年之后，过英群情动于衷地说：“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项南的生命起自家乡福建，他堪属‘非常’的人生，也起始于回家乡福建任职之后！”
